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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古代异域移民遗存研究

摘要: “中国秦汉至宋元时期,百济、高句丽、新罗、粟特、波斯、吐火罗等异域移民洛阳生活,留下了墓葬、墓志、碑刻、造像、题记、经幢、佛龛等大量文化遗存(以墓志居多)。不仅反映了古代异域移民在洛阳生活、信仰、习俗等的情况,也体现了中原王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政策,本书从异域移民遗存着手,整理研究了古代居洛异域移民遗存,并对祖源氏系考证,客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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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汉至宋元时期,百济、高句丽、新罗、粟特、波斯、吐火罗等异域移民洛阳生活,留下了墓葬、墓志、碑刻、造像、题记、经幢、佛龛等大量文化遗存(以墓志居多)。不仅反映了古代异域移民在洛阳生活、信仰、习俗等的情况,也体现了中原王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政策,本书从异域移民遗存着手,整理研究了古代居洛异域移民遗存,并对祖源氏系考证,客观展示了古代洛阳异域移民的生活风貌和祖源流变,为相关学术研究、异域移民寻根问祖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01

本书概况

《洛阳古代异域移民遗存研究》


编者:洛阳丝绸之路博物馆
作者:王军花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新佳图书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86.00元
ISBN:978-7-313-27423-6

内容简介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有105位帝王先后在此登基主政,悠久的历史给洛阳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洛阳数以万计的文化遗产中,有一类尽管数量占比很小,质量也非最精,但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历来为世界所瞩目,那就是百济、高句丽、新罗、粟特、波斯、吐火罗等异域移民,在洛阳生活过程中留下的文化遗存,包括墓葬、墓志、碑刻、造像、题记、经幢、佛龛等,其中以墓志居多。这些文化遗存不仅反映了古代异域移民在洛阳工作、生活、婚姻、宗教信仰、丧葬习俗等方面的情况,而且也体现了中原王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政策,为研究古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本书从异域移民遗存着手,对古代居洛异域移民的遗存进行整理研究,对祖源氏系考证,以期客观地展示居洛异域移民当时的生活风貌和祖源流变,从而为相关学术研究、异域移民寻根问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等提供帮助。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洛阳古代百济、高句丽、新罗移民遗存研究
第一节 百济移民遗存

一、百济王扶余义慈葬地考

二、百济移民墓志

三、龙门石窟“一文郎将妻扶余氏”造像记

第二节 高句丽移民遗存

一、北魏皇室高句丽移民遗存

二、唐代高句丽泉氏家族遗存

三、唐代高句丽高氏墓志

第三节 新罗移民遗存

一、北魏新罗王氏家族墓志

二、唐代新罗国王孙圆测遗存

三、龙门石窟“新罗像龛”

第二章 洛阳古代粟特移民遗存研究

第一节 洛阳古代粟特移民的生活及遗存状况

一、洛阳古代粟特移民遗存的发现

二、洛阳古代粟特移民身份

三、洛阳古代粟特移民居住区域

四、洛阳古代粟特移民婚姻状况

五、洛阳古代粟特移民宗教信仰

六、洛阳古代粟特移民丧葬习俗

七、洛阳古代粟特移民族属界定

第二节 康国移民遗存

一、康国移民墓志

二、康法藏相关遗存

第三节 安国移民遗存

一、安国移民墓志

二、安思泰石塔

第四节 其他粟特移民遗存

一、西晋安文明妻支伯姬墓

二、何国移民遗存

三、曹国移民墓志

四、史国移民墓志

五、龙门石窟有关粟特移民碑刻题记

第三章 洛阳古代西亚移民遗存研究

第一节 波斯移民遗存
一、《阿罗憾墓志》
二、大秦景教石经幢
三、龙门石窟唐代景教瘗穴
四、元代波斯文铜令牌
第二节 吐火罗移民遗存

一、《罗甑生墓志》

二、《赫连钦若墓志》

三、龙门石窟吐火罗僧人宝隆造像龛

第三节 突厥移民遗存

一、《□彻墓志》

二、《史乔如墓志》

三、《史孝章墓志》

第四章 洛阳古代印度高僧遗存研究

第一节 古代洛阳与古印度的交流
第二节 洛阳古印度高僧遗存

一、白马寺印度高僧墓葬

二、龙门石窟印度僧人遗存

附录

附录一 洛阳出土异域风情文物撷英
附录二 洛阳出土古代异域钱币一览表
附录三 古代洛阳与异域交往大事记(年表)
墓志征引书目
后记


02

精彩文摘

镶嵌琉璃、玉钢镜(战国)

1928—1934年洛阳东郊金村大基出土,现藏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直径12.2厘米,圆形,面光平,背中央以镶嵌的蓝、白色同心圆琉璃珠为组,圆形组座由玉环镶嵌而成。这件铜镜镜背上镶嵌的蓝、白色琉瑶或玻璃珠及蓝白相间的同心圆纹,与洛阳西小屯战国墓中出土的玻璃珠相似,具有鲜明的西域文化特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该铜镜镶嵌的玉及琉璃极具文化特征,极大地改变了铜镜传统的纹样及制作工艺,色彩亮丽,对比强烈、和谐,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锏镜纹样风格及色彩效果,是一件绝无仅有的铜镜珍品。

搅胎玻璃瓶(汉代)

1987年洛阳市郊区汉慕出土。高13.5厘米。口稍大,宽平沿,圆唇,长直颈,垂腹,圆寐内凹。玻璃瓶颐色浅黄泛绿,总体呈半透明状,器壁从口到寐有旋转的白色拉丝花纹。外表有锈蚀层,内层呈金黄色,较薄,迎光转动可变成蓝色;外层为褐色,带白斑,略厚。造型精美,质地坚硬,扣音清脆,花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该器的制作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玻璃制造工艺水平,是古代玻璃制造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属于典型的1世纪前后罗马玻璃制品的风格。其确切年代为2世纪左右。这类搅胎拉丝的玻璃工艺,罗马时代往往用来制造一些佩戴所用的串珠。我国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遗址和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东汉基中即出土有这类罗马风格的料珠。由于当时移居洛阳的西域胡人的引进,罗马久负盛名的“大秦珠”遂又享誉京都。东汉诗人辛延年《羽林郎》云:“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姫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

骨归义胡王金印(西晋)

1973年洛阳孟津征集。高2.6厘米。印面呈正方形,篆刻“晋归义胡王”五字,印组驼形。“归义”,即归化、降顺。“胡”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晋归义胡王”是西晋时匈奴归化部落首领的封号,当系居住在凉州的匈奴归化后为晋武帝所封。这是晋朝廷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建立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以减少边疆战争的一种具体措施。这枚金印反映了西晋时期我国西北境内部落内迁、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

彩绘陶“昆仑奴”蹲坐俑(北魏)

1965年洛阳老城区元配墓出士。高9.5厘米。“昆仑奴”并腿蹲坐作蜷缩状,右手抱头,左手横置于双膝之上,头埋于两臂之间,满头卷发,着红色衣裤,腰粜带,足穿长筒皮靴。它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异族少年低头掩面、缩成一团的形象,所反映的是北朝贵族官僚或富室之家中的一种外族冢奴。“昆仑”一词,在中国古代除指昆仑山外,还指黑色的东西,所以古人沿用此义,将黑色皮肤的人统称为昆仑人。“昆仑奴”是古代中国的异族奴隶。

彩绘男胡人舞俑(北魏)

1990年洛阳偃师染华墓出土。通高15.9厘米。胡人舞姿,深目高鼻,浓眉,短发卷曲,着窄袖胡服,腰束带,缚裤,穿长马靴。左臂半侧举,右臂平伸,作转体状,左腿直立,右明拍起半曲。上身涂红,下身涂白。发、眉、髯涂有黑色。造型优美,动感十足,弥足珍贵。

褐绿釉胡人舞乐图陶扁壶(北朝)

1984年洛阳孟津采集。高13.2厘米。壶为扁圆形,腹体上窄下宽,小盘口,短颈,椭圆形假圈足。肩安忍冬叶形双系。壶两面部中心均有七人一组胡人舞乐图案,四周为连珠纹圈带。图案中央一人起舞于莲花廑上,右手上举,左手下垂,两边各有一人伴舞,其余四人站立于分支莲花座上,持乐器作伴奏状。人物皆深目高鼻,西城人形象,反映了当时我国中原地区和西域少数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背景。

东罗马帝国金币

拜占庭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491—618)时期铸币。2012年洛阳涧西衡山路北魏大墓出土。直径2.1—2.2厘米,厚0.16厘米。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金币正面雕着东罗马帝国利奥王朝最后一位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正面像,他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头后随风飘舞的不知是饰带还是头发,盔甲和帽子上点缀着珠宝,右手操着一把长矛;背面是手持十字架的维多利亚女神立像。这枚东罗马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时期金币的铸逍时间为491—518年,光亮如新,品相完好,国内罕见,且有确凿无疑的发现地点,可以明确断定其流人中国的年代和铸造时间,因此弥足珍贵。它跨越万里,从通远的欧洲来到中国,见证了北魏时期的东西方交流盛况,见证了大都市洛阳的辉煌,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奇迹。

彩绘胡商俑(唐代)

1952年洛阳县文教局采集。高23.5厘米。该俑头戴尖毡帽,深目高鼻,大胡须。身着右衽翻短袍,腰系带,作躬身弯腰步行状。右手携货囊于背,左手提一单把波斯式壶。全身原施粉彩,现彩已剥落,露红胎。该俑造型生动自然,雕塑精巧,是唐代沿着丝绸之路来中原经商的栗特胡商形象特写。从南北朝到唐朝,在沿丝绸之路及周边的于闻、楼兰、高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大小城市里,分布着一个个粟特移民聚落。他们善于经商,长期在丝绸之路上充当“中间商”的角色,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三彩高胡帽牵马胡人俑(唐代)

1981年4月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通高67凰米。胡人形象,体形高大,络腮胡须,深目高鼻,头戴尖顶毡帽,双手曲置于胸前作牵马状,外着绿色大翻领的浅黄色大衣,内穿短裙,腰系宽带和布囊,足穿黑色长简尖头靴,立于前宽后窄的底板上。洛阳发现的三彩胡人牵俑一般伴随着三彩骆驼或三彩马出土,传递出盛唐时期商旅驼群纷至沓来、长途跋涉、穿越荒漠、沟通中西的信息。

三彩驮丝骆鸵(唐代)

1981年4月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通高89厘米。骆驼昂首张口,作行走嘶鸣状。两峰左右对倾,四蹄前后分开,立于平行四边形的底板上。体施棕黄釉,头上、颈下、前肢处的毛和驼尾均为白色,尾曲卷附于臀上。背上垫黄、白、绿三色花毯,两峰从毯的孔中露出,峰间搭兽面驮囊,囊下垫夹板。囊前后有绿色丝卷和绸卷,丝卷的两头分别系有小口瓶、鸡头壶、干粮袋和肉块。骆驼体格健美雄浑,形神俱佳。引人注目的是驮和夹板上所驮的丝绢、肉块等物品均为内地所产,携带的小口瓶、鸡头壶等三彩器皿,无疑是中国当时三彩器出口的绝妙、真实的写照。这是一件反映唐代中原沿丝绸之路对外经商史迹的重要文物资料。

绿釉载丝骆鸵(唐代)

洛阳出土。高49.5厘米。短颈高背,作昂首嘶鸣状,前、后颈和前上腿有长毛,细尾下垂斜贴于臀部,脚踏长方形寐板。背上铺圆毯,两峰之间置一驮囊,驮囊两侧挂有水壶和丝绢等物。骆驼是古代中原与西域交流的重要交通工具,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缕缕乔丝织友情,鸣驼千里传佳音”,一列列胡商驼队不远万里伴着驼铃声风尘仆仆而来,满载丝绸和内地名产宝物而归,真实再现了丝绸之路驼铃悠扬、中外贸易繁盛的景象。

三彩男胡人骑马乐俑(唐代)

1981年4月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通高43厘米。骑者为胡人,络腮胡须,头戴黑色幞头,穿绿衣,骑赭黄马。马挺立于长方形寐板上,骑者双手作击鼓状。骑马乐俑属于马上军乐队,是鼓吹仪仗队的成员。鼓吹乐,是吹管乐与打击乐合奏的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其吹奏的乐器一般有鼓、长角、笳、笛、箫等,所吹奏的乐曲节奏鲜明,声音洪亮高亢,风格古朴威猛,比之先秦的雅乐、丝竹器乐,具有明显的雄壮、粗犷、刚健、热烈的特色。安菩夫妇墓中出土的三彩骑马乐俑是粟特人音乐文物中的一个精品。粟特民族在舞蹈、器乐、音阶调式、音乐理论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更有大批的粟特乐人、舞伎来到中原,他们或擅长歌舞,或精于器乐,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音乐桥粱梁。

东罗马金币

东罗马皇帝福克斯(602—610》时期的铸币。1981年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直径2.2厘米。圆形,正面为一戴王冠、留长须的半身男做,男像两侧有十字架,左边缘处有铭文“FOCAS";背面是胜利女神,右手持长柄钩状器,左手持上立十字架的球体,右边缘处有铭文“VICTOPIA”。该枚东罗马金币,为皇帝福克斯时期所铸,系洛阳出土的第一枚外国金币,对研究唐代中外交通史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波斯银币(唐代)

1955年洛阳老城北郎山唐墓出土。直径27—28厘米。不规则圆形,正面饰王者半身像,背面中央有一祭台,两侧有祭司两个,台盘上端有珠形物10枚,左侧有五角星,右侧有一弯明月,两祭司后部和正面王者像前后都有外国文字。据考证其系波斯萨珊王朝时铸造。波斯银币与东罗马金币同为洛阳丝绸之路的遗存。

玻璃瓶(唐代)

1970年洛阳市郊区关林唐基出土。高10.8厘米。小口,圆唇,束颈,鼓腹,寐内凹。玻璃表面有一层锈蚀薄膜,显现出与玻璃相一致的平行波纹。该器由外国传人,对研究中外交流史有重要价值。

胡人牵驼驮丝图璧画(唐代)

2005年洛阳唐代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出土。发现于墓道东、西两壁,均为一人牵一驼。其中东壁牵驼图,高2.01米,宽1.80米;西壁牵驼图高2.10米,宽1.93米。造型精美,线条流畅。胡人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络腮胡须,身穿翻领末腰长袍,足穿长筒尖靴,牵驼前行。骆驼体形高大矫健,仰首抬谛而行,尤其是西璧出土的骆驼背上载有丝绸和胡瓶,内涵更为丰富,生动再现了各国商人来到洛阳装载丝绸西行,走上丝绸之路的场景,反映了唐代的社会场景和世俗风情,体现出洛阳作为国际贸易都会的城市地位。

三彩鹰首壶(唐代)

1965年河南洛阳东郊塔湾村出土。高32.5厘米,底长10厘米,宽9厘米。壶身修长,椭圆形口,颈上部塑一鹰首,鹰首上方为壶口。鹰嘴微张,口衔珠,属于壶的流部。壶腹呈椭圆形,下有喇叭形高足。肩腹与鹰首部分有一如意形粗柄。遍身施赭、绿、蓝、白等釉色,每种颜色都星现出从浓到淡的层次。壶腹两面纹饰不同,除浮雕忍冬花和海石榴外,一面是凤鸟纹,一面是狩猎纹,显得新颖而华丽。鹰首壶是唐代陶瓷器中新发现的造型,是思维活跃的工匠们将波斯萨珊帝国的鸟首壶瓶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艺术造型,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

彩绘陶罗马人头像(唐代)

洛阳出土,高13.2厘米,宽6.5国米,洛阳博物馆藏。头像表现的是唐代罗马人形象,头戴毡帽,深目高鼻,络腮胡须,下有一覆斗形寐座。

白瓷鹰首盖壶(唐代)

2005年洛阳洛龙区出土,高38凰米。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小口,细颈,椭圆形腹下垂,下带高圈足,口沿至颈部有环形手柄。上带盖,为鹰首状。它是由外城传入中国的一种贮酒器具,最初的材质为金、银,传入本土后用陶瓷等工艺仿制、改制。因它来自西方,又多为胡人使用,故又称胡瓶。胡瓶最初的制作与使用地是波斯、栗特及东罗马帝国。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西方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带柄、椭圆形腹的高体壶。在罗马帝国时代,中亚、西亚地区广泛将它们作为生活用具,直到伊斯兰时代,这种壶仍旧可以经常见到。

(本文原图略,原图可见本书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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