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作为上世纪90年代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因其出土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成为学界研究汉代敦煌、西域，以及与中原交流往来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悬泉置共出土简牍（包括残断者）约33399枚，其中有字简牍21399枚[1]，内容涵盖了汉代敦煌郡的政治运作、经济发展、军事布局、对外交往、民族交融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是汉代丝绸之路史上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关于悬泉汉简研究成果的情况，先后有韩华《1995—2005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2]、马智全《悬泉汉简二十年研究综述》[3]和刘全波、李若愚《敦煌悬泉汉简研究述评》[4]作了系统而全面地总结和介绍。近年来随着敦煌悬泉置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和相关讯息的陆续公布，悬泉汉简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然而目前学术界鲜有人提及。因此，笔者着重对2019—2023年间敦煌悬泉汉简相关研究作一回顾和梳理，旨在为学界同仁提供学术上的便利。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近五年来，敦煌悬泉置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与出版，主要集中在《悬泉汉简》系列和《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

2019年以来，在张德芳先生的主持下，《悬泉汉简》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2019年）《悬泉汉简（贰）》（中西书局，2020年）《悬泉汉简（叁）》（中西书局，2023年）的整理出版，将悬泉汉简的研究和认识推向了新的高度。同时，《悬泉汉简》的整理发布也是对《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5]《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等早期研究成果的重要补充和深化。这些论著虽然选取了悬泉汉简中的部分重要册书和简文进行释读和研究，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技术手段，无法全面展现悬泉汉简的丰富内容和独特价值。

2023年12月，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博物馆与敦煌市博物馆等联合编著的《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6]（简称《发掘报告》）正式出版，标志着敦煌悬泉置遗址三十年考古资料整理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全书以科学系统的方式，详尽记录了敦煌悬泉置遗址在1990至1992年间田野发掘的全过程，补充了此前《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7]中的更多发掘细节，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这一汉代重要遗址的认识。《发掘报告》不仅对遗址中出土的各类器物、帛书、纸张文书以及墙壁题记等重要文物进行了清晰概述，还明确了遗址各区探方、层位出土简牍的情况。特别是依据出土文书类别对悬泉汉简进行了科学规范的命名，如有明确纪年和文书名称者，以“年号+文书类别”命名；无明确纪年和文书名称者，直接以简文内容命名。为此后的简牍命名提供了科学思路，在西北汉简的整理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外，新刊布的悬泉汉简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首次向学界公开了悬泉汉简的彩色图版、红外线图版、新校释文及简牍形制尺寸表等基础信息，真实再现了悬泉汉简的原始面貌，极大地丰富了简牍的内容信息，为学界研究简牍形制、书写习惯以及保存状况等方面提供更多细节和可能。

（一）悬泉汉简文书研究

姚磊《悬泉置鸡出入簿再认识》[8]重新调整了“鸡出入簿”的顺序，认为该簿书的性质属于“四时簿”，而非上计文书。另外，针对簿书中的鸡价存在虚高的情况，则可能是因官商勾结或吏员通过压低价格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造成的。邱文杰《悬泉汉简所见许嘉、冯奉世宦历及相关问题考证》[9]基于悬泉汉简的记载，纠正补充了《汉书》中对许嘉、冯奉世二人在官职迁转过程中的疏漏。孙富磊《悬泉汉简所见汉代文书传递方式》[10]对悬泉汉简中出现的邮行、次行、驿行等文书传递方式进行了考察。常燕娜《敦煌悬泉置出土古纸考述》[11]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400余件古纸残片进行分类整理，指出时代最早的麻纸可追溯至西汉时期。同时，这批古纸展现出我国古代造纸技术从早期浇纸法逐渐改良为抄纸法、从最初用于物品包装逐渐成为书写材料的发展趋势。李迎春《悬泉汉简与汉代文书行政研究的新进步——以公务用券和简牍官文书体系为中心》[12]聚焦于悬泉汉简中的公务用券和简牍官文书体系，指出悬泉汉简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学界关于汉代简牍官文书体系的认识，为重新思考汉代简牍官文书分类提供了思路。

孙富磊《悬泉汉简所见“鞫所式”考》重新编连了悬泉汉简中5枚涉及赦罪、刑徒刑期的简册，并根据册书内容将其称之为“鞫所式”，也就是汉代官方处理刑徒刑期时提供抄写的行政文书范本。曾磊《悬泉汉简“传信”简释文校补》[13]对悬泉汉简部分传信简进行校订，纠正了前人释读中的错误和遗漏，补充了缺失的信息，使得学界对传信简内容的理解更加完整、准确。袁雅洁《<悬泉汉简（壹）中出入符初探>》[14]将悬泉汉简中记录出入关者的籍贯、姓名和田亩数等信息的简牍归纳为“田关外以符出者”，并指出这些形制相同的符或许与吏及家属出入符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二）历史地理相关研究

悬泉汉简“驿置道里簿”详细记载了从武威到敦煌沿途驿置之间的道路里程，与居延新简“驿置道里簿”相互补充，共同勾勒出从长安出发至敦煌间丝绸之路东段的具体走向和重要节点。武鑫、贾小军《汉代张掖郡驿置与道路交通考》[15]依据居延里程简（EPT59：582）和悬泉里程简（Ⅱ90DXT0214①：130）的记载，对汉代张掖郡境内的删丹、日勒、钧耆置、屋兰、氐池、觻得、昭武、祁连置8处驿置进行定位和考察。随后，贾小军还对汉代酒泉郡、敦煌郡驿置作了考述。王含梅《汉代酒泉郡十一置新考》[16]同样依据悬泉里程简的文本形式和书写体例，但她认为汉代酒泉郡十一置中不包括祁连置。

在交通路线与政区复原方面，苏海洋《西汉长安通姑臧南道交通线路复原研究——以悬泉汉简Ⅴ1611③：39A、B为基础”》[17]以悬泉汉简Ⅴ1611③：39中有关武威姑臧经天水平襄、凉州刺史治至长安的线路与里程为时空框架，初步复原了西汉晚期长安通姑臧南道的走向、线路，以及其间31个节点间的相对里程，是丝绸之路线路高精度复原探索中的一次有益尝试。黄学超《悬泉里程简所见河西驿道与政区再议》[18]通过对悬泉两枚“里程简”（Ⅱ90DDXT0214①：130和ⅤT1611③：39）所载道路里程与路线进行比较与演算，认为两枚“里程简”所反映的可能是西汉某一时期河西的部分驿道与政区情况。

悬泉汉简作为汉代邮驿系统的重要历史文献，为研究古代邮驿制度、马匹管理等方面提供了宝贵资料。孙富磊《悬泉汉简<甘露二年病死马书>所见驿置传马管理》以“甘露二年病死马书”为切入点，揭示了汉代悬泉置在传马的葆养、日常管理、使用以及考核等细节问题中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程序。郑炳林、张静怡《西汉敦煌郡厩置传马的配置、损耗与补充研究——以悬泉厩置传马为中心》[19]指出悬泉置传马配置数量一般都在40匹上下浮动，以应对传马的耗损。进一步分析，造成厩置传马损耗的主要原因有疾病、用马过剧、草料不足等多种因素。在厩置传马产生损耗时，政府常会采取马苑调配、民间购买、厩置互调等渠道进行补充。

（三）典籍与律令研究

买梦潇《<悬泉汉简（贰）>日书简册的复原与解读》[20]复原了悬泉汉简中12枚日书简册，指出悬泉汉简“日书”与其他秦汉简牍同类文献联系紧密，可以纠正孔家坡汉简“死失”篇中的讹误。马智全《悬泉汉简日书<死吉凶>补述》[21]同样对《悬泉汉简（贰）》中“死吉凶”简册进行考察，对释文中个别字词重新校释，认为悬泉汉简“死吉凶”在内容上承睡虎地秦简日书“死失”和孔家坡汉简日书“死失”，但在表述形式上有新的特色，是古代日书变迁的珍贵文献。郭小青《试谈悬泉汉简中的一条<效律>简》[22]在对悬泉汉简Ⅰ90DXT0114①:21 号简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效》164-166号简进行对读后，判断悬泉第Ⅰ90DXT0114①:21 号简属于汉代《效律》的内容，且两处简文内容大体接近，均是对仓漏导致的粮食败坏情况所作的法律规定。同时，此简律文较秦律《效律》简略，猜测这种变化可能是汉代《效律》在继承秦律《效律》的基础上作出的调整和改变。

（四）释文与考证研究

张俊民《悬泉置汉简释文再校订及相关问题讨论——以ⅠT0114①释文为例》[23]对《悬泉汉简（壹）》中收录的探方ⅠT0114①前100枚简中有疑问的释文进行校订，并就相关问题作了简单探讨。黄艳萍、黄鸿《<悬泉汉简（壹）纪年简校考>》[24]梳理并指出《悬泉汉简（壹）》中纪年最早的时间为西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2年），最晚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年），纪年跨度达146年，其中以西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的纪年简为主。黄艳萍、黄晨洲《悬泉汉简人名校订十五则》对《悬泉汉简（壹、贰、叁）》[25]中15条易混淆的人名进行校订。孙梦钰、李明晓《<悬泉汉简>传马名籍“乘/騬”字义补释》[26]通过悬泉汉简传马名籍中描述马身颜色与年龄（抑或马身标记）之间的“乘”字之释义，进一步论证了汉简中将“騬”写作“乘”之原因。韩高年《<悬泉汉简（叁）>帛书私记校释译论》[27]对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三封帛书“万致子恩书”“建致中公及夫人书”以及“元致子方书”进行了校释和译解。马智全《敦煌悬泉置墙壁题记中的医药诏书》依据墙壁题记中“大司徒扶阳侯”的记载，判断墙壁题记中的医药诏书书写时代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至十五年（39年）。范常喜《<悬泉汉简>所记传舍厕具“清倨”考》[28]指出悬泉汉简中所记传舍设施“清倨”应为厕具，“清倨（踞）”是厕坑上面坐便用的台座，与悬泉置遗址高级传舍厕坑上的圆木方框相对应，具是当时较为高级传舍的常规设施。徐靖、黄艳萍《文化语言学视域下<悬泉汉简（壹、贰）>中的里名研究》[29]梳理了《悬泉汉简（壹、贰）》两册共123个不重复的完整里名，并从文化语言学视域考察汉代“里”的音节、词汇语言特点，在结合汉代历史背景分析了这些里名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内涵。

祖全盛、赵学清《悬泉汉简与楷书形成问题探究》[30]运用汉字字体学理论，对悬泉汉简中“类楷书”现象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指出早在西汉时期有关楷书字体的相关要素已基本发展完备，且在日常书写中已有较为规范的楷书出现。王乔辉、张会锋《悬泉汉简书体及其书法析论——兼谈早期行书、楷书特征》[31]根据悬泉汉简字形的特征和差异，分书体论述了早期隶书遗迹、规范隶书、俗笔隶书以及草书书法特征。同时重视书体间的联系，分析早期行书和楷书在笔势、笔法、结体上具有的相似特征，并认为悬泉汉简反映了汉代多体混杂的实用性书写状态。洪帅《悬泉汉简简体字研究》[32]就悬泉汉简中的一些简体字进行选释，指出由《悬泉汉简》中的简体字可见汉字的简化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不少简体字沿用至今。同时，洪帅教授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对悬泉汉简的实词、虚词、名物词进行了相关研究。

（五）敦煌社会生活史研究

悬泉汉简中保留了汉代敦煌的大量社会生活史料，为我们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地区的物种也源源不断地由敦煌进入至中原地区，极大地丰富了汉代的物产种类，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马智全《汉代敦煌苜蓿种植与丝绸之路物种传播》指明西汉后期苜蓿作为马匹和牛的饲草，已经在敦煌广泛种植和使用，且苜蓿的价格与茭的价格大体一致。张俊民《悬泉汉简：社会与制度》（甘肃文化出版社，2021年）重点讨论了汉代敦煌的基层社会与相关制度。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通过丰富的简牍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对比，对汉代敦煌郡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包括敦煌郡太守及长史的人名编年、敦煌及效谷县等基层组织的吏员人名、基层组织“乡”与“里”的详细情况等进行阐述；下篇对悬泉汉简中的律令文书进行了全面整理，讨论了汉代法律制度的多个方面，包括律、令、赎刑、程、舆服制度以及诏书资料和赦领文书的研究等，为认识汉代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郑炳林及其团队对于敦煌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成果卓著。如《西汉敦煌郡的水利灌溉研究》《西汉敦煌郡酿酒业研究》《西汉敦煌郡医事研究——兼论西汉敦煌市场药材来源与销售》《西汉敦煌郡钱币的使用与调配——以敦煌出土简牍文献为中心》《西汉政府的罪犯徙边敦煌郡——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考察》《西汉经敦煌与西域间畜牧物种的交流——以敦煌悬泉汉简为中心的探讨》，皆基于敦煌出土汉简，对当时敦煌郡管辖下的水利灌溉、酿酒业、医药、畜牧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汉代敦煌的社会生活史。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府多次颁布养老诏令，建立了优抚老人的养老制度，在悬泉汉简中就保留了有关“养老”的记载。马智全《王杖制度与汉代养老的多样化政策》[33]根据尹湾汉简与悬泉汉简中“养老”的记载，认为汉代并非对所有年七十的老者授予王杖，而是呈现出因人而异的多样化政策。袁延胜《悬泉汉简养老简与汉代养老问题》[34]利用新刊布悬泉汉简“养老简”的记载，对西汉养老制度进行考察，汉代的养老制度以老人年龄大小为依据，分别给予赐杖、赐米、赋役减免等优待，而悬泉汉简养老简反映的是西汉后期的养老制度。

姚磊《悬泉汉简所见汉代雇佣奴婢劳作研究》[35]关注到悬泉汉简中未成年奴婢的问题，提出悬泉置雇佣童工的主要原因是悬泉置的人手缺乏已经无法保障日常活动，而这些使奴、使婢可能来源于效谷县的官吏，使奴可能从事一定体力的工作，使婢可能从事馆舍生活服务以及伺候女宾等性质的工作。刘屹、刘菊林《悬泉汉简与伊存授经》[36]认为悬泉汉简“小浮屠里简”可为“伊存授经”的可靠性提供新的印证。孙占宇、赵丹丹《<悬泉汉简（壹）>历表类残册复原——兼谈“历日”与“质日”》[37]对《悬泉汉简（壹）》中13枚残简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细致考证，指出“历日”主要用于查看日期和时日禁忌，“质日”则兼具“历日”与“记事簿”的双重功能，二者区别在于是否记事或预备记事。

（六）西域史研究

悬泉置作为汉代河西走廊邮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留了许多有关中西交往的使者、官吏和随行人员的记录，为研究两汉时期与西域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张俊民《译使萍踪：悬泉置汉简所见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38]以悬泉汉简中所载日逐王、龟兹王与焉耆、危须、鄯善等国使者往来资料，探讨了译使管理制度。袁延胜《悬泉汉简使节往来中的西域女性》则将视野转向往来于中西之间的女性，通过悬泉汉简中龟兹王夫人、莎车王夫人、疏勒王妻、尉犁王夫人、乌孙公主、右大将夫人相关记载，指出女性在汉朝与西域各地友好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郑炳林、司豪强《西汉敦煌郡迎送接待外客研究》[39]通过悬泉汉简与传世史料的记载，指出西汉行经敦煌郡的外客来源有西域诸国、诸羌和匈奴等。这些外客的身份也较为复杂，有西域诸国国王、匈奴诸王、羌豪、使者、质子、贵人、商贾等。同时，敦煌郡为接待外客还设置了相关的外事机构、官吏、译者等，不同国家和不同身份的来客接待规格也有所不同。

西域都护府作为汉代设立于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也是悬泉汉简西域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课题之一。张瑛《汉代西域都护设置的时间及其职责相关问题考辨》[40]在分析河西汉简中有关西域都护的记载后，指出传世文献称西域都护建立于神爵二年有其合理性。同时，西域都护是通过“护道”实现“护国”，最终实现汉王朝打击、孤立进而迫使匈奴臣服的战略目标。张俊民《敦煌悬泉置汉简西域都护资料钩沉》[41]借助悬泉汉简相关记载，认为“西域都护”在早期称“使都护西域骑都尉”或“骑都尉”，后期改称为“西域都护”，其设立时间应在神爵三年（前59年）。

悬泉置是汉代设置在敦煌郡效谷县东西交往大道上的重要驿站，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盛发展，是丝绸之路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张德芳《从出土汉简看汉王朝对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经营》[42]通过出土汉简和传世文献的记载，对丝绸之路之东段、中段和葱岭以西三个部分作了不同的阐述。郑炳林、陈晶晶《西汉经敦煌郡与匈奴在西域地区的争夺》[43]通过对传世文献与悬泉汉简的考证，梳理并还原了西汉经敦煌郡与匈奴在西域地区争夺的过程。马智全《汉朝与西域的贡赐贸易》认为悬泉汉简反映出的西域国家到汉地贡献，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汉朝的赐钱。马智全《汉代敦煌郡库与西域戍卒兵物管理》通过出土汉简的记载，指出敦煌郡库是敦煌太守府所辖的重要机构，管理着敦煌郡车辆、马匹、钱财、兵物、什物等器物，特别是由于敦煌乃连通西域的重要门户，因而在行政上敦煌太守兼管西域事务。

（七）悬泉汉简的缀合与编连

在汉简复原过程中，日本学者大庭脩在论述册书复原时强调“出土地同一、笔迹同一、材料同一、内容关联”的缀合原则，对学界简牍缀合影响巨大。姚磊在《<悬泉汉简（壹）散简编连八则>》[44]一文中，依据简牍出土地、简文内容、笔记、书写格式和简牍形制等原则，对《悬泉汉简（壹）》中8组简进行了编连，并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对一些简文进行了考订。姚磊与谢明宏对悬泉汉简缀合贡献颇多，相关成果已发布于武汉大学简帛网。[45]同时，在缀合过程中，姚磊不断总结和完善缀合理论，提出了跨探方、跨层缀合的可能性，这一理论创新不仅推动了汉简缀合工作的发展，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46]。毕燕娇《已刊悬泉汉简所见缀合与编连简辑录》对已刊布的悬泉汉简缀合与编连成果进行全面地搜集与整理，共收录缀合简210组，为悬泉汉简的后续研究提供便利。

近年来，随着敦煌悬泉汉简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版，悬泉汉简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深入挖掘与广泛应用的趋势。特别是在悬泉汉简文字校释、简牍缀合、文书研究、历史地理以及敦煌社会生活史等方面多方位、多角度的探索，在纠正以往一些错误的同时，也为构建更加全面、立体、丰富的汉代敦煌历史图景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悬泉汉简相关研究仍需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关注和进展。

一是数字化与智能化研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悬泉汉简的数字化工作将更加完善，包括高清图像数据库、三维建模、智能识别与校勘系统等。在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效率的同时，为研究者提供更加便捷、直观的服务平台，以更好的促进学术合作与交流。

二是加强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将是未来悬泉汉简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特别是在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展研究视野和思路，推动悬泉汉简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三是文物保护与传承并重。在深入挖掘悬泉汉简学术价值的同时，简牍的文物保护工作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加大培养后继人才队伍建设，不论是文字训练还是文物修复，都是值得投入的重要方面。未来需要继续加强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确保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护和永续利用。同时，加强公众教育和文化传播，让更多人了解悬泉汉简的价值和意义，共同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来。

总而言之，悬泉汉简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广大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关注。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必将更加全面地向世人展现悬泉汉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