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至1993年10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共出土以简牍为主的各类文物7万余件，其中简牍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纸书、墙壁题记等文献资料也极为重要，因此，悬泉置遗址被评为1991年十大考古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自1991年悬泉汉简的消息见诸报端以来，悬泉汉简的研究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这期间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批重要简册得到考释，诸多相关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论著大量涌现。韩华《1995一2005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2期)已作过很好的总结，近几年来，悬泉汉简的研究又有诸多新的收获，笔者在前人论述基础上，谨对悬泉汉简发现以来20年的研究情况作一综述。

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的报道，开始于1991年，马啸《汉代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收获惊人》(《甘肃日报》1991年12月13日)、谢骏义《大漠瑰宝：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记》(《甘肃日报》1991年12月22日)等文章，初步报道了悬泉置遗址的发掘状况。随后几年的一些报道更加详明，1992年1月5日《中国文物报》报道《悬泉置遗址发掘获重大收获，出土汉代简牍15000余枚，其它文物2650件》，1993年3月14日《中国文物报》报道《悬泉遗址发掘又获新成果，出土汉代简牍五千余枚，其它各类遗物六百多件》，逐步揭开了悬泉置遗址发掘的全貌。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年版)和吴初骧《丝绸之路上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敦煌悬泉遗址》(《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文章对发掘成果进行了介绍，并对简文内容做了概述。

1995年至2000年，相关学者开始对一些代表性的简册展开研究。如张俊民对《鸡出入薄》的考释，王冠英对《元与子方书》的考释，何双全对《传置道里簿》的考释，都是对悬泉汉简中代表性简册的考释研究。此时还有一些学者对相关文献记载的悬泉置的状况进了考证，如吴昌廉《悬泉通考》(《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二号，兰台出版社1996年版)，为悬泉汉简的研究做着相关基础工作。此时概括介绍悬泉汉简的文章也已出现，吴礽骧《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就是对悬泉汉简内容较为全面的介绍。

2000年至2005年是悬泉汉简研究新的阶段，《文物》2000年第5期刊载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及《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对悬泉汉简的发掘情况做了全面介绍，公布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简文。随后胡平生、张德芳编著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于200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对悬泉汉简的一些简文做了详细注解，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于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对悬泉壁书《月令诏条》作了详注。随着这些悬泉汉简文献的公布，研究悬泉汉简的文章大量涌现，例如对西域、羌族、传置、邮驿等诸多问题的研究，以及重要简册的考释，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2005年至今，悬泉汉简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并有部分论著体现出系统化的特色，如张俊民对悬泉汉简中人名的系统研究，王素对戊己校尉的系列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收获。研究专著进一步出现，郝树声、张德芳著《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8月版)便是研究悬泉汉简的一部力作，收集了关于西北史地研究的一批重要论文。在简牍论著目录的编写上，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编写了《甘肃简牍百年论著目录》(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其中《敦煌悬泉汉简》一节集中收录了悬泉汉简研究的论著目录，分为报告释文、概述、历史地理、语言文字书法四个方面，可以了解悬泉汉简研究的总体状况。

悬泉汉简是经科学考古发掘而获得的简牍材料，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获取了一批重要的简册文献，有的册书出土时编绳依旧，有助于考察简牍形制，有的虽然编绳已失，但是依据简文和材质可以系联复原。因此悬泉汉简的简册文书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而悬泉帛书《元致子方书》和墙壁题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1.《过长罗侯费用簿》。该册书为西汉神爵元年(前61年)悬泉置接待长罗侯常惠军吏经过悬泉置时的费用簿，册书有题，名为《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常惠《汉书》有传，曾持节护乌孙兵击匈奴，因功封侯，后多次建功西域。该册书的发现正可考定常惠出使西域的相关活动，因此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张俊民《元康五年过长罗侯费用簿》(《陇右文博》2000年第2期)对此册书内容作了介绍分析，《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也作了选录。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结合史传记载对简文史实作了疏理，认为该册书与神爵二年(前60年)送少主与乌孙和亲事件有关。王子今《长罗侯费用薄》应为《过长罗侯费用薄》(《文物》2001年第6期)探讨该册书原题中“过”字的含义，指出“过”为接待之意，对册书的定名提出了新的看法。叶爱国《<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定名》(《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则建议将此册书定名为“悬泉置接待长罗侯等支出簿”，可备一说。袁延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薄》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则对该册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该册书是汉王朝为打击匈奴、安定西域而派长罗侯增兵西域、加强西域屯田力量路过悬泉置时的开支账目。

2.《传置道里簿》。这是一枚记载汉代河西交通路线的简文，内容可与1974年居延破城子出土的一枚里程简相衔接，因此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薄〉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将悬泉汉简里程简与居延汉简里程简联系在一起作了考证。马建华《敦煌悬泉置出土《里程简〉考》(《陇右文博》2002年第2期)也对此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和《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续)》(《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结合史料对此简的地名逐次考述，确认了简文所记地名的相对位置。初世宾《汉简长安至河西的驿道》(《简帛研究二○○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结合悬泉和居延的传置道里簿绘制了汉代长安至河西的驿置路线图，认为途经固原和景泰的“高平道”是汉代长安至河西的第一要道，该文还对河西驿道的诸多路线、驿站作了详考，对了解汉代河西丝绸之路的走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失亡传信册》。这是一份关于追缴失亡传信册的文书，编绳仍在《悬泉汉简释文选》予以收录，《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作了注解。李永平《悬泉汉简〈失亡传信册〉所反映的两个问题》(《简帛研究二○○二、二○○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据册书考证了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祭祀孝文庙的事件和册书的签署者御史大夫郑弘的政治态度，认为该册书记载的传信丢失和追查事件，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激烈和文书管理的粗疏。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考述》(《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分析了此册书的结构，考证了追缴失亡册书的行政程序，揭示了此册书的诸多含义。马怡《悬泉汉简“失亡传信册”补考》(《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认为《失亡传信册》编绳相连的两个简册在内容上有所关联，并结合部分册书对简册编连的方式作了探讨。

4.《鸡出入簿》。这是一份记录西汉元康四年(前62年)正月至十二月悬泉置在接待过往人员中鸡出入的簿册，从中反映出过往客人的人数及接待规格。张俊民《“县泉置元康四年正月尽十二月丁卯鸡出入簿”辨析》(《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对《鸡出入簿》进行了考释研究，认为此册书与上计制度有关，并分析了该册的供给制度和物价情况。王子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鸡出入簿〉小议：兼说汉代量词“只”、“枚”的用法》(《考古》2003年第12期)对此册书的簿记形式作了考证，并就简文中鸡的计量单位作了讨论。

5.《元致子方书》。这是悬泉遗址发现的一份帛书，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私人书信。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已刊布了该帛书的图版和释文，《悬泉汉简释文选》、《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均予以收录。王冠英《汉悬泉置遗址出土元与子方帛书信札考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对该帛书的内容作了全面的考释.〔日)陈波《敦煌悬泉置出土西汉求刻印章帛书》(《篆刻》2000年第3期)则结合该帛书探讨了西汉时期印章的刊刻方式。许敏雄《汉悬泉置帛书“刻印”记的启示——兼谈汉代用印制度和习惯》(《书法》2001年第6期)也是对汉代用印制度的探讨。

6.悬泉壁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原题《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是目前发现最完整的早至汉代的墙壁题记，其内容为王莽时期的月令诏条，对于研究两汉时期的节令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是对该诏条考释的专著，胡平生对诏条的内容作了精心考证，并对西北屯戍简牍中屡见的“扁书”、“大扁书”作了探讨，认为《月令诏条》的形式正是简牍中所称的“扁”。何双全《新出土元始五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考述》(《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三号，兰台出版社2001年版)也是对该诏条的系统考证。于振波《从悬泉置壁书看月令)对汉代法律的影响》(《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分析了《月令》在汉代的地位及其对秦汉法律的影响，并指出《月令》不违农时和重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南玉泉《中国古代的生态环保思想与法律规定》(《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结合月令诏条考述了秦汉时期的生态及环保思想。魏启鹏《敦煌悬泉(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校笺》(《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在前人基础上对该诏条作了笺疏。刘芳池《悬泉诏书》的字体和载体》(《法制与社会》2006年第4期)认为该诏书的字体代表的是汉代主流字体“汉隶”，也即“八分”，它反映了在汉代各体并存的书法生态中汉隶成为颇受尊崇、一枝独秀的历史选择。而其以墙壁作为载体，对认识古文献的流传形式提供了重要实证。谢继忠《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释文补证》(《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结合典籍文献对相关释文提出了一些新的释读和补正，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原文。他的《从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五十条》看汉代的生态保护思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认为该诏条以诏书的形式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自然时序，人事活动应该遵循自然时序的生产生活准则，在古代生态保护和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高敏《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有《汉壁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一节，对该诏书作了注解与考证。

悬泉汉简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上述具有代表性的简册文献之外，还有诸多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颇丰。下面即对其中有代表性的相关问题加以概述。

1.西域问题的研究。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的史料比较丰富，缘于悬泉置在中西交通上重要的地理位置。早先主要是对一些代表性简册的研究，后来学者的视角已转向西域各国，如乌孙、康居、车师、楼兰、于阗等，此外两汉西域屯田也是悬泉汉简研究的重点之一，有关西域都护的一些材料也引起了重视。

乌孙。乌孙是两汉时西域最大的国家。悬泉汉简中的相关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除了前述《过长罗侯费用簿》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汉与乌孙的交往作了研究。何双全《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四号，兰台出版社2002年版)结合常罗侯常惠的材料对汉与乌孙关系进行了考证。袁延胜《西汉分立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辨》(《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利用简文探讨了乌孙分立两昆弥事件，认为西汉分立两昆弥应是甘露二年(前52年)，而不是甘露元年。他的《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集中讨论了乌孙大小昆靡的设立、卑爱疐杀乌日领后归义西汉以及被孙建袭杀的事件。何海龙《从悬泉汉简谈西汉与乌孙的关系》(《求索》2006年第3期)也对悬泉汉简中有关乌孙的简文做了整理，分析了汉与乌孙交往的历史过程。认为以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的设置是西汉与乌孙关系转变的重要标志。

康居。康居是两汉时的中亚大国，留下的史传资料很少，悬泉汉简中却有一些与康居相关的材料。张德芳《悬泉汉简和西域诸国》(《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结合康居王使者册论述了西汉与康居交往的历史。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考察了悬泉汉简中甘露二年送康居使者文书、黄龙元年送康居诸国客文书、永光五年康居等使诉讼文案、阳朔四年送康居王质子书等简文，阐释了汉与康居交往的文化影响。王旺祥《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记永光五年西域史事考论》(《西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1期)也对康居王使者册作了考证，分析了汉元帝时西汉与康居的正常交往关系。郝树声《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考察了康居五小王都城等诸多问题，阐述了康居王使者册等简文在认识中国与西亚交往史上的重要价值。

车师。车师是西域北道的重要城国，汉曾在此设戊己校尉屯田戌守，悬泉汉简记录了屯戍将士东来西往的足迹。因此研究戊己校尉的论著大多利用了悬泉汉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高荣《汉代戊己校尉述论》(《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较早指出了悬泉汉简对戊己校尉研究的意要性。何双全《汉与楼兰(鄯善)车师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二》(《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四号)对汉与车师关系进行了考述，并探讨了戊己校尉及其属吏构成。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对两汉在车师的屯田活动进行了历时性的探讨。李炳泉《两汉戊己校尉建置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认为西汉元帝至哀帝和东汉明帝时所设的戊己校尉，实际上均为戊校尉和己校尉二职，后又合并为戊己校尉一职，无论是分设二职，还是仅设一职，其属官都分别有校尉丞、部司马、曲候及校尉史、司马丞、候令史等。孟宪实《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对戊己校尉的设置及隶属问题作了讨论。王素《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系列文章(《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高昌戊己校尉系列研究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高昌戊己校尉系列研究之二》，《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高昌戊己校尉系列研究之三》，《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是研究戊己校尉的力作，结合悬泉汉简对戊己校尉设立的背景、隶属、性质、设置员数、组织构构、罢废等问题作了广泛讨论。贾丛江《西汉戊己校尉的名和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则对历史上戊己校尉的诸种解释给予了评价，并对戊己校尉的职能作了考析。李蕾《汉代戊己校尉隶属问题再探》(《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认为政治上敦煌太守负责管理戊己校尉的日常事务，在军事上北军中垒校尉对其实行统领，是对戊己校尉管理的进一步认识。王旺祥《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记永光五年西域史事考论》(《西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1期)也对戊己校尉的设置年代、职责、隶属关系、自身属员作了考证。

楼兰。楼兰是西域南道的咽喉，后改名为鄯善，与汉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关系，悬泉汉简中有一些反映汉与楼兰(鄯善)交往的简文。何双全《汉与楼兰(鄯善)车师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二》对此已有所论述。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结合悬泉汉简分析了楼兰(鄯善)与汉王朝交往逐步加深的过程。认为西汉时期，楼兰(都善)与汉朝的关系主要是以汉与匈奴势力的消长和汉朝对西域的政策为转移，早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前，鄯善就已经在政治上接受了汉朝的管理，汉王朝在鄯善的屯田活动对维护西域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于阗。于阗是西域南道大国，王旺祥《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记永光五年西域史事考论》考证了永光五年(前39年)汉送于阗王诸国客的一枚简文，分析了汉元帝时汉与于阗的交往关系。

西域屯田。关于西域屯田状况，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考察了西汉在轮台、渠犁、伊循、赤谷城、车师的屯田状况，以及东汉三通时期在西域的屯田活动，指出了西域屯田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重要意义。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从简文出发，认为《汉书·西域传》所载的“北胥鞋”应为“比胥鞬”，校正了史书之误。李炳泉《西汉西域渠犁屯田考论》(《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结合悬泉汉简对渠犁屯田的进程进行了考证，指出了渠犁屯田的意义。刘国防《西汉比胥鞋屯田与戊己校尉的设置》(《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对比胥鞬与戊己校尉的屯田状况进行了考证，指出了西汉中期西域屯田的变化趋势。贾丛江《西汉伊循职官考疑》(《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考论了伊循屯田，认为西汉所设伊循都尉是属于敦煌郡的部都尉，伊循地区除存在隶属于敦煌郡候望系统的都尉职官外，还存在隶属于中央大司农屯田系统的职官。

西域都护。刘国防《汉西域都护的始置及其年代》(《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对西域都护设立的年代及其职掌进行了考察。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也考证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的相关史事。李炳泉《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从悬泉汉简的材料出发，确认了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事实。谢彦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晋阳学刊》2007年第1期)从文献入手，肯定了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事实，并就相关原因做了分析。他的《西汉中垒校尉职掌考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又对前说作了进一步阐述。

悬泉汉简有关西域的材料比较丰富，张德芳《悬泉汉简与西域诸国》除考述了汉与康居的交往外，还考证了汉与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等国交往的情况，使我们认识到两汉中原与西域交往的范围之广，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关于利用悬泉汉简研究西域的状况，李炳泉《十年来大陆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有较全面的论述。

2.羌族问题研究。悬泉汉简中有丰富的关于羌人活动和反映羌汉关系的材料。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简帛研究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首先对羌人的简文做了全面辑录，并就汉代羌人的职官、羌人的反叛情况、羌人的部落、羌汉关系等问题作了考述。薛海波《试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羌》(《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也就西汉对羌人的管理以及羌人叛乱问题作了探讨。王力《两汉时期西羌内迁浅析》(《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结合悬泉汉简，从中原的政治形势、西羌的人口压力、当时的气候变化和中原王朝的对羌政策等方面分析了西羌内迁的动因，对于研究羌族的变迁有重要认识价值。初世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进一步对羌人的种族、西汉时羌人的叛乱、敦煌郡羌人的管理等诸多问题作了详细考证。李正周《从悬泉简看西汉护羌校尉的两个问题》(《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对护羌校尉的设立过程及其属吏做了考证，有助于了解汉代边疆民族的管理体制。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结合羌人名籍册和其他相关简文，就羌人的种落分布和得名状况作了分析，考证了汉代的民族压迫及羌人的反抗状况，特别是对羌人的斗争策略分析细致入微，揭示了诸多历史信息。刘国防《西汉护羌校尉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结合悬泉汉简对护羌校尉的设立过程及其职权进行了探索，认为护羌校尉的前身是汉政府临时派出的使者，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后成为了固定的官职。

3.传置的研究。悬泉置本身是一处传置机构，因此结合悬泉汉简研究秦汉的传舍制度是悬泉汉简研究的重点之一。吴昌廉《汉“置”初探》(《简牍学报》第15期，简牍学会1993年)依据悬泉汉简的出土情况并结合传统文献探讨了汉代的“置”、吴昌廉《悬泉通考》就悬泉的地理位置、历代建置以及汉唐时期悬泉的状况作了考述。侯丕勋《悬泉和悬泉置历史地理考述》(《简牍学研究》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对悬泉置的地理状况、行政隶属、自然地理及交通地理作了研究。张俊民《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文书功能性质初探》(《简牍学研究》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对悬泉置的定性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悬泉汉简的形成与悬泉置的功能性质相关。他的《敦煌悬泉置探方T0309出土简牍概述》(《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对悬泉置遗址具有代表性的探方所出简文进行了归纳，有助于认识悬泉置简文的形成状况。张经久、张俊民《敦煌汉代悬泉遗址出土的“骑置”简》(《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对悬泉汉简中的13枚骑置简做了考证，将骑置与“亭”、“邮”、“置”、“传”、“厩”进行比较，认为骑置介于置与亭之间，一般情况下有吏一人、马三匹、驿骑三人，对于我们认识汉代的骑置有重要意义。侯旭东《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年第3辑)对西北汉简中的传车文书作了分类考察，并对与此相关的政务处理方式作了细密考证。认为传舍负责公职人员公差行旅时的食物供应、休息止宿和行道交通工具。传舍有一套严格而细致的管理方式，保证了其正常运行。朱慈恩《汉代传舍考述》(《南都学坛》2008年第3期)结合悬泉汉简对汉代传舍的特点作了考证。张俊民《悬泉汉简“置丞”简与汉代邮传管理制度演变》(《中国古中世史研究》第二十辑，韩国中国古史学会2008年)对悬泉汉简的置丞人名作了系统排列，并结合置丞的兴替考察了邮传管理制度的演变。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悬泉置》(《简帛研究二○○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考察了悬泉置的隶属和编制状况，并对悬泉置的驿、厨、骑置、传舍、邮等各项功能进行了细致的解剖分析。牛路军、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鼓与鼓令》(《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对悬泉置用鼓的鼓令进行了研究。赵岩《论汉代边地传食的供给i——以敦煌悬泉置汉简为考察中心》(《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认为汉代边地传食的供给主要包括置传马的饲料供应与人的传食供应两大类，并就传食的具体类型作了考证。王裕昌《汉代传食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补述》(《图书与情报》2010年第4期)结合悬泉汉简等材料对传舍的接待等级、传食钱款来源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4.邮驿制度研究。传递邮书是悬泉置的基本职责之一。高荣《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就悬泉置的发现对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的重要性作了论述。他的《秦汉邮书管理制度初探》(《人文杂志》2002年第4期)对秦汉邮书的寄发、运行、签收和考核进行了全面考察。他的《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又从中央政府、各郡国以及边塞地区不同层面分析了秦汉时期的邮驿管理系统。他的《秦汉驿的职能考述》(《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则分析了秦汉邮驿投递公文和运送物资、为公务往来者提供车马等诸种功能。王栋梁《从悬泉汉简看汉代的邮驿制度》(《社科纵横》2007年第6期)分析了悬泉置的内部组织形式及其附属机构，并论述了汉代邮书的封检题署、发运传递、路程设置、经费保障及供应等制度。张俊民《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亭”》(《南都学坛》2010年第1期)将悬泉汉简中的亭分为候望之亭、治安之亭和邮驿之亭，揭示了西汉敦煌效谷县等地的邮书传递系统。

5.人名的研究。悬泉汉简人名的研究，以张俊民《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一系列考证最有代表性，他的考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单名一字者、二字一名者、复姓、少数民族人名、与中央官吏相关者、有名有字者、名字中有敬称者等。，《综述(一)》(《陇右文博》2006年第2期)所述内容为单名一字者和二字一名者的情况，单字一名者如悬泉啬夫光，二字一名者如敦煌太守千秋等人的资料，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分两个方面对悬泉汉简中的人名作了研究，其一是羌族人名，其二是西域人名，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的民族状况《综述(三)——以敦煌郡太守人名为中心》(《简帛研究二○○五》)对汉代敦煌太守做了系联编年，为考察与敦煌太守有关的简文提供了重要支撑，《综述(四)——以中央机构职官为中心的考察》(《简帛研究二○○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悬泉汉简中出现的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光禄大夫等职官相关的人名做了考察，为研究简文年代提供了依据。前述张俊民对悬泉“置丞”的考察也是对人名的研究。这为系统的悬泉汉简人名编年打下了重要基础。

6.人口的研究。悬泉汉简提供了丰富的人口资料。杨芳《汉简所见河西边塞军屯人口来源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认为汉代河西边塞军屯人口来源十分广泛，除戍卒、田卒、骑士外，还有大量征调来的应募士、良家子、谪卒，以及随军家属、私从者、葆子等。她的《汉简所见汉代河西边郡人口来源考》(《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结合悬泉汉简等材料分析了汉代河西边郡人口的来源，认为汉代河西边郡的人口来源不仅有内地移民、罪犯，还有归降的乌孙、月氏、羌、匈奴、卢水胡等少数民族，他们对河西的开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7.西北地理的研究。除了前述里程简之外，悬泉汉简中有诸多涉及西北地理的材料。如骊靬问题，曾有学者认为骊靬是西汉时为安置罗马战俘而设，与陈汤伐到支单于事件有关。张德芳《汉简确证：汉代骊軒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运用悬泉汉简等材料充分证明了骊靬的设置要远早于陈汤伐郅支单于事件，骊靬的牧苑等机构的设置也为西北所共有，因此汉代骊靬的设置与罗马战俘完全无关。邢义田《从金关、悬泉置汉简与罗马史料再探讨所谓罗马人建骊靬城的问题》(《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梳理了“罗马人建骊軒城”说法的形成过程，从而证明骊靬与罗马人无关。此外，关于敦煌周边地理问题，侯晓星《西汉玉门关遗址质疑》(《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从悬泉置发掘资料入手对小方盘城是玉门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西汉玉门关实际应在敦煌以东〔日)宫宅洁著，李力译《悬泉置及其周边——敦煌至安西间的历史地理》(《简帛研究二○○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悬泉置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县治与城郭遗迹以及有关悬泉置的交通路线作了考察。

8.法律的研究。陈玲《试论汉代边塞刑徒的输送与管理》(《简帛研究二○○一》)考察了汉代边塞刑徒的征发与输送、刑徒的管理、刑徒的刑期诸问题。张俊民《敦煌悬泉汉简所见“適”与“適”令》(《兰州学刊》2009年11期)考察了“適”这一汉代的劳役方式，并复原了一组“適令册”，与居延汉简中的“適”的记载相结合，明晰了“適”的劳作特点。陈玲、张红岩《汉代髡钳城旦刑考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结合悬泉汉简等简文考察了“髡钳四”的含义、髡钳城旦舂的刑期以及与笞刑的关系。陈玲《简牍所见汉代边塞刑徒的管理》(《南都学坛》2010年第5期)结合悬泉汉简等简文考察了汉代对边塞服役刑徒的名籍管理、工作管理、刑期管理和生活管理等问题。认为这些都体现出朝廷对服役刑徒问题的重视。

9.纪年与时称的研究。悬泉汉简纪年材料丰富，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简牍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时间为序对悬泉汉简的纪年简做了排列，特别是考证了超长纪年的现象。李学勤《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也对汉代纪年作了考证，认为年号超长现象是由于年号变更的通知不能及时到达造成的。赵晓明《西汉宣帝本始五年再探》(《青海金融》2007年增刊)对年号超长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悬泉汉简中有一枚纪时简，上列一日三十二个时称，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时称问题的考察》(《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结合此简对汉代纪时进行了详明考证，认为两汉时期河西施行的是十六时制，有助于认识秦汉时的纪时制度。

10.马匹的研究。悬泉置是一处驿置机构，故悬泉汉简有丰富的有关马的记录。刘戈、郭平梁《“大宛汗血天马”揭秘——兼说中国家畜家禽阉割传统》(《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结合悬泉汉简等资料对“大宛汗血天马”提出了新的解释。高荣《汉代“传驿马名籍”简若干问题考述》(《鲁东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对“乘”、“柱马”、“停马”作了考述。张俊民《悬泉汉简传马病死爰书及其他》(《简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对悬泉置传马病死爱书和骨肉钱相关文书进行了分类整理，探讨了当时马匹的管理状况。

11.敦煌早期佛教的传播。悬泉汉简中有一枚浮屠简，张德芳《悬泉汉简与敦煌早期佛教传播》(《悬泉汉简研究》认为其时代应在东汉明帝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因而早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这对探讨敦煌佛教艺术的兴盛提供了较早的资料。

12.典籍文献的研究。悬泉汉简中有一些传统典籍文献的残文，学术界对其中的日书类文献予以重点关注。何双全《汉简(日书》丛释》(《简牍学研究》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对悬泉汉简中的日书文献作了简释。刘乐贤《悬泉汉简中的建除占“失”残文》(《文物》2008年第12期)对“失”类文献作了考证研究。宋艳萍《先秦秦汉丧葬习俗中的数术行为》(《管子学刊》2008年第2期)也对悬泉汉简《日书》中的《葬历》作了考证。

13.语言的研究。悬泉汉简中语言的研究目前侧重于个别字词的阐释。王子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鸡出入簿)小议：兼说汉代量词“只”、“枚”的用法》对“只”与“枚”的考察，有助于认识汉代量词的使用。李炳泉《汉代的“将屯”与“将田”小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考察了“将屯”与“将田”的含义，认为“将屯”的含义是“将兵屯守'，“将田”的含义是“将兵屯田”。朱湘蓉《从《敦煌悬泉汉简〉看《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的通假问题》(《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从《月令诏条》有关月令的禁忌对《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生荔”解为“生甲”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荔”实为未成熟的荔，不必通为“生甲”。李小茹《敦煌悬泉汉简词语札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考证了“折伤”、“祀祠”、“移券”、“遇逢”的含义，可以补充相关辞书的不足。

14.释文的校正。随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的刊布，学者依据简文图版等资料，对《释文选》提出了一些校正意见，何双全《敦煌悬泉汉简释文修订》(《文物》2000年第12期)对释文中的字词做15处修正。张俊民《<敦煌悬泉置汉简释文选》校补》(《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也就《释文选》提出了52条意见，有助于正确理解简文的含义。叶爱国《敦煌悬泉汉简断句之误》(《敦煌研究》2005年第4期)对《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的3处句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5.悬泉纸张。悬泉置遗址出土了一些汉代纸张，有的上面还有字迹，对于研究我国汉代造纸术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悬泉置发掘的信息初步公开后，马啸《汉悬泉置遗址发掘书学意义重大》(《中国书法》1992年第2期)对此做了论述。有学者提出异议，如陈启新《悬泉置出土墨迹残纸为东汉以后之书信》(《中国造纸》1992年第6期)以及李星《敦煌悬泉新发现残纸应为魏晋墨迹：兼论书法史书体演变的一个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都认为悬泉纸的时代可能要晚一些。饶宗颐《由悬泉汉代纸帛法书名迹谈早期敦煌书家》(《出土文献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则侧重于从书法角度论述敦煌地区的书法艺术。2010年12月在兰州召开的第四届东亚纸张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悬泉纸张的制作和保护状况得以交流，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悬泉纸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上面即是悬泉汉简发现以来20年的总体研究状况，当然还有一些论文在不同程度上也涉及到悬泉汉简，此不一一罗列。总体来看，悬泉汉简20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代表性的简册得到了考释，有关西北历史地理的诸多问题得到了深入探讨，个别问题的研究澄清了历史的迷雾，改变了过去的一些看法。当然，与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相比，悬泉汉简的研究还是刚刚起步。我们相信，随着悬泉汉简简文的全面公布，与此相关的政治、法律、经济、交通、历史、地理、语言、典籍佚文、简牍形制等方面都会取得更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