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我们去到甘肃敦煌“悬泉置”看看。

2017年夏天，由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由中国丝绸博物馆承办的“古道新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科技成果展”,在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正式开幕。这次展览堪称一次“丝绸之路”的考古大检阅，陕西西安唐代李倕墓、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敦煌320 窟、新疆尉犁营盘汉晋墓地、哈萨克斯坦伊塞克金人墓等都在展览中亮相。

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南侧1.5公里处的戈壁荒漠中发现了一处遗址。通过查看遗址出土的竹简记载，发现此处为一大型的驿站遗址。

•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开始使用，初称“悬泉亭”

• 昭帝时期改称“悬泉置”。东汉后期又改称“悬泉邮”

• 魏晋时废弃，时间长达400多年之久

从长安到敦煌在丝绸之路沿线设有80多个驿站，“悬泉置”是瓜州与敦煌之间往来人员和邮件的接待、中转驿站。驿站南依三危余脉火焰山，北临西沙窝，东去瓜州56公里，西去敦煌64公里，由于附近有泉水，从山崖上流下而成悬泉，因而得名“悬泉”。

由于是驿站，故而悬泉置具有一定的接待和军事防御功能，从考古勘探的结果来看，悬泉置遗址是一座方形小城堡，门朝东，四周为高大的院墙，边长50米，西南角设突出坞体的角楼。坞墙系用长、宽、厚约40、20、11厘米的土坯垒砌而成。坞内依西壁、北壁建有不同时期的土坯墙体平房3组12间（内含一个套间），为住宿区；东、北侧为办公区房舍；西南角、北部有马厩3间；坞外西南部建有一组长约50米，呈南北向的马厩3间。坞外西部为废物堆积区。

长达三年的发掘中，“悬泉置”遗址共出土了简牍及货币兵器、农具猎具、丝绸服饰、谷物粮食、石砚毛笔等各类遗物1.7万多件。其中简牍发现便有1.5万余枚。

通过对这些内涵丰富的简牍的研究，考古工作者发现：汉代时，政令的发布及传播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化规范体系，从而确保了中央政府与边地郡县等地方政府机构之间的政令畅通。此外，这些汉简都是由专人书写，他们由国家统一培训或考核，因而汉简上字体都相差不大，这不得不被看作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而且，研究不同级别政府机构发出简牍文书，简的长度、所编绳索是不同的，中央一级文件就长，穿绳索就多。

展览上展出了一张照片，是1992年发现于悬泉置坞内北组房屋倒塌堆积中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也就是著名的《四时月令诏条》。这份墨书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书法平实稳重、宽博大方。其内容是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 年）五月甲子朔丁丑（5 月14 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书，以分属十二个月、月令五十条的形式，写明了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由于是以诏书的方式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自然时序，要求一年的农事活动安排应遵循这一自然时序，同时还涉及到自然生态保护的禁令，所以《四时月令诏条》也被看作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最系统关注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法律文书。

 帛书、竹毛笔

除了国宝级文物《四时月令诏条》外，在“古道新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科技成果展”上还有帛书、麻纸等多件纸类文物。这些展品是悬泉置遗址出土纸张中的一小部分。

当年在考古发掘中，总共出土了460多张纸，数量远远超过西北各地出土汉纸的总和。这些纸张从汉代一直延续到晋代。从最早包药材的，到能写字的都有。特别是其中的10 余张上有墨书，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发现的最早的书写纸。就其材质而言，悬泉纸的原料主要为大麻、苎麻、草帘、树皮、麦草。大部分纸张较厚，表面粗糙，纤维不匀，无帘纹，应为“浇纸法”所成。少部分纸张较薄，有帘纹，纤维分布均匀，应为“抄纸法”制造，有些加有淀粉和滑石粉之类的填料使纸面平滑便于书写。

书写用的麻纸，纹理清晰可见

悬泉置遗址中发掘出的器物种类和数量非常多，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都有，涉及日常生活的有陶器、木器、漆器、石器、骨器等，仅单个的漆筷子有500多根。衣服有绸、麻、棉3种，鞋则有麻、皮、毡、草、布5种，但基本是残次品，没有金银器物，这也是“废弃遗址”的重要证据。出土的锦、罗、纱、绢等丝绸残片，正是丝绸之路名符其实的实物见证。悬泉置遗址既是独立邮驿的见证，也是整个汉代社会的缩影。

丝绸残片，色彩艳丽

现在的研究结果表明，悬泉置曾接待过于阗王。这位王的随从达1060人，这样大的接待量，在当时是个挑战，仅用坏的杯子就达300多个。此外，这个驿站还接待过康居国王、乌孙国公主等达官贵人。

不仅如此，出土简牍记载，天水郡曾派人前来此处接马，这马便是汉武帝不惜以大军讨伐而迎回的大宛天马（汗血宝马），这是《汉书》以外发现的另一份关于天马的记载，而考古人员对从灰坑中发现的大量马骨进行研究，发现其中就有天马骨头。不过令人惊奇的是，悬泉置是个典型的官方接待机构，几乎不见商队的记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不得其解。

作者：顾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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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hm#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