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尚义先生所著的 《流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为历史地理学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是值得历史地理学者重视的方面。通过作者在这方面的实践，提出了有关这个领域的理论，并非一般的泛泛之谈。所以此书是一本有价值的作品，是值得向历史地理学界推荐的。作者在全书开始就提出了关于创建 “历史流域学”的构想，并且统计了近２０年以来有关流域问题的论著，指出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２９年中，公开发表的这类论文达１３０００ ...

王尚义先生所著的 《流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为历史地理学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是值得历史地理学者重视的方面。通过作者在这方面的实践，提出了有关这个领域的理论，并非一般的泛泛之谈。所以此书是一本有价值的作品，是值得向历史地理学界推荐的。

作者在全书开始就提出了关于创建 “历史流域学”的构想，并且统计了近２０年以来有关流域问题的论著，指出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２９年中，公开发表的这类论文达１３０００余篇，又归纳和分析了历史流域的研究和分类，共达２０类之多，说明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素，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和数据。此书是作者多年做学问的成果，所以不仅是此书本身值得推荐，对作者的孜孜为学，也是值得称道的。

此书 内 容 丰 富，议 论 广 泛，我 为 此 书 作《序》，着重于作者关于创建一门新的学科的议论，因为愚意认为这是此书最重要的论点，也是学术界值得重视和讨论的问题。

作者在此书卷首，就立了一个 《关于创建“历史流域学”的构想》的标题，既然提出 “历史流域学”这个名称，这就涉及学科分类的问题。因为此书书名是 《流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所以 “历史流域学”，显然与 “流域历史地理”有密切关系。从宏观概念的学科分类而论，“流域历史地理”属于区域历史地理的范畴。整个地球是一个大区域，其中陆域面积接近１５０百万平方公里，除了大沙漠如非洲撒哈拉和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等内部的 “无流区”和南极洲及格陵兰等极少数 “永冻区”以外，都是由河流（包括地下水）网络的大小流域。我往年为 《中国水系大辞典》（朱道清编，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作 《序》，《序》中提到我国河流： “我国河流，流域面积在一百平方公里以上的有五万多条。”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说明在我国境内，除几处较大沙漠中的无流区以外，没有一个区域不属于某一条河流的流域，所以流域历史地理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的一门大学问。

这里就要议论此书卷首提出的 “关于创建历史流域学的构想”问题了。既然提出了 “历史流域学”这个学科名称，那么就必然应该存在 “流域学”这门学科。但查索中外古今的学科名称，“流域学” （当然也包括历史流域学）却并不存在，所以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作者本人显然也知道这种现实，因而在标题上写明了 “研究与创新”，同时也写明了 “历史流域学”的 “创建”与 “构想”，说明作者的慎重和认真，所以我也不 揣 浅 陋，以 我 的 若 干 经 历，议 论 这 个问题。

众所共见，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我国在最高人事上发生了震动国情的巨变，学术界开始有了与国际交流的相对自由，我们不再是 “闭关锁国”，而是 “改革开放”了。于是我从１９８０年起，就不断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邀请出国讲学。仅１９８２年一年，我的讲学从加拿大开始，从此南下，一直讲到南美洲的巴西。虽然从美国向南，全是流行拉丁语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地区，但那边人的语言素质确实比我们高，英语也仍能一路畅通，所以沿途都没有语言上的障碍。１９８３年起，又受到日本文部省的聘请，每隔二三年，先后担任日本几所大学的大学院 （即研究生院）的 “客座教授”。“客座教授”与讲学是不同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讲学的事比较简单，只要口袋里有十个左右的讲题，就可以周游列校，因为在每校讲学不过一二次，就可以用这些讲题，轮换讲出，对各校听众来说，都是新鲜的。但 “客座教授”却不是这样，除了教课对象是研究生 （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外，受聘后，必须在该校开设一门课程，并讲满一个学期。倒是应该感谢聘请我的这几所名牌大学校长，事前都诚恳地要求我：对研究生们请用英语讲课。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他们学校研究生的英语水平。我的日语水平很低，所以实在是正中下怀。既然用英语讲课，因此我使用的参考书和个人阅读的其他资料，也多是英文书。先进国家的大学，图书馆都是全校的重要学术核心，他们经费充裕，常常按外地寄来的新书广告购书，而且对这位 “客座教授”服务周到。我需要哪一类书，只要挂个电话，馆方就会派人送来让我挑选，而且有求必应。在这方面，我们一般大学的图书馆就显然无法和他们相比。

我因为如郦道元在 《水经·河水注》所说：“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是一个生长在这个水乡泽国中的人，所以生平经常与水打交道，到国外讲课，主要也都是涉及水的问题。某些日本大学的图书馆，有时竟把进口不久的如 “水力学”和“水声学”（都是物理学的分支学科）等书送来。其实，我所需要的只是水文学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料，他们当然送来很多，所以在这个领域里，我读过的英文书 （包括少量日文书）确实不少，但从来没有读过以 “流域学”为名的，甚至连这个词汇也未曾从这类文献中寓目过。当然，在有关水的研究中， “流域”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这个词汇和与它相关的其他词汇是经常接触的，我自己也是常常使用的。以我点校的几种 《水经注》为例，如２００１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种，出版社在事前与我商量，在我的点校和注释中，能否多注意一些 “普及性”，让那些素慕此书之名但对古代河川懂得不多的读者，能够获得一些古今对比的知识。我同意了出版社的要求，所以凡是能够确定在 《水经注》中列为卷篇名称的河川为当今什么河流的，我都在注释上加以说明。例如卷十三 《㶟水》，现在已无此名，我就注明：此水在山西省发源后，上游今称桑干河，经官厅水库而进入河北省，今称永定河，是海河的五大支流之一。又如卷六 《汾水》等篇中的 “涑水”，我也作注： “今称涑水河，是一条单独注入黄河的小支流，全长约２６０公里，流域面积约５５００平方公里，在今永济以西注入黄河。”因为涑水与㶟水不同，它是一条小河，所以不仅注明其今名、长度，并及于流域面积。其中 “流域面积”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即是水文学中的一个专门词汇，是有严格的科学解释的：流域分水线所包围的面积，降落于流域面积的降水，都汇流入此区河道，最后经流域出口断面流出，流域面积和形状的差异，直接影响河流径流的形成过程。以 “流域面积”这个词汇为例，虽然我在国外读过的不少文献中，并无 “流域学”这门学科，但有关 “流域”的许多词汇，都有严格的科学解释。何况在一个流域之中，除了有关水文学方面的现象以外，还存在许多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特征。为此，我认为尽管当前在国内外还不曾以 “流域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但我们要建立这一门以水文学和地理学密切结合、相互交错渗透的 “流域学”是完全符合科学原理的。既然 “流域学”作为一门学科可以存在，则 “历史流域学”也相应存在。当然，把“流域学”和 “历史流域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创新，有待学术界对此从事深入的探索，使这门学科能够获得充实和发展，也就是此书作者在第一篇中作为标题提出的：“研究与创新”。此书全书分成五篇，论文超过三十，议论的内容多数都是山西省的河流水文与其他学术问题。山西学者论山西，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都是千锤百炼的文章，值得阅读和研究，也值得其他省域学者的仿效，就地取材，当然得心应手。事有凑巧的是，我往年曾经因学术事务而几次入晋，因而撰写过 《水经注记载的三晋河流》（收入于 《郦学新论———水经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一文。文内把 《水经注》所记的山西省河流排列成表，也把各河流域中的湖泊排列成表，并且加了若干肤浅的议论。其实我对山西省素无研究，拙文不过是一篇叙述性的文字，不能与当前此书的专题论文相比。不过从拙文排比的 《水经注》记载来看，今山西省确是一个富于河川的地方。拙表中收入了郦注记及的二级和三级支流。以省境内最大的汾水为例，二三级支流就多达２６条。前文举例的涑水，不过是条小河，但它就有洮水、景水、沙渠水、盐水四条支流。每条支流尽管长度不大，但都拥有一个流域，所以即以山西一省为例，“流域学”与 “历史流域学”不仅值得创建，而且是研究内容丰富和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

前面已经提及，在整个地球的陆域上，除了极小片无流区和永冻区以外，河川流域是无所不在的网络。当然，范围的大小很有差距，流域面积最大的是南美的亚马逊河，我有幸在这河流域中作过一点考察。此河的流域面积达７００余万平方公里，那年，我为了考察此河上游的原始森林和土著印第安人的聚落，从此河中上游的港埠玛瑙斯 （Ｍａｎａｕｓ）搭乘当地的营业游船，上溯数十公里，勉强地完成了我的踏勘计划。但按面积，我所踏勘的只占这个流域的极小一角。以我们汉民族发祥的黄河流域为例，我在拙著 《黄河需要可持续发展》（王明海主编 《科技治黄》，黄河水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出版）一文中，曾经记叙了我在１９５３年出版了普及性的 《黄河》（天津益智书店）一书，以后又于１９９４年为大型水利志书 《黄河志》第十一卷 《黄河人文志》撰 《序》之事，并且述及我对黄河各段历年来的考察等事。但黄河按其流域面积近７５万平方公里，我所考察的河段，其实也只占此河流域的很小部分。而我在前文提及的山西省涑水河，流域面积就不过５５００平方公里。所以网络于地球陆域的许多河流，在流域面积上具有极大的差距，在地理景观上当然更有不同。为此，在流域学和历史流域学的研究中，在研究方法和步骤方面，都是很有讲究的。

我在此 《序》中已经表达了赞同创建 “流域学”和 “历史流域学”这些以水文学和地理学密切结合的学科的意见。不过由于河流和流域面积的差距很大，所以在研究中，必须讲究由近及远和由小到大的步骤。山西学者先从山西本省做起，如作者撰写此书一样，这是符合实际研究步骤的。此外，这门学科的研究，除了细致的资料搜集以外，还有大量田野工作，必须组织许多人力，筹措大量物力，才能开展研究工作。这在当前 “重商主义”的社会潮流中，显然相当困难。对此，学术界需要恒心和耐心。任重道远，学科的前景必然是大有发展潜力的。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于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