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洛阳城遗址

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

摘要: 关于北魏孝文帝迁都以后洛阳的城市规划营建及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学术界多年来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北魏洛阳的城坊建制对后世都城制度有着重大影响,已成学界共识。本文将在全面考察已知北朝墓志的基础上,结合《魏书》及《洛阳伽蓝记》有关记载,对学术界研究歧见较大,或未曾注意而又关涉洛阳里坊制度认识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北魏后 ...

关于北魏孝文帝迁都以后洛阳的城市规划营建及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学术界多年来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北魏洛阳的城坊建制对后世都城制度有着重大影响,已成学界共识。本文将在全面考察已知北朝墓志的基础上,结合《魏书》及《洛阳伽蓝记》有关记载,对学术界研究歧见较大,或未曾注意而又关涉洛阳里坊制度认识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北魏后期洛阳里坊数、里坊名称及其命名原则、里坊的管理、乡里结构及其所反映的中古地方基层组织的发展趋向等,作一初步探索。

(一)洛阳里坊数新解

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里坊数,史书记载有歧异:

《洛阳伽蓝记·城北》:“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

《魏书·世宗纪》:景明二年(501)“九月丁酉(初六,10.3),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太武五王·广阳王嘉传》:“迁司州牧,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

《北史·魏本纪四·世宗宣武帝纪》:景明二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四旬罢”。《广阳王嘉传》所载同《魏书》本传。

《资治通鉴》齐和帝中兴元年(501)九月:“魏司州牧广阳王嘉请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虽有暂劳,奸盗永息。’丁酉,诏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之,四旬而罢。”

以上共三说。《魏书·广阳王嘉传》早佚,后人据《北史》等补之,此传记事全同于《北史》,可归为一说。《通鉴》当本自《魏书·世宗纪》。学术界目前的观点主要有三:(1)洛阳(包括城内外)里坊数为三百二十坊;(2)为二百二十坊或二百二十坊左右;(3)城内里坊数为二百二十,城内外里坊数为三百二十。王仲殊根据考古发掘并结合《洛阳伽蓝记》的记载绘出了“北魏洛阳外郭城平面图”,认为“二百二十应系三百二十之误”。但从此图来看,包括洛阳内城全部里坊在内仅得三百二十坊之数,而且图中还有一些里坊在北邙山及伊、洛河等无法建筑里坊的地区。所以此图与北魏后期洛阳城坊的实际建制尚有一定距离。宿白指出:“北魏洛阳里坊数字,《洛阳伽蓝记》的记录可能是接近实际的。”其所提证据比较充分,似可成为定论。

关于北魏洛阳里坊数,由于史书记载之异,造成了后人理解的困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近年来论者日少,似已题无剩义。实则此一问题仍有余义可发,今试作新解,以求正于方家。

在讨论洛阳城里坊数的论著中,对有关史料记载的态度多是符合己说者认为是正确的记载,而不符合己说者便被认为是衍文或记载有误,但却找不出版本校勘方面的证据。我认为在目前无其他旁证的情况下,对不符合己说的史料轻易加以否定并不可取。杨衒之是北魏本朝人,曾在洛阳生活多年,洛阳城很多建筑设施的方位布局及来历、风情等他都有翔实记载,可以说了如指掌,比较繁琐的洛阳城户口数他都可以记下来,对洛阳里坊数的记载按理不应有错。生活在洛阳的人很多,并非人人都对洛阳城有全面了解。杨衒之能做到这一点,是与他身为秘书监负责保管朝廷的图书秘籍(包括一些档案)并监督国史修撰的职能密切相关的。《魏书》的作者魏收于北魏末曾为太学博士,又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他对洛阳也是熟悉的。《魏书》撰修时距北魏灭亡时间很短,加之掌握着北魏的国史等档案文书,其记载也应是可信的,不能轻言其误。《北史》主要的取材对象是《魏书》,两者之异应是传抄或版本问题,自可归为一说。我认为《洛阳伽蓝记》和《魏书》关于北魏洛阳里坊的两种记载,不能只同意此说而否定彼说。那么,两者的歧异又如何统一呢?我的理解是:广阳王嘉的建议确实是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三,这是方案,是未筑前的数字,而实际所筑则是“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其间还包括“庙社宫室府曹”、洛阳大小市及其它障碍物,这些地方也不可能成为里坊区。因此,在三百二十三坊的面积中实际所筑的里坊数为二百二十坊。三百二十三坊是未筑前的方案,而二百二十坊则是筑成之后的实际数字。论洛阳城的里坊数自当以《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为准,但《魏书》及《北史》《通鉴》所载广阳王嘉请筑里坊数也不能无故加以否定。

以上是从对已知几种记载的统一中来理解洛阳里坊数。此外,洛阳里坊数还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隋书·百官志中》:“邺……凡一百三十五里,里置正。临漳……凡一百一十四里,里置正。成安……七十四里,里置正。”则东魏北齐京师三县(成安于天保七年自临漳分出)之里坊总数为三百二十三。这一数字与《魏书·世宗纪》所载洛阳里坊数完全相同,恐非巧合。东魏北齐各种制度包括都城建制及其管理制度全都继承北魏,反证北魏京师洛阳县(包括后来分出之河阴县)也确实存在三百二十三里。东魏初年都城(邺)的营建是由元轨负责的,而他前此即任北魏末任洛阳令,对洛阳情况包括城建设施自当非常熟悉。《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真定侯陆附曾孙轨传》:“轨,字法寄,稍迁洛阳令。时天下多事……孝静时,邺宫创制,以轨为营构使。”由此可见,高欢在都城建制上无疑是仿照北魏都城洛阳而建设的。《魏书·世宗纪》中的“筑坊三百二十三”不能轻言其误。结合《魏书》书法来看,若《广阳王嘉传》尚存,其必定在上表中对于修筑里坊一事有具体方案,这也是他作为司州牧的职责所在。元嘉所提里坊修筑方案中不一定非要凑成整数不可。如此,则当时确实可能按其建议筑成三百二十三坊,只是这三百二十三坊不仅仅是洛阳城内外(内城和郭城)的里坊数,而应包括洛阳城及其周围地区。这与《洛阳伽蓝记》所记二百二十坊之数并不矛盾。如此说成立,则当时司州牧广阳王嘉建议所筑里坊数为三百二十三,后按其方案所筑里坊数也是三百二十三,只是它不仅包括洛阳内外城二百二十坊,而且还包括洛阳县下辖其它地区。

(二)文献所见洛阳里坊名称考

在洛阳城二百二十里坊中,从出土墓志和《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我们可以见到近一半左右的里坊名称,具体如下(按笔顺排列):

中甘里(见《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高阳王寺》,简称“记3南·高阳王寺”,下仿此),中练里(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三七《奚真墓志》,简称“集237奚真”;二四九之二《侯刚墓志》,简称“集249-2侯刚”,下仿此;250-2杨乾),文华里(集280穆绍),文始里(集129元嵩),仁信里(集250-2杨乾;《崔鸿墓志》),劝学里(记3南·报德寺;集226王诵妻元贵妃),东安里(记2东·庄严寺),正始里[敬义里](集75-2元?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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