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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下）
The“Large Houses”Discovered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China
二 我国近年发现的“大房子”遗址
以上是民族学上所见几种大型房屋的基本情况。由于国内民族中现在仍保存“大房子”的已不多，不得不以较多篇幅介绍了东南亚、大洋洲乃至南北美洲的材料。在古代，太平洋周围地区和我国（特别是我国南方地区）在文化上是有一些联系的，故可作比较研究。
根据民族学材料所给予的启发，我们试选择近年几处考古发现中“大房子”遗址，就其性质和用途略加讨论。有关遗址的情况以公开的报告为依据。
（一）余姚河姆渡（河姆渡文化）
余姚河姆渡发现的原始村落遗址，是近年我国考古学重要发现之一。1973至1977年先后两次发掘，在第四层和第三层，发现大量木结构建筑遗址。一排排木桩排列有序，都是从西北到东南，从其走向分析，原是一种长形建筑的遗留，系背山面水建造。木桩下部削尖，打入生土，有些柱头或中间有洞，以便合榫；或保留天然树叉，以便缚扎。除竖立的木桩外，还发现长的横梁及长度分别为60-70 ，80-95 ，120-130厘米的厚木板（有些上有火烧痕迹），以及芦苇残片。木桩范围内无坚硬的居住面，却有大量有机物堆积，应为一种悬空的干栏式建筑。其中有四排木桩相互平行，间距有一定规律，应代表一幢干栏式建筑，就已揭露部分来看，长度至少达23米，宽为8.3米，室内应有一道宽约1.3米的前廊（图六）。在房屋下面堆积中发现有人们食过的橡壳、麦壳、兽骨、鱼骨、龟甲等等，大量的文化遗物也发现在这里，其中包括所谓“骨耜”及其他骨角工具、石斧、各种装饰品及各种陶器，从可复原的器形看来，有可作炊器或食具的釜、钵、盆、盘有容水的罐，还有陶灶。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和第三层代表一种新的文化，即河姆渡文化。现在已有十几个放射性炭素的测定数据，都证明它的年代距今6000-7000年。它是我国南方最早的新石器文化。
报告据遗迹推测房屋结构是干栏式，这是很对的。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它不是一般的干栏式建筑，而应是作为公共住宅的干栏式长房。因为桩柱之间无明显的间隔，显然不是一个个单独的建筑。在该地区，除这种大的长房外，又别无其他类型可以解释为住宅的房屋，故它不可能是集会房屋或单身者的公所。值得注意的是，从木桩排列可以看出房屋内部有一道前廊，除作为通道外，它还可能是专供男子活动的地方。如前所述，婆罗洲达押克人、苏门答腊的民南加堡人、北苏门答腊的卡约人和亚拉土人、尼亚土人、亚齐人的干栏式长房中，都是以前廊为未婚男青年公共宿舍和招待男人、举行宴会之处的。这些民族的长房后部便分隔为小房间，供一对对已婚夫妇居住，或再划出专供妇女煮饭、编织的场所。河姆渡的长房后部是否分隔，无痕迹可寻，可能因为远古时分隔房间用的是易朽材料（布、席子或简单的竹篱笆等），今已不存。房屋下面厚厚的食物堆积及众多的陶器似乎表明，人们炊爨即在房内。这一时期堆积中发现的陶灶，应是当时人们炊具。就已发表材料来看，陶灶很小，可用作煮物的陶釜，容量也不大，看来只能供几个人煮饭，推测当时人们或是各自为炊的。如上所述，很多民族有共居之俗，共居者却不一定要合在一起吃饭。
（二）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1954-1957年发掘的著名的西安半坡原始村落遗址中有大型地面房屋一座（F1），作半地穴式，但凹下地面部分较浅。西部已被破坏，残存部分南北长10.8、东西宽10.5米，它大概原是一座面积约为160平方米的长方形大房子。房子中间有四根大柱，柱子上端可能利用树叉自然形状以架横梁，周围有“附壁柱”以支持房顶；屋顶上或盖有茅草。有一长5—6、宽1米的门道可供出人（图七）。
这座大房子位于整个村落之中，与它同一时期或稍有先后的大约有27座方形或圆形小房子，彼此保持相等的距离。小房子的门皆南向，面向这座大房子。
大房子室内有厚5—8厘米的红烧土居住面，中心被唐墓破坏，有灶与否已不可知。室内很少发现日用器物，仅居住面下埋一粗陶罐，南壁下发现人头骨一个。据研究，此房后部原应有隔墙，可划分为三个小房间。
这座大房子被认为属于西安半坡遗址晚期。与其同期的另一房屋中出土果核经放射性炭素测定（半衰期值取5730，下同）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是公元前4290 ±200年。
对这座大房子颇多争论。它是氏族共居的大型住宅还是公共活动场所？很多人把它作为当时实行母系的证据，甚或认为是母系家族中老人及未婚者所居。我们同意《西安半坡》作者的意见，认为它属于公共活动场所的可能性较多。既然其周围有一二十个小房子，可供各个体家庭居住，则该地不存在公共住宅可知。在此房屋内部无卧室痕迹，又很少发现日用器物，它又不像是供单身者居住的公所。它无疑应属于集会房屋。四周众多的小房子面向着它，这与上述一些民族（如新西兰的毛利人）的集会房屋多位于村落中心广场之上适可相印证。房下埋有人头及粗陶罐，或为建造房屋时举行某种仪式所遗。原始居民在建造房屋（特别是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的集会房屋）时，常要举行一系列仪式的。房屋后部又有三个小房间，似有少数人在此居住，这也不足以否定它是集会房屋。因为如前所述，有些民族（如新西兰毛利人、苏门答腊的巴答人）集会房屋中常常是有专供首领、客人居住的房间的，在举行庆典时一般人也要暂居于此。在集会房屋中，即使发现火塘和少量炊爨用物，是不足为怪的。
（三）临潼姜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1972年以来，这里共进行十一次发掘，在第一期（即半坡期）文化遗存中先后发现较完整的房址100多座，其中有五座是大型房屋。以一座大型房屋为中心，四周围绕着中小型房屋，形成一组。各组之间为广场，房屋之门面对广场。东面有壕沟两条，沟外为墓葬区（图八）。
大型房屋建筑方法与一般房屋同，有地面起筑及半地穴式两种，面积在80平方米以上（如F1长11.7、宽10米），一般房屋只有20平方米左右。房内有较宽的门道，中心为大型深穴灶坑，坑两侧有高出居住面的平台两个，多用草泥涂抹并经火烧。室内中部常发现大型柱洞二个、四个或六个。中小型房屋居住面常发现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大型房屋内则罕见。
临潼姜寨第一期文化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一块房屋木椽炭化标本经放射性炭素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4020±110年。
这里的大型房屋应为当时公共活动场所，但是集会房屋还是单身者公所尚难断定。按这类建筑或一村仅有一所；也可以是每一氏族有一所，一村共有几所（如上述苏门答腊的巴答威岛；新几内亚巴布亚人）。姜寨大房子共有五座，四周围绕着许多小房子，适可与此相印证。灶旁平台应定为人们夜晚睡觉之处。若是单身者所居，则男子公所可能性较大，因为即在世界范围内，妇女公所也只有个别的例子。
（四）华县泉护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1958年陕西华县泉护村仰韶文化层发现大型方形房址一处（F201），建造方法与半坡方形房子相似，从地面下挖出浅坑，利用生黄土的边和底作为墙壁和地面。房屋坐北朝南，有斜坡式门道，迎门处有竖井式圆形大灶坑。房屋北部已为断崖所毁，现存部分尚为东西15、南北4米，是一座面积不小的房子。
泉护村遗址属仰韶文化中庙底沟类型。遗址本身尚未见有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数据发表，一般认为，庙底沟类型大约为公元前3300-4000年。
泉护村大房子仅发现一座，周围遗迹已被破坏，仅有柱洞痕迹，情况很不清楚。原来这大房子周围房子是大型的呢？还是小型的呢？内部布局（其迎门处有灶穴）与半坡F1及姜寨五座大房子略同，可能仍属集会房屋之类。半坡类型人们的住宅已是一座座小房子，属同一文化仅年代较晚的庙底沟类型看来也不存在大型公共住宅。
（五）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
1972-1975年在河南郑州大河村进行七次发掘，在第三期文化遗存（属仰韶晚期）发现四间连成一套的房屋（F1-4）。此四座房屋是地面建筑，F2的东壁即F1的西壁，F3是利用F1东壁，F4又是利用F3的东壁，后两者明显是后来添盖的。F1，F2较大，F3和F4愈建愈小（图九）。房屋墙壁是在木柱间缚藤条及木棍，以芦苇束为架，外敷草拌泥。地上有白灰面，已烧成红色。F1门北向（东墙原有一门，似在建筑F3已封堵），内有套间（面积约为3.58 X 1.84米）。正室及套间中均有长方形“烧土台”，套间内有火塘。F2门向南，有三个“烧土台”。F3门北向，有一个“烧土台”。F4门亦应设在北墙，惜已为后世文化层打破，地面未经铺砸。四座房屋加在一起，约为12 X 6.5米。房中出土陶器数量较多，有鼎、罐、钵、壶、豆、缸、纺轮等；另有砺石和骨镞等。一件陶罐内盛炭化粮食和莲子，一件陶鼎内盛禽类之骨。
在该遗址第四期文化遗存（属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亦发现类似四间一套房屋（F6-9），先建F8、F9，后在F8之东墙盖F6，在F8之北墙一角建F7。F8东边有土台。F6有一道隔墙。F7面积仅1.04平方米，应为房屋贮藏室之类。由于墙壁多破坏，除知F7门向南外，其他三座门向不明。全长约11.7、宽7.1米。
属于第三期的F1-4已有二个放射性碳素测定数据（标本取自F2），年代分别为公元前3685±125和2550±140年（后者未经树轮校正）。属第四期的F6-9的年代应较此为晚。
这种相连的房屋无疑属于有较密切血缘关系的几个家庭的公共住宅。但它由不断扩建而形成，不是公共住宅的原来形态。如前所述，缅甸的布朗族每当儿子结婚便扩大房子。苏门答腊民南加堡人当成员增加时就将原建筑扩大；卡约人和亚拉士人娶妻有时就将原房加长；亚齐人凡是女儿结婚，若父母无力为她另盖新房，就在原屋左右附建一所，“有门通原屋后廊”，与F1-4的情况尤为相合（原屋F2门面南，其他均面北）。各房间之间无门相通，说明各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其情况又与上述奴特卡—印第安人类似。F1中分出套间，F6以隔墙一分为二，似乎为了使已婚夫妇或未婚青年与老人分开居住。“烧土台”或即是睡觉之处。
（六）郧县青龙泉（屈家岭文化）
1958—1961年在湖北郧县屈家岭文化层中发现房址四座。其中三座是单间小房子，一座（F6）是长方形双间大房子。
这个双间大房子是地面建筑，黏土墙，内外壁抹以细泥，全长约14、宽约5.6米，中间有隔墙，分为南北两室，各有门通外面，面向东，且有硬土门槛。隔墙东段有一宽不到一米的长方形凹口，似为沟通两室之通道（图一O）。居住面涂有细泥，经火烧过。室中北部，有一高出地面之方形“烧土台”（面积约为1.8 X 0.8米）。南室中南部则有块凹下地面之“烧土面”，尺寸与烧土台略同，其上遗留有陶鼎等物。在上述土台之北及凹面之北居住面下各埋置陶罐一个，口与居住面平，内留柴灰，据推测为保存火种容器。居住面上有竹编物印痕。此外，室内还发现各种陶器、石斧、石锛、陶纺轮及一件精美的象牙梳子。
青龙泉遗址已见发表三个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数据，有一出于屈家岭文化层之木炭标本的年代为公元前2550±200年。
由于青龙泉遗址详细报告尚未发表，有很多问题不清楚。据称另三间小房子晚于此大房子，但既同属屈家岭文化层，我们认为仍应作同一文化发展阶段看待，即大房子同时已有这类小房子存在，只是没有保存或尚未揭露而已。假如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是小型住宅，而此大房子便不能以公共住宅来解释。从内部发现物来看，它也不太像是集会房屋或单身者公所，因为既发现了男子用物，又发现了妇女用物，完全是一幅家庭的图象。它的面积不过70平方米左右，较一般住宅大，但若作为公共活动场所则又不够。我们认为，若把它解释为首领住宅似更合理。房间分隔为二，似为未婚者和已婚者分别居住而设；或如高山族中排湾人一样，一间供自己居住，另一间作举行祭祀活动供奉祖先之处。报告推测两个房间埋人地下陶罐为保存火种之处是很恰当的，附近“烧土面”应即为火塘所在。
其他地区（如宝鸡北首岭匀、洛阳王湾）新石器文化遗址也发现有大型房屋与小型房屋并存，大型房屋面积又不是很大，似都可考虑是首领住宅。
（七）剑川海门口（商代晚期）
1957年云南剑川海门口发现一处铜石并用时期的文化遗址，其中有丰富的建筑遗存。据报导，在海尾河之西岸边共发现桩柱224根，粗细不一，粗者合抱，细者几根栽在一处。分布颇不规则，但沿水的一面桩柱排列成一条直线。木桩砍削得不整齐，有几根上半部发现并列凿孔两个，已发现横木两端留有枝叉。分布范围长达140、宽12米。遗物出土于木桩间，有光滑的石斧、石刀、黑色陶器、骨角器、炭化粳稻，还有十四件铜器。
这遗址已遭破坏，羼入后世遗物，其时代可疑。然出土木桩经过放射性碳素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公元前1335±155年。故可肯定至少它的建筑部分应为远古文化遗存。
简报推测它原是“五分之四在水上，五分之一在陆地”的水上房屋，证据不足，因为河道变迁，遗物后世才为水淹没是可能的。但它是一种建在桩上的干栏式房屋则无疑问，这一点已有同志指出。横木两端留有天然枝叉，是为了架梁时便于缚扎，今云南佤族、景颇族盖干栏式屋架时仍是如此，因为这样就不用合榫。
我们还可提出进一步推测，即它不是一般的干栏式建筑，而是像基诺族以及像巴布亚人、达押克人、东南亚很多民族那样的干栏式长房。从简报发表的木桩分布图来看，分布范围极大，基本上连成两片，各片中并看不出有什么“间隔”，而且沿水一面桩柱“排成一字平”，“略似一条不很整齐的直线”，可见它不是一座座单独的房屋，而是临水建造的大房子。木桩很粗，细者就几根合栽在一起，也说明所支撑的决不是小房子。
从所发表的图来看，至少有两幢这样的大房子。它们无疑均属于公共住宅。出土物表明，家庭需要的生活用具这里几乎是应有尽有，不像集会房屋和单身者公所。至于房屋内部布局由于发掘工作不够，无法作过多的推论。
（八）圻春毛家咀（西周）
1958年在湖北圻春毛家咀试掘一处木结构建筑遗址，分布于三个水塘底部，范围约5000平方米。其中有一个水塘内木结构建筑形制较清楚，面积约有1600平方米，共发掘木桩109根，木桩排列整齐，纵横成行，周围有木板墙。据木柱排列形式及木板墙角情况，可以复原房屋三间。三间房子形状大小相同，均作长方形，彼此相距很近，其间只有1.3米的甬道，“看来它们不是自成一个单元的住房，而应是一个住房的组成部份”（图一一）。其中的一号房子东部木桩分布较密，可能其中另有小的隔间，此房之东还发现过大块平铺楼板及楼梯的遗迹。
这一遗址中出土有漆杯、木瓢、骨栖、铜爵、人骨、卜甲和陶器。陶器种类有鼎、鬲、簋、爵、盘、尊等，其中以鬲复原较多，共有五式十二件。
毛家咀建筑遗存未见放射性炭素年代测定，据陶鬲、铜爵形制看，其年代应属西周早期。
根据大量排列有序的木柱、大块楼板及楼梯等的发现，足以说明这也是一种干栏式建筑。木桩周围有木板墙并不奇怪，有些民族在干栏式建筑下层也要围墙的（如上述潞西古东景颇族“山官”住宅）。我们认为这里的干栏建筑似属公共住宅。姑不论这三座房屋是否原属一幢，即使一座即自成一幢，就其发表的平面图来看，每座长在75米以上，宽在50米以上，已是一幢很庞大的房屋了。每幢房子面积基本相等，又别无小房屋，它自不可能是集会房屋或男子公所之类。众多的生活用具的发现，也说明是公共住宅。第一号房屋内部还有“小的隔间”则可能和基诺族、达押克人、民南加堡人的干栏式长房一样，室内是分隔为小房间，供一个个家庭居住的。这里未发现炉灶痕迹，不知道当时各家庭是合炊还是各自为炊，从迹象看，各自为炊的可能性较大。众多的小陶鬲，只可能作为各个小家庭炊爨之物。正像基诺族干栏式长房内每户各有火塘和三足架一样，这里每户的主妇们各以陶鬲来烹煮自己的食物。
干栏式建筑今天仅残存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中，在古代，长江流域及以南广大地区都有分布。故河姆渡、海门口、毛家咀这样一些地方的公共住宅采取了干栏式建筑的形制，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综合上述，西安半坡和华县泉护村的大房子是集会房屋；临潼姜寨的五幢大房子可能是集会房屋，也有可能是男子公所；郧县青龙泉的双间大房子似为当时的首领住宅；其他诸遗址的大型房屋，均应为公共住宅。
结 语
考古学上如何判断大型房屋遗址的性质和用途，主要应依靠田野工作本身的细致周密，多方搜集证据来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在分析研究过程中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一）远古时期大型房屋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有的是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集会房屋或男子公所（仅极少数是妇女公所），有的是首领住宅，并非所有大型房屋都是供许多家庭集体居住的公共住宅。若一个村落中在众多的小房子中只有两幢大房子，一般可以认为不是公共住宅。若有许多大房子并存或虽只有一两幢大房子而别无小房子存在，当然仍可以考虑是公共住宅。在确定大房子用途时必须依靠村落布局、房屋内部布置及出土物，进行全面的考虑，不能只据个别现象下结论。
（二）即使属于公共住宅，其内部组织也是千变万化。如本文第一部份所述，共居者有时是一个氏族，有时是一个大家族，有时又是一种地域性组织。并非所有大型住宅都能代表氏族组织的存在。
（三）运古居民实行何种婚姻制度？世系如何传递？似与房屋大小并无必然的联系。那种一发现大型住宅就认为当时必定存在母系社会，是我国原始社会研究工作中流行的看法，然而这种看法却不能认为是很恰当的。如前所述，在公共住宅中共居的人们有的实行父系，有的又是父系和母系交错存在。同时，有些真正实行母系的社会集团，在住宅上又不一定反映出来。例如，我国少数民族中保存母系的永宁纳西族，她们那四合院式住宅与近代很多民族的院落并无不同。假如若干年后有人发掘出这样一幢四合院的遗址，如何判断它是母系（而不是父系）大家族的住宅呢？
（四）从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以后就可能营建公共住宅，直到进入阶级社会初期仍有存在，故公共住宅内部的经济生活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前所述，有些共居一起的人们集体劳动，合灶煮饭，过着真正的共产制的生活；而较多的人虽保存共居的习惯，却各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各自为炊。那种一看见大型住宅，就认为其中一定实行集体劳动，平均分配，还有一个老祖母为大家分食云云，似出于想像之论。
（五）从本文所举民族学和考古学材料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均可能兴建大房子，作为公共住宅或公共场所。那种认为大房子是某一文化的特征的说法（例如说大房子是仰韶文化的特征），也是不够适当的。
总之，考古工作中遇到大房子遗址，应该而且可以根据遗址本身提供的现象并参考民族学材料，尽可能判断其性质和用途。然如再根据这些大房子（无论其为公共住宅，还是集会房屋、单身者公所或其他）来研究当时的社会性质或文化性质，则有其局限性，应该审慎从事。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图文版权归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高 朋 李联廉
编辑助理：郑少君 张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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