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编者按：目前，由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在曼哈顿举办的“丝路佛光——敦煌的佛教艺术”的展览（2013年4月19日－7月21日）正在进行中。美国布鲁克林博物馆负责亚洲艺术的助理馆长Susan L. Beningson 教授专门在美国《Orientation》上撰文介绍。院网站特刊该文的中译文，以飨读者。丝路佛光——敦煌的佛教艺术Susan L. Beningson 著LauraTjho （曹慧颖） 译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开凿于今中国甘肃省西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山水中。敦 ...

编者按：目前，由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在曼哈顿举办的“丝路佛光——敦煌的佛教艺术”的展览（2013年4月19日－7月21日）正在进行中。美国布鲁克林博物馆负责亚洲艺术的助理馆长Susan L. Beningson 教授专门在美国《Orientation》上撰文介绍。院网站特刊该文的中译文，以飨读者。

丝路佛光——敦煌的佛教艺术

Susan L. Beningson 著

LauraTjho （曹慧颖） 译

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开凿于今中国甘肃省西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山水中。敦煌石窟位于中国边远的戈壁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交叉点，也位于一个滋养丝绸之路上的军事镇戍和交易站的绿洲附近。这样一种处于贸易、军事和朝拜通道的交叉路口的有利位置，使得莫高窟成了中世纪中国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2013年，纽约华美协进社正在举办一系列展览与活动来庆祝“敦煌年”（www.chinainstitute.org/gallery/dunhuang）。今年春天开始的这一系列活动是由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女士负责实施的“丝路佛光——敦煌的佛教艺术”展览(2013年4月19日－7月21日)。莫高窟现存的492个洞窟是早到5世纪、晚至14世纪间的中国佛教艺术宝藏，而此次展览集中展出了多种在敦煌发现的手工制作的艺术品，包括佛经、经幡、板画以及敦煌研究院复制的两个洞窟。承办单位希望，这种全面的展览能提高参观者的体验，而同时复制洞窟会有助于观众更深入地了解洞窟的宗教功能。

观众通过游览复制的第432 窟（西魏，535-557），45窟（盛唐，712-781）和宗教建筑物与反映极乐世界场景和其他宗教主题的雕塑、壁画之间互动的方式，能够体验一次虚拟的朝圣。这些作品的并排陈列说明宗教仪式上的变化，这一点可以从不同的建筑特点以及画像、塑像的安排得以证明。

20世纪初期出土于著名藏经洞的佛经证明了敦煌曾经是一个主要的宗教圣地。印度、克什米尔、中亚地区的僧侣来到敦煌，在这里与中国的僧侣和抄经生一起翻译佛经和宗教文书，并制作出更多普通大众容易接受和理解的佛经文本。到了十世纪，这个地区建起了十七座寺院和三个洞窟，其中包括莫高窟前方的三界寺和在附近小镇的龙兴寺（荣新江，第30页)。寺院管理着装满了来自东西方供养品的宝库。敦煌城是一个接待外国要员的地点，也是很多节日的举办地，由此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从北魏时期（386-534）开始, 洞窟前面的走廊便被当做节日庆典时当地资助人祭拜前后休息与进食的地方（潘玉闪 et al., 1985; Xiao Mo, 1989)。

在保护第130窟的壁画时发现了南壁的两面经幡(cat. Nos 16, 17)。法显在他穿越中亚去印度 （399-414年）的途中提到了经幡，但没有详述形状（Whitfield, ed., 和 Sims-Williams, 314页)。其中一面经幡是由上面一块三角形布块、下面红白交替的方形布块和飘带连结在一起的。最上面一块白布墨写着日期 “开元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可追溯到盛唐时期的公元725年。洞窟中的经幡通常是供养者献上的供品，他们希望广积功德或将功德回向病重的家人祈祷他们尽快康复。这面特别的经幡日期下面由信徒写着 “我，康优婆夷（一位女性佛教徒，她的姓告诉我们她很有可能来自于中亚），因我的眼病献上这面经幡。如我康复，我会再献上一面经幡感谢佛的慈悲”。

经幡的用法同朝圣者每日礼拜携带的祭坛、三幅一联的图画、板画是一样的。经幡比其它一些供品轻便廉价，可能是旅途专门用来供奉途中的佛教神明，保佑平安，或转卖给当地的佛教信徒（更多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寺院经幡用法请看Bhattacharya-Haesner, 39-41页）。富有的供养人要积公德可能会将经幡送到敦煌，而自己不会踏上这艰苦的旅程。第125、126 窟外面发现的丝绸经幡残片是由鲜卑人捐赠的，时期可追溯到公元487年。这面经幡很有可能是由使者代表广阳太子元嘉从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带到敦煌的，挂在其中一个洞窟里面。这些经幡也可以被僧侣用来布道（《文物》1972，2: 58； 另请参阅LuoFeng, 1990, 26页）。

虔诚的膜拜促进了更多佛教艺术品的创造，包括洞窟的建造与修饰。敦煌（当时被称为沙州）在五代时期（907-960）受强大的曹家统治。曹家资助了莫高窟中的八个窟，其中便有莫高窟中规模最大的，同时也资助了榆林窟中的三个窟。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手稿留存了功德文，记录了当时资助莫高窟的个人以及佛教团体组织（Beningson, 2010， 26-29页）。

除莫高窟南区精致的洞窟之外，北区断崖凿有250个洞窟。通过挖掘发现这些洞窟是和尚打坐休息的地方（展览中就包括五代时期的两盏陶瓷油灯（907-979），也可以当作仓库。有迹象表明打坐的和尚可能也被葬在窟中。另外还发现了南区洞窟画匠用来做调色板的陶瓷器皿，带有鲜黄、红和绿色颜料。

从北区出土的一尊唐代（618-907）外国男子的木像可以看出居住在敦煌北区洞窟的多种种族以及游客和供养人的多种文化（cat. no. 27; 彭金章 和 王建军，2000；另请参阅 ibid., pl. 31页, 图2；《文物》［1998］ 10: 4-21）。其他贡品包括出土于北区第142窟带有佛像的唐代陶瓷板画。板画中的佛立于莲花宝座上，右手持净瓶, 左手握一串佛珠。板画的龛槽由一组刻线构成。这些刻线是由佛像散发出来的并且填满了佛背后的光环和图案。在库车和吐鲁番出土的六、七世纪木雕也有相同的表达佛光的方法（Juliano, in Juliano and lerner, 204页）。与第45窟里面精致复杂的佛像不同，这尊佛像披着相比较而言较为简单的袈裟和盖住肩和上身的头巾。

敦煌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了各个种族文化融合的地方。除莫高窟外，为了迎合多样化的种族，敦煌城还建有一些孔子和索罗亚斯德教的庙宇。出土于北区洞窟的一枚卑路斯国王时期（457-484）的萨珊银币证实了与伊朗人进行的贸易。银币上面描画举起双手的侍者立于火坛左右。这种硬币最早流入中国是在北魏时期由商队带进来的；一枚相似的古希腊银币，追溯到公元470-480年，在宁夏固原地区北魏时期的古墓里面被发现，也在这里出土了带有孝道图案的涂漆棺木（硬币的议题请看《文物》）。卑路斯银币是第一批大量流入中国的萨珊硬币，一直流通到唐代早期。

展览馆其中一个展厅复制的西魏中心柱窟（第432窟）可以让参观者体验与洞窟初建时一样绕行礼佛。洞窟墙壁和洞顶被建立了西夏国（990-1227）的党项人重新绘制，但是参考敦煌北魏时期的中心柱窟可以推断出它们的原样。这种洞窟从北魏初期开始普及，一直持续到六世纪末（其中包括第248，251，254，257，260和453窟）。中心柱一般最上面是飞天，下面是供养人，如在第432窟里面所见。观者的凝视随着佛火苗似的光环向上移动的同时，会发现中心柱将凡间和天界用视觉的方法连结在一起。

为汉化异国宗教，敦煌北魏时期的石窟窟顶壁画或雕出的天井图案是参考了早期中国的宇宙论和建筑形体，代表汉代初期（前206-公元220 )一口通向来世的井。同样在敦煌汉代初期的古墓里面，天井纹样常常与天地连起来的柱子相结合；在这两个地方柱子都是方柱，而不是像印度早期洞窟里面的圆柱（请看何培斌，59-70页）。在敦煌河西走廊尚存的佛教建筑物中，中心柱窟在北凉初期（398-439年）的金塔寺，文殊山，天梯山和在北魏时期占主要成分。云岗北魏时期第1和2窟中的方形中心柱被雕塑成了塔状。出土于佛塔或洞窟的北魏陶瓷板画用菩萨手拿莲花蕾放在胸前来象征信徒重生。

张掖市附近金塔寺的初期中心柱窟，用逐渐缩小的板画将信徒的凝视顺着柱子引向天界，造成视觉上的错觉。另外，飞天张开的双臂似乎在飞向天界。汉代初期古墓里面的柱子有着同样的作用，通常会结合窟顶的天井纹样（Beningson, 2009）。古墓和石窟被视为灵性宇宙想象升天的坛场；礼拜者在洞窟里面的环绕或仪式有可能会激活死者灵魂往来世的旅途。

第45窟追溯到第432窟近两百年后，展现了盛唐期工艺的精密与经济繁盛，也显示了宗教习俗的变化。这时期的风格随着海路和陆路贸易的增加而更加发达繁荣，唐代首都长安（现西安）发展成了艺术、贸易、军事和外交使命的中心。第45窟西壁主要壁龛，复制于华美协进社，包括一组七座彩塑：主尊佛左右是阿难与迦叶，身披袈裟，内穿精美的僧祗支。另外包括两尊菩萨和两尊天王，代表保护佛国世界的四大天王的其中两位。这两尊菩萨象是八世纪雕塑的典型，站立，上身赤裸，带有精致的饰品，裙子优雅地披在她们丰满的身体上。她们右臀外翘，头部倾斜暗示了移动的平衡感。在壁龛右侧，菩萨灵敏的体形与天王身穿盔甲、踩着姿势扭曲的地神傲慢的姿势相互映衬。他一手叉腰，另一只手或许原来握兵器。他凸起的眼睛，夸张的面部表情，狰狞的怪相，让我们联想起同一时期陶瓷冥器的特征。或许是受到在长安（今西安）找到的华丽样式的启发，生动的体形和彩塑上描绘丰富的皱褶都与第432窟比较静态的彩塑形成对比。

壁龛外面的墙壁后绘的两尊菩萨观音和地藏王，是东方丝绸之路上最受欢迎的菩萨中当中的两个，追溯到公元 781-848年间（中唐）。当时，地藏王菩萨常被视为地狱的救世主，而观世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他们头顶的窟顶四披可能是用模版绘出的佛画像，常被称为千佛像。窟顶的井心是《妙法莲花经》第十一章的景象，多宝佛和释迦牟尼佛坐在七宝塔左右。《妙法莲花经》第七章《化城喻品》，讲述一个导师化出一座城池给快要放弃艰苦旅程的香客们当做休息地。同样的故事也绘在敦煌第217窟盛唐时期的壁画上。

敦煌是商人们穿过沙漠踏上危险道路之前的最后一站，也是在中国边境遇到的最早一站之一。僧人，商人，地方宗教社区，和达官显贵之间产生了共生关系，促进了物质上的创造和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第45窟南壁西侧《胡商遇盗》的图画中绘着道路上的危险。整个墙壁绘有《法华经》第25章和另外一章里面的情节。墙壁中心占大部分的是观音像，观音是敦煌绘画和经幡里面常见的主题，在这里绘在装饰丰富，有宝石流苏，莲花，如意珠的华盖下面。题记说明了菩萨大慈大悲的这些画面。蜿蜒的小山和鲜艳的蓝色颜料以及每个插图的框架让观者的视线移动到下一段。这些绘画给我们提供了唐代绘画的例子，以补充那些在古墓里找到的绘画。南壁西侧的壁画中的商人是中东的粟特人，有大鼻子，深陷的眼睛，和虬髯。在遭到挥舞长刀的强盗袭击时，商人们重复地呼喊着观音的名字，祈求菩萨保护。但愿他们的祈祷会很快得到回复，因为强盗已经从骡子上卸了下了一些包裹。在另外的情景里，一名被恶魔攻击的男子被菩萨解救，同样被解救的有一名已经被定罪的犯人，只见他在铁链和枷锁被打断和监狱门开启后颤抖不已。这些绘画向进入洞窟的朝圣者和僧侣表明了宗教信仰的好处。在此窟的北壁绘的是《观无量寿经》。

第45窟里面有事物大小相近的雕塑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壁画，证明了盛唐时期艺术表达的丰富与力量。西魏初期洞窟建好后，洞窟的建筑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宗教礼仪也不再包含围绕中心柱绕行，而是在栩栩如生的神像供坛前膜拜。在这盛唐时期的洞窟里面，寻找心灵启发可能是由观音菩萨作为代理或通过净土图像将观者的凝视引向天国。

如同朝拜，洞窟体现了宗教性能。如果我们不能亲身旅行前往戈壁滩，那华美协进社的展览则给予了我们想像这心灵旅程的机会。

作者在此对敦煌研究院院长和协助组织此展览的华美协进社展厅馆长Willow WeilanHai，以及给展览目录投稿的美国罗格斯大学Annette Juliano表示感谢。

敦煌，丝路佛光”展在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