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草庵石刻　　罗素：论中国文明的包容性西方人到中国去无非三个目的：打仗、赚钱、传教。虽然第三种动机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德，并激励了许多英雄，但这三种人—— 军人、商人、传教士都是强迫世界采纳我们的文化，或多或少抱有强硬的态度。中国人却没有强迫欧洲人接受儒教的念头。他们认为“宗教虽多,其理一以贯之”，所以就让人我们，而不加以干涉。 中国人是不错的商人，不会动辄采用租界、垄断、铁路、矿产等特权的办法，

　　▲草庵石刻

　　罗素：论中国文明的包容性

西方人到中国去无非三个目的：打仗、赚钱、传教。虽然第三种动机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德，并激励了许多英雄，但这三种人—— 军人、商人、传教士都是强迫世界采纳我们的文化，或多或少抱有强硬的态度。中国人却没有强迫欧洲人接受儒教的念头。他们认为“宗教虽多,其理一以贯之”，所以就让人我们，而不加以干涉。 中国人是不错的商人，不会动辄采用租界、垄断、铁路、矿产等特权的办法，并设法以本国的兵舰作后援。（节选自《中国问题》）

▲上林湖越窑遗址

　　Umut zdemir 土耳其文化与旅游部专家，主要研究安纳托利亚的丝绸之路

无论是陆上的线路，还是海上的线路，如果要与其它板块建立联系，土耳其都是必经之路。11-14世纪，受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影响，安纳托利亚地区建立了大量的驿站和桥梁。驿站及大型的接待客栈，有力带动了沿线人员与货物的往来。来自各地的商人在此相聚，由此也带动了文化、语言和思想的交流。从10世纪起一直到19世纪，中亚地区修建驿站到热潮始终高涨。其结果便是诞生了一张从中国开始，延伸到印度次大陆、伊朗、高加索、土耳其乃至北非、俄罗斯和东欧的驿站网络。

其中不少都保存到了今天。从中国出发至印度尼西亚，跨越印度洋抵达波斯湾和红海的海上线路，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已经形成。直至今天，这些线路依旧是主要的航线。但是，连接印度洋和地中海的线路，自欧洲人发现了通向印度和远东的新航线之后便衰落了。带来的结果便是，千百年来一直作为重要中转站，支撑丝绸之路与香料贸易的中亚和西亚随之衰落。（采访及翻译：燕海鸣）

▲天后宫

Himanshu Prabha Ray 印度著名考古学者，印度洋海上贸易研究专家

　　当下对于亚洲的文物古迹的研究，涉及的题目多是建筑和图像，或是政权更迭，最近又开始关注到殖民知识的产生，但是极少涉及海洋交流、文化多元以及社区记忆等方面内容。因此，沿海地区的文物古迹的研究，也主要关注艺术和建筑背后所揭示的国家历史进程及朝代的更替，对于这些古迹与其赖以存在的海洋的关系，却鲜有讨论。我想在这里强调，有必要将与海洋活动相关的文化遗 产——港口、堡垒、宗教场所、考古遗址等——纳入研究的视野，将其作为一个国家的海洋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使子孙后代因此而受益。（节选自《Beyond Trade: Cultural Roots of India’s Ocean》，燕海鸣 译 ）

▲广东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萨珊银盒

阿里·易卜拉欣·贾班 沙特阿拉伯王国旅游和民族遗产总机构副主席

沙特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历史上阿拉伯半岛16%的物资供给都须经由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沙特方面支持中国2018年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愿意与中方开展古塞林港联合考古，期待通过考古发掘工作，印证塞林港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电重要一站，配合中方正在开展的2018年海丝申遗。

▲南海神庙及码头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