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资讯
提到丝绸之路只想到丝绸？该读书了
摘要: 丝绸之路（Silk Road），简称“丝路”。1877年，德国探险家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使用“丝路”（德语Seidenstrasse，有时以复数形Seidenstrassen出现）一词。虽然他在著作中并未用它指 ...
丝绸之路（Silk Road），简称“丝路”。1877年，德国探险家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使用“丝路”（德语Seidenstrasse，有时以复数形Seidenstrassen出现）一词。虽然他在著作中并未用它指称汉代以后的情况，但是后人引申其用法，使“丝路”成为描述中外交通史上最常见的词汇之一。
201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上的丝路》（The Silk Road in World History）是为欧美大学生与一般大众所写的轻学术读物，介绍丝路的起源与衰微，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本书作者刘欣如曾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任美国纽泽西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以中印文化交流与丝路历史研究著称。本书描绘了一个传统学界对于丝路的印象，将丝绸视为丝路历史的主角来贯穿全书，旁及宗教与其他物品的传播。
第一章“中国放眼西方”从丝路东端说起，谈的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故事。比如战国时代北方农耕人群与草原游牧之间的交流，，比如定居的秦汉帝国与游牧的匈奴帝国之间的竞逐，特别是汉武帝遣张骞通西域一事。张骞的出使让汉朝与月氏（位于今乌兹别克）得以建立关系。后来双边的贸易活络起来。罗马的玻璃器具、印度的棉织品、香料与宝石也开始输入长安。而汉朝的丝织品也开始销售西方。这正是丝路得名之因。
第二章“罗马放眼东方”则从丝路西端说起，内容是罗马帝国对于中国的想象。当时的罗马帝国对中国与蚕丝了解很少，例如罗马学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自然史》中就误认为蚕丝是中国人在森林中采集的毛料。罗马帝国的兴起带来了对大量奢侈品的需求，其中包括中国的丝绸及产自东亚与阿拉伯的乳香等香料。因此，罗马帝国加强了对东方的重要商队据点的控制。
波斯北部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安息帝国则成为罗马的主要对手。作者以《红海航海记录》（Periplus of the Red Sea，又称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录）为材料，介绍了位于叙利亚、阿拉伯的海上贸易据点。罗马的海上贸易与中亚丝路贸易两条路线，最后在婆卢羯车与巴别尔孔两地交会。
第三章“贵霜帝国与佛教”讨论贵霜帝国崇奉佛教与丝路商业兴盛的关系。西元1世纪中叶代月氏而兴起的贵霜帝国，以一个游牧民族政权之姿成功控制了以定居农业为主的大夏地区。贵霜帝国的传统宗教以祖先崇拜为主，并信奉上天。然而贵霜国王对其他宗教采取开放的态度，因此希腊神祇、祆教与佛教等都受到保护，特别是大乘佛教在贵霜王朝治下得到长足的发展。兴盛的国际贸易与繁荣的都市都有助于佛教向印度以外的地区推广，例如佛寺常常成为商人行旅的休息站。丝绸也成为一种地方交易的货币。值得一提的是，早期许多到中国弘扬佛法的僧侣皆来自伊朗的安息帝国，这也为景教与摩尼教传入中国铺路。
第四章“黄金时代的露头”提到早期由汉朝、贵霜、安息与罗马等帝国创建的丝绸之路，至3世纪时衰微。在汉朝与西罗马帝国衰亡后，丝绸之路就由波斯的萨珊王朝与信奉摩尼教的粟特商人掌控。5-8世纪为粟特商人的黄金时代。当时萨珊王朝的钱币与丝绸成为丝路国际贸易中的主要通货。
6世纪，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在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的统治下重振声势，而丝绸在宗教与政治上成为重要的象征物，需求大增，特别是紫色的丝绸后来被查士丁尼大帝谕令为国家独占的物资，并引入养蚕业，但是其规模仍然不足与中国相提并论。可以说，在充满政治动乱的时代，丝路贸易仍然维持不坠，表示丝路已发展成熟。其活力来自市场的需求，而不像过去那样仅仰赖帝国的支持。
第五章“欧亚丝绸市场的转变”讨论的是在7-12世纪欧亚市场的转变与新货物的流行。在那个时代，丝路东部与中部的局势有所改变。东方有唐朝的统一，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创立，在中东则有阿拉伯帝国（即中国古代所称的大食国）的兴起，并且东进控制了中亚地区。
伊斯兰教盛行于中亚与中东的结果，改变了丝路的人文地理。在贸易路途中清真寺逐渐取代佛寺，波斯语也取代粟特语成为丝路上的通用语。丝绸不再是唯一主要的货品，瓷器与茶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宠。而随着海上贸易的逐渐发达，骆驼与马匹也不再是有利可图的运输工具。
第六章“蒙古与丝路的黄昏”讨论了蒙古帝国的兴起与欧亚世界的新局面。蒙古人征服了中国、中亚、中东与俄罗斯。蒙古帝国的创建者成吉思汗也大力推广商业。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剌和林成为丝路货物的集散地。
虽然蒙古帝国并非海上强权，但蒙古大汗十分注意海上交通与贸易，许多西亚商人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定居经商，蒙古政府也从中征税获利。然而在1330年代，饥馑与洪水在中国境内肆虐，并且导致民变。1368年明军攻陷大都，元朝退回漠北。中亚仰赖陆路贸易的商队城镇与宗教设施逐渐衰微。这也是陆上丝路的黄昏。
简言之，对作者而言，丝路的历史就像一出美人迟暮的悲剧。她曾经耀眼过，但是14世纪后期蒙古四大汗国解体，陆路商业失去了重要性之后，就淡出了历史舞台。这也是传统学界的看法。作者在书首自言，丝路是一个连结中国与地中海的陆路与海路商业系统（第10页）。丝路的陆路贸易走向黄昏，但是海路贸易似乎持续发展。这样一来，读者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即丝路是否真的如作者所言，在14世纪时就已衰微？针对这个问题，在以下要介绍的另一本书中，读者们将会看到与传统叙事不同的丝路历史。
201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丝路：简介极短篇》（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是一本为普罗大众撰写的丝路简史。作者为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他曾担任美国中央欧亚学会会长。在米华健笔下，丝路从古至今虽然历经波折，但仍旧保持繁荣的景象。
另外，丝路也不是一条或多条固定的商路，而更像是由一连串货物集散地构成的网络。作者更将这些活跃于丝路的人们称为原初的全球化者（proto-globalizers）。他认为，在丝路的历史上，农民与牧民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定居的农业社会对这些与己不同的游牧牧民充满了鄙夷与歧视，并反映在史书记载上。
第二章“丝路萤光闪烁的时代”则探讨丝路历史的分期方式。作者分为六大时期：1) 早期印欧游牧民时代（西元前3000年至前3世纪）；2) 古典丝路时代（西元前3世纪至西元3世纪）；3) 黑暗时代（3-5世纪）；4) 中世纪的世界主义时代（6-10世纪）；5) 蒙古世界帝国时代（13-14世纪）；6) 草原的封闭时代（16-19世纪）。
第三章“生物丝路”关注丝路上的食物与生态交流。一般人可能知道番茄是从美洲传入的作物，但可能很少人知道自1990年以来乌鲁木齐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产地之一。另外，葡萄酒、饺子与馒头等饮食也都以不同形式流行于丝路各大文明中。
第四章“技术丝路”则讨论科技与器物在丝路上的流通。在日常器物上，例如椅子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纸的生产制作技术和活字印刷术的传播也很重要，撒马尔罕在中世纪成为丝路上重要的造纸重镇。在医学上，则不可忽视体液医学与天花防治的技术。过去在内亚，无论是贵族或百姓，染上天花的死亡率相当高。直到清代，三世班禅与顺治皇帝都死于天花。这也导致清朝在挑选皇太子时，曾经出痘与否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够在顺治皇帝驾崩后入继大统，年幼出痘痊癒正是原因之一。在军事上，战车与青铜冶金术的发展、马刺的使用，与火药的传播如何帮助欧亚君主达成中央集权等课题，都是本章的重点。
第五章“丝路上的艺术”探讨不同艺术形式在丝路上的传播与转变。如印度佛教中的本生故事（梵文作J taka，书中误作J kata）在中国的翻译与阿拉伯《天方夜谭》的变形。而中世纪流行于东亚与欧洲的白话文学也有印度与希腊源头。在音乐上，则有起源于阿富汗的鲁特琴（Lute）如何变成中国的琵琶、波斯的barbat与阿拉伯oud的故事。在视觉艺术上，波斯细密画与青花瓷如何透过丝路传播于欧亚大陆。其中青花瓷正是欧亚文化融合的产物代表：青色颜料与图案主题来自波斯，瓷器来自中国。在明代，景德镇大量生产这类青花瓷外销到波斯萨非王朝。
第六章“丝路何去何从”评述了16世纪迄今的丝路历史。作者认为从9世纪的沉船遗迹看来，海路贸易与陆路贸易自古以来就并存着，两者并非互相取代，而是互补关系。过去的丝路交流和今天的全球化性质类似，只是在形式上更为广泛。过去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20世纪初马列主义从苏俄传入中国，两者同为跨文化的欧亚宗教思想交流，在性质并无二致。据此，作者下了一个结论：丝路不死，且其扩张无远弗届。
上述二书算是近年来在丝路历史研究中观点对比较为强烈的作品，因此笔者特意放在一起介绍。也因此挂一漏万，诸如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的2012年新书《丝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与白贵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于2009年出版的《丝路帝国史：从青铜时代至今的内陆欧亚史》（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等书，皆略去不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按图索骥。
回到主题，从当今的丝路热议看来，似乎是米华健的复兴论较刘欣如的衰微论占上风。不过毕竟这都是学术讨论，从不同角度与专业会看到不同的面貌，也因此永远存在讨论的空间。对于一般读者，可以看到丝路上充满了疾病、战争与危险，但仍旧有许多人活跃着。无论是出于宗教热诚或是追逐利益，这些先人所抱持的精神，诸如互助互利、开放交流与冒险进取等，对处于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人而言，其意义仍然历久弥新。
（作者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候选人）
1877年，德国探险家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为“丝绸之路”命名。
然而对一般大众而言，除了新兴的经济口号与世界遗产以外，遥远的丝路，尘封的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呢？有鉴于此，本文希望透过回顾近年出版的两部著作，重新认识丝路的历史，并试图从中撷取一些历久弥新的意义。201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上的丝路》（The Silk Road in World History）是为欧美大学生与一般大众所写的轻学术读物，介绍丝路的起源与衰微，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本书作者刘欣如曾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任美国纽泽西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以中印文化交流与丝路历史研究著称。本书描绘了一个传统学界对于丝路的印象，将丝绸视为丝路历史的主角来贯穿全书，旁及宗教与其他物品的传播。
201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欣如《世界史上的丝路》是为欧美大学生与一般大众所写的轻学术读物，介绍丝路的起源与衰微，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第二章“罗马放眼东方”则从丝路西端说起，内容是罗马帝国对于中国的想象。当时的罗马帝国对中国与蚕丝了解很少，例如罗马学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自然史》中就误认为蚕丝是中国人在森林中采集的毛料。罗马帝国的兴起带来了对大量奢侈品的需求，其中包括中国的丝绸及产自东亚与阿拉伯的乳香等香料。因此，罗马帝国加强了对东方的重要商队据点的控制。
波斯北部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安息帝国则成为罗马的主要对手。作者以《红海航海记录》（Periplus of the Red Sea，又称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录）为材料，介绍了位于叙利亚、阿拉伯的海上贸易据点。罗马的海上贸易与中亚丝路贸易两条路线，最后在婆卢羯车与巴别尔孔两地交会。
第三章“贵霜帝国与佛教”讨论贵霜帝国崇奉佛教与丝路商业兴盛的关系。西元1世纪中叶代月氏而兴起的贵霜帝国，以一个游牧民族政权之姿成功控制了以定居农业为主的大夏地区。贵霜帝国的传统宗教以祖先崇拜为主，并信奉上天。然而贵霜国王对其他宗教采取开放的态度，因此希腊神祇、祆教与佛教等都受到保护，特别是大乘佛教在贵霜王朝治下得到长足的发展。兴盛的国际贸易与繁荣的都市都有助于佛教向印度以外的地区推广，例如佛寺常常成为商人行旅的休息站。丝绸也成为一种地方交易的货币。值得一提的是，早期许多到中国弘扬佛法的僧侣皆来自伊朗的安息帝国，这也为景教与摩尼教传入中国铺路。
第四章“黄金时代的露头”提到早期由汉朝、贵霜、安息与罗马等帝国创建的丝绸之路，至3世纪时衰微。在汉朝与西罗马帝国衰亡后，丝绸之路就由波斯的萨珊王朝与信奉摩尼教的粟特商人掌控。5-8世纪为粟特商人的黄金时代。当时萨珊王朝的钱币与丝绸成为丝路国际贸易中的主要通货。
6世纪，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在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的统治下重振声势，而丝绸在宗教与政治上成为重要的象征物，需求大增，特别是紫色的丝绸后来被查士丁尼大帝谕令为国家独占的物资，并引入养蚕业，但是其规模仍然不足与中国相提并论。可以说，在充满政治动乱的时代，丝路贸易仍然维持不坠，表示丝路已发展成熟。其活力来自市场的需求，而不像过去那样仅仰赖帝国的支持。
第五章“欧亚丝绸市场的转变”讨论的是在7-12世纪欧亚市场的转变与新货物的流行。在那个时代，丝路东部与中部的局势有所改变。东方有唐朝的统一，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创立，在中东则有阿拉伯帝国（即中国古代所称的大食国）的兴起，并且东进控制了中亚地区。
伊斯兰教盛行于中亚与中东的结果，改变了丝路的人文地理。在贸易路途中清真寺逐渐取代佛寺，波斯语也取代粟特语成为丝路上的通用语。丝绸不再是唯一主要的货品，瓷器与茶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宠。而随着海上贸易的逐渐发达，骆驼与马匹也不再是有利可图的运输工具。
第六章“蒙古与丝路的黄昏”讨论了蒙古帝国的兴起与欧亚世界的新局面。蒙古人征服了中国、中亚、中东与俄罗斯。蒙古帝国的创建者成吉思汗也大力推广商业。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剌和林成为丝路货物的集散地。
虽然蒙古帝国并非海上强权，但蒙古大汗十分注意海上交通与贸易，许多西亚商人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定居经商，蒙古政府也从中征税获利。然而在1330年代，饥馑与洪水在中国境内肆虐，并且导致民变。1368年明军攻陷大都，元朝退回漠北。中亚仰赖陆路贸易的商队城镇与宗教设施逐渐衰微。这也是陆上丝路的黄昏。
简言之，对作者而言，丝路的历史就像一出美人迟暮的悲剧。她曾经耀眼过，但是14世纪后期蒙古四大汗国解体，陆路商业失去了重要性之后，就淡出了历史舞台。这也是传统学界的看法。作者在书首自言，丝路是一个连结中国与地中海的陆路与海路商业系统（第10页）。丝路的陆路贸易走向黄昏，但是海路贸易似乎持续发展。这样一来，读者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即丝路是否真的如作者所言，在14世纪时就已衰微？针对这个问题，在以下要介绍的另一本书中，读者们将会看到与传统叙事不同的丝路历史。
201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丝路：简介极短篇》（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是一本为普罗大众撰写的丝路简史。作者为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他曾担任美国中央欧亚学会会长。在米华健笔下，丝路从古至今虽然历经波折，但仍旧保持繁荣的景象。
201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米华健《丝路：简介极短篇》是一本为普罗大众撰写的丝路简史。
第一章“环境与帝国”从2002年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举行的一个以丝路为名的庆典谈起，作者试图打破过去的一些迷思，例如虽然丝路以丝为名，但实际上丝绸并非最具影响力的货物，被驯化的马匹、棉花、纸和火药都在世界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另外，丝路也不是一条或多条固定的商路，而更像是由一连串货物集散地构成的网络。作者更将这些活跃于丝路的人们称为原初的全球化者（proto-globalizers）。他认为，在丝路的历史上，农民与牧民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定居的农业社会对这些与己不同的游牧牧民充满了鄙夷与歧视，并反映在史书记载上。
第二章“丝路萤光闪烁的时代”则探讨丝路历史的分期方式。作者分为六大时期：1) 早期印欧游牧民时代（西元前3000年至前3世纪）；2) 古典丝路时代（西元前3世纪至西元3世纪）；3) 黑暗时代（3-5世纪）；4) 中世纪的世界主义时代（6-10世纪）；5) 蒙古世界帝国时代（13-14世纪）；6) 草原的封闭时代（16-19世纪）。
第三章“生物丝路”关注丝路上的食物与生态交流。一般人可能知道番茄是从美洲传入的作物，但可能很少人知道自1990年以来乌鲁木齐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产地之一。另外，葡萄酒、饺子与馒头等饮食也都以不同形式流行于丝路各大文明中。
第四章“技术丝路”则讨论科技与器物在丝路上的流通。在日常器物上，例如椅子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纸的生产制作技术和活字印刷术的传播也很重要，撒马尔罕在中世纪成为丝路上重要的造纸重镇。在医学上，则不可忽视体液医学与天花防治的技术。过去在内亚，无论是贵族或百姓，染上天花的死亡率相当高。直到清代，三世班禅与顺治皇帝都死于天花。这也导致清朝在挑选皇太子时，曾经出痘与否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够在顺治皇帝驾崩后入继大统，年幼出痘痊癒正是原因之一。在军事上，战车与青铜冶金术的发展、马刺的使用，与火药的传播如何帮助欧亚君主达成中央集权等课题，都是本章的重点。
第五章“丝路上的艺术”探讨不同艺术形式在丝路上的传播与转变。如印度佛教中的本生故事（梵文作J taka，书中误作J kata）在中国的翻译与阿拉伯《天方夜谭》的变形。而中世纪流行于东亚与欧洲的白话文学也有印度与希腊源头。在音乐上，则有起源于阿富汗的鲁特琴（Lute）如何变成中国的琵琶、波斯的barbat与阿拉伯oud的故事。在视觉艺术上，波斯细密画与青花瓷如何透过丝路传播于欧亚大陆。其中青花瓷正是欧亚文化融合的产物代表：青色颜料与图案主题来自波斯，瓷器来自中国。在明代，景德镇大量生产这类青花瓷外销到波斯萨非王朝。
第六章“丝路何去何从”评述了16世纪迄今的丝路历史。作者认为从9世纪的沉船遗迹看来，海路贸易与陆路贸易自古以来就并存着，两者并非互相取代，而是互补关系。过去的丝路交流和今天的全球化性质类似，只是在形式上更为广泛。过去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20世纪初马列主义从苏俄传入中国，两者同为跨文化的欧亚宗教思想交流，在性质并无二致。据此，作者下了一个结论：丝路不死，且其扩张无远弗届。
上述二书算是近年来在丝路历史研究中观点对比较为强烈的作品，因此笔者特意放在一起介绍。也因此挂一漏万，诸如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的2012年新书《丝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与白贵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于2009年出版的《丝路帝国史：从青铜时代至今的内陆欧亚史》（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等书，皆略去不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按图索骥。
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作者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