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文化遗产 2018年第2期甘青宁地区传统村落的初步研究（中）张力智3. 宗教和信仰 如前所述，甘青宁地区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都十分繁荣，庙宇规模巨大，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让我们暂时放下佛教、伊斯兰教东传之类的传统认知，还是从甘青宁地区的生产方式谈起。甘青宁地区是一个农牧混杂的区域。游牧民族缺乏茶、铁等必要的生活资料，居无定所又难以积累财富，在经济上十分依赖农耕民族，遇到自然灾害时

中国文化遗产 2018年第2期

甘青宁地区传统村落的初步研究

（中）

张力智

3. 宗教和信仰

如前所述，甘青宁地区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都十分繁荣，庙宇规模巨大，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让我们暂时放下佛教、伊斯兰教东传之类的传统认知，还是从甘青宁地区的生产方式谈起。

甘青宁地区是一个农牧混杂的区域。游牧民族缺乏茶、铁等必要的生活资料，居无定所又难以积累财富，在经济上十分依赖农耕民族，遇到自然灾害时也往往需要通过掠夺农耕民族获取财富。不过若是掠夺财富过多，财富本身就会削弱游牧民族的机动能力，使其逐渐转化成定居农民，丧失战斗力，继而被农耕大帝国或游牧部落吞并。可见定居的财富积累和机动的游牧掠夺本不易兼容，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也难以避免战争。但对寺院而言，一方面可以定期举行庙会获取牧民的生产积累，并提供其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寺产租佃获得农民的生产积累，并以慈善的方式保证农业社会安全。不论农耕还是游牧，个人虽然放弃了财富，社会却变得更加稳定和安全，这是古代宗教的重要功能。因此甘青宁地区游牧、农耕混杂的局面大大促进了宗教的发展——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均以此为中心登陆中原，就连全真派、正一派道教也在此全面繁荣。在贫瘠的土地上，宗教除了抚慰心灵，也发挥着实实在在的社会功能。

沿此思路展开，研究甘青宁地区的庙宇建筑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和建筑学意义。我们知道中国北方有泛神崇拜的民间信仰，庙宇是主要的公共建筑，但这些庙宇从何而来，又为何会“几教合一”呢？甘青宁的庙宇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线索。首先，中国北方地区历史上都有农牧并存的现象，也需要解决农牧矛盾的问题。中国北方的宗教和庙宇正有此社会功能，故而在乡土村落中地位重要。其次，庙宇的重要性来源于其社会功能，而非信仰对象，任凭佛教、道教、儒教、祆教（拜火教）往来反复，重要的和最终留下的只有庙宇的形式和功能，其中供奉谁，或怎么供奉都无所谓。这就是“几教合一”的根本原因。最后，较之西北几省，山西、河北等地更早向农耕社会转化，故而庙宇的规模不及前者，宗族祠堂发展得也更充分——后者正因为可以解决农耕社会的诸多问题，才在中国东南地区更为常见。

在甘青宁地区，宗教的社会功能使寺院、庙宇积累了大量财富，统治者也好，商人也好，想要控制这一区域，就必须与寺院建立密切的联系，因此寺院中的重要职位多由统治者或商人家族世袭。在伊斯兰教中，这种制度被称作“门宦”，掌教世袭罔替，教主、地主合二为一，甘青宁地区的四大门宦中，三个都规定掌教直系世袭或在家族内世袭。在某些藏传佛教教派中也有类似的“转世”制度，其一是活佛转世，即某一贵族家族每代选出一个孩子出家为僧，在寺中受教育，待老活佛去世后继任活佛，甘青宁传统村落中，甘肃永登连城镇、青海同仁郭麻日村就是这种情况；其二是寺庙中掌管俗务的职位被商人或地主家族承包，该家族即可协助经营寺产，青海互助土观村、甘肃兰州河口镇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世俗世界中各家族的地位不同，其代理人在寺院中的职位也就不同——寺院远没有表面上那样超脱。

图04/天水麦积区街亭村东观龙山崇福寺，该寺曾经是麦积山瑞应寺下院，规模较大。（摄影：张力智）

寺院、庙宇直接影响着甘青宁地区的村镇形态。首先就是小住宅和大庙宇的反差。甘青宁地区的住宅建筑，除了明清土司和民国马氏军阀的住宅可称得上“大院”之外，其他均十分简陋，乏善可陈。与此相对的，当地庙宇和公共建筑却往往规模巨大，极尽奢华，而且种类众多。如甘肃天水街亭古镇东山上有崇福寺和庙宇建筑群（图04），兰州河口古镇的西门外、城中心及后山都有庙宇建筑群；榆中青城古镇更甚，不仅东门外有公共建筑群，南侧崇兰山上，东侧二龙山上，北侧隔河相望的北武当上都有大规模的庙宇建筑群，仿佛几座小城一般环绕古镇（图05）；更不用说青海同仁地区的年都乎、郭麻日和上下吾屯几村，每个村子外面都有一个大规模的藏传佛教寺院（图06）。其次，在部分地区，庙宇往往是一个村落的中心，如临夏八坊，回族住宅建筑围绕清真寺而建；互助土观村，土族住宅围绕藏传佛寺而建等等，这些中心庙宇前往往有小广场，住宅环绕于广场和庙宇周围，形态上很像欧洲中世纪城镇。最后，部分庙宇的位置很可能是古代衙署和城池遗迹，如兰州青城古镇城隍庙建于明代守备府之上，同仁保安二郎庙建于废弃的铁城山古城下，文县哈南村西京观可能是古代堡寨所在之处等等，类似的情况在中北亚废弃城市中也不少见，如辽上京遗址、蒙古哈喇和林遗址均被后代藏传佛教寺院压占——城池和建筑在战争中消失，庙宇以神化的方式将历史记忆延续下来。

图05/甘肃榆中青城古镇黄河北岸的北武当庙宇建筑群，属白银市管辖。（图片来源：每日甘肃网www.gansudaily.com.cn）

图06/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镇郭麻日村，站在村落北堡墙南望，即可看到郭麻日寺巨大的白塔。（摄影：张力智）

寺院和庙宇是甘青宁地区最精彩的建筑类型，但在历次暴烈的战争和革命中，寺院、庙宇的破坏也最为严重，至今老建筑百不存一，留下的只有关于寺院、庙宇的苍白文献，近年旅游催生的夸张布景，以及更多朴素零落的住宅。

甘青宁地区的住宅虽然普遍简单，其中也有深深的宗教烙印，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住宅布局比较不同。天水地区住宅建筑受儒家影响，重视中轴对称，讲究内外之分，大型院落多为前后两进。宁夏南部地区住宅建筑受伊斯兰教影响，就不求对称，也不讲前后内外之分，凡事以西为尊，室内公共空间开敞，装饰上以白色为主，极为素雅（图07）。青海同仁地区住宅建筑受藏传佛教影响，建筑装饰多用纯色，色彩绚烂，普遍设置经幡、煨桑炉和经堂，经堂中悬挂佛像和活佛照片——是最为典型的偶像崇拜（图08）。互助土族地区虽也信藏传佛教，但其住宅院落方正对称，院落正中建高大的祭祀花坛，上设神坛，插经幡，中心对称，显然是蒙古族萨满教敖包祭祀的变体，生动反映了土族与蒙古族的密切联系。

图07/宁夏泾源园子乡者伍村是建于清同治年间的回族聚落，这是村中最老的几座住宅之一，回族民居建筑虽然简陋，但布置得相当整洁，用色素雅。（摄影：张力智）

图08/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镇年都乎村，村民为信奉藏传佛教的土族，建筑装饰用色艳丽。（摄影：张力智）

4. 商业和驻军

在甘青宁地区，农耕和游牧并不能全面反映当地的生产和经济特征。对村镇和建筑影响最大的往往是商业。

如前所述，甘青宁地区较大的村镇和城市都处于河谷平原，在荒凉高原的包围下，这些聚落仿佛绿洲一般，是过往客商和军队的重要中转和补给地。河谷绿洲资源有限，聚落规模越大，也越是依赖商业、手工业、畜牧业和贸易外部补给。村镇之外，周围的游牧民族产出更为单一，为了维持基本生活也必须与农耕民族保持贸易，因此商业在区域经济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甘青宁地区的大部分“传统村落”，不论现状如何，历史上多扮演着商业集镇的角色，如兰州的青城、河口、金崖，天水的新阳、街亭，宁夏的北长滩，青海的隆务（同仁）等等。

商业对甘青宁地区集镇的形态有着重要影响。这些集镇本就处于河谷台地之上，主街与河道平行，辅助巷道与主街垂直，整个集镇呈鱼骨状布局。重要建筑大多背山面水，位于主街靠山一侧；其对面则大多只有店铺而已。也有部分集镇在水岸设置码头，方便往来船只皮筏停靠。商业集镇聚集了大量财富，因此又滋生大量庙宇建筑，部分庙宇建筑也发挥着商业会馆的作用。甘青宁地区以山陕商人和回族商人为多，山陕商人多信奉武财神关公，所以关帝庙也往往用作山陕会馆，如甘肃兰州河口村、天水街亭村都是如此（图09）；回族商人信奉伊斯兰教，重要城市城关也就会有清真寺。

图09/甘肃天水麦积区街亭村西关帝庙，街亭古镇曾是天水——汉中商路之间的重要商业集镇，关帝庙曾是当地山陕会馆。（摄影：张力智）

在商业的刺激下，农耕村落往往也有特定的手工业专长。举例而言，兰州河口村的商业贸易带动了周边村落的水烟生产、陶器生产和亚麻加工（图10）。兰州金崖镇也是一样，至今金崖镇东侧尚古城村还有完整的水烟作坊保存下来（图11）。天水市新阳镇的商业贸易带动了周边村落土布和土盐的生产，民国时期当地乡绅甚至从山西引进了日本纺织机，可见其纺织业规模。兰州市河口村、中卫市北长滩村都是黄河水运中转站，村中有码头，周边村民也长于熟制牛皮，制作修理羊皮筏子。同仁保安城内村更是发展出了精湛的冶铁锻造技艺，保安腰刀全国闻名。事实上，这些农耕村落中往往居住着大商人，单凭甘青宁地区那广袤而贫瘠的土地，农耕村落实难发展出相当的规模。所以甘青宁地区最常见的还是高原中的散居小村落，我们所关注的挂牌“传统村落”其实只是一些例外。这是甘肃、青海、宁夏传统村落数量较少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后传统村落评定所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图10/甘肃兰州西固区河口乡河口村，河口村曾是兰州－西宁商路上的重要水陆码头，图中建筑靠近黄河码头，曾是当地货物中转的大车院和货栈。（摄影：李秋香）

图11/甘肃榆中金崖镇尚古城村福元泰烟坊厂房，清同治年间后，金崖镇是兰州——定西商路上的驿站，加之兰州水烟驰名全国，金崖镇的河谷村镇成为水烟生产加工基地。（摄影：张力智）

需要指出的是，甘青宁地区的商业集镇与欧洲中世纪城镇非常相似，甘青宁地区的散居村落与欧洲中世纪散居村落非常相似，甘青宁地区的城乡关系也与欧洲中世纪城乡关系非常相似——似乎农村只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提供者，而资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最终汇集于城镇，进行更高等级的生产。这种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城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但却基本适用于甘青宁地区——农村的资源大多汇聚到城镇，小村大城。城镇资本又汇聚于各类公共建筑，于是就出现了各类奢华绚丽的庙宇、会馆、学校和祠堂。甘青宁地区存在城镇发展的必要因素，却没有像欧洲城市一样发展，命运的转折就是来自中原帝国的驻军。

在中原帝国最为虚弱的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商业城镇其实曾经主导过甘青宁地区的历史——当时这里曾出现过前凉、后凉、南凉、西秦、西凉、北凉等多个政权，再加上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前秦，五胡十六国中七国的大本营都在甘青宁地区。这些国家政权频繁更迭，都城也常常迁移，与其说这是胡人“叛服无常”的结果，倒不如审视一下这些国家的制度——它们不过是几个绿洲城镇的集合体，资源在商人主导的城镇之间流动，高度的流动性正是王朝兴废和都城迁移的原因。事实上，中原王朝同样惧怕这种流动性，一旦中原王朝强大起来，就会通过移民、屯田（使胡人定居农业化），甚至驻军降低这些城镇中（牧民、商人）的流动因素，以此实现统治。研究者常说甘青宁地区战乱频仍，城镇必须驻兵御敌。但自元代以来，这里就已不再是前线，备战固然重要，常常也不过是说辞。来自中原王朝的驻军只是保障了帝国的统治而已。胡人的“咸与内附”，儒家的礼乐教化，背后都是铁腕的手段，那些高大的城墙除了应付民族起义，大多数没有经历过什么像样的战火。

甘青宁地区的驻军常有“内部殖民”之意，因此城镇往往会发展成“日”字型平面，形成军民分治的格局，如兰州青城镇、永登连城镇等等。如果将大型宗教建筑也视为一个小城（庙宇往往是周边游牧民族聚集交流之地），那么这种“日”字型布局的村镇就更多，如文县哈南村，同仁郭麻日村、年都乎村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日”字型城市，以及更为复杂的“品”字型城市在中亚及蒙古高原上非常常见，并非中国特例。这些区域同样不由农耕经济主导，也同样受军事力量控制。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暂不在此文中赘述。

甘青宁地区的驻军一般只为内部殖民，倘若真正发生战乱，普通百姓只能自己筑堡，并自求多福。甘青宁地区绝大部分汉族和土族“传统村落”都有堡墙。土族村镇的堡墙大多修筑于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势力兴起之时；汉族村镇的堡墙历史更久，但现存的多修筑于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之时。在回族起义最为暴烈的天水地区，在村外修筑堡墙也无法保证安全，几乎每个村落都会在村边小山上修建独立的夯土堡寨，回民军队靠近时，全村人立刻躲入堡寨避难。

图12/甘肃武威市民勤县三雷乡三陶村瑞安堡，该堡颇有古代坞壁之风，四面高墙，仅开一门，极为封闭。此图为瑞安堡西南角，角楼为武楼，用盔顶。（摄影：张力智）

战争塑造了两种气质迥异的住宅建筑，一种封闭而严谨，一种开放而灵活。一般而言汉族和土族住宅建筑极为重视防御，四合或三合院内部围合，外面建有高高的墙体，不开窗，只留一小门供人进出。在青海的一些庄廓民居中，夯土墙体厚近一米；河西一些民居的外墙甚至高达六七米；互助土族住宅中常有瞭望塔，汉族村落里建设炮台也是常见现象，总之这些建筑常常十分封闭，布局也会严谨对称一些（图12）。但对于藏族和回族而言，住宅往往更为灵活，院落不求对称，往往没有或只有一边厢房，外部围墙有时甚至显得有些草率，村落布局也相对随意（图13）。当然这也并不绝对，一些回族巨富的住宅，如民国马氏家族的众多大院也非常重视防御。住宅形式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定居的驻军、农耕生活与流动性更强的商业、畜牧生活的反映。两种生活相距也并不遥远，就如宁夏中卫的南长滩村和北长滩村，两村一河之隔，就呈现出两种全然不同的个性——被中原帝国军队控制的南长滩更为封闭，而被北方游牧政权控制，常用作水运码头的北长滩则更为自由。当然对于真正的游牧者而言，建筑也并非必须，就如蒙古族的蒙古包，以及藏族的帐房，它们是西北地区生活的另一种极端，当然，这就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了。

图13/宁夏中卫北长滩，此村孤悬大漠高山之中，曾是黄河水运的重要码头，也是盗匪袭扰商客的基地，住宅建筑依山而上，分散自由灵活。（摄影：张力智）

未完待续

编辑：孙秀丽

排版：段牛斗

题图：青海湟中塔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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