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学术田野里的束禾人——《束禾集——考古视角的艺术史》后记
这本《束禾集——考古视角的艺术史》，是我从1977年至今30年中所写与艺术史﹙美术史﹚有关的论述、讲课讲稿、会议发言稿，以及给一些书所作序文，从中选出30篇所辑的文集。在文集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77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那段时期，正是我开始探索从考古视角观察、研究艺术史﹙美术史﹚的时期。
回想1958年我告别母校北京大学，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迄今已是第60年，整整一个甲子﹙从我开始学习考古学至今年则整过了65年﹚。在北大求学时，因为对考古发掘获得的与艺术有关的考古标本感兴趣，宿白先生和阎文儒先生都嘱我要研读与艺术史﹙美术史﹚有关的书。但是当时缺乏有关中国古代艺术史的专著，西方艺术史的译著也不多，郭沫若翻译的德国人米海里司著《美术考古一世纪》一书，内容是19世纪依据“锄头考古学”发现的地中海沿岸诸古代文明的艺术品。此外只有法国人丹纳著《艺术哲学》的中译本。我只能把这两本书读了又读。
1958年我开始从事考古工作以后，除了完成所里安排的工作外，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中所获得的丰富的与“艺术”有关的考古标本，主要思考的是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考古体系。至于从考古视角去观察和探研有关艺术史﹙美术史﹚方面的问题，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事。本书所收文稿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77年，就反映了这一情况。
当时我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经历了粉碎“四人帮”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研究所的工作正在恢复，我担负的仼务不重，工作尚不紧张，社会氛围松散安详，下班后空闲时间较多。所以在晚饭后，我常有时间去找挚友夜话闲聊。我经常去的是芳嘉园15号王世襄家，当时他和袁荃猷住在北房东侧﹙西侧已被他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占据﹚，东房由黄苗子、郁风租住。我和他们几位是忘年交，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十余岁。但大家在一起谈得十分融洽，有时还会一起再向南走两条胡同，去沈从文处聊天。正是与他们的夜话，启发了我从考古视角去观察和探研艺术史。在黄苗子和郁风的鼓励下，我尝试给黄蒙田在香港办的《美术家》杂志写稿。那时老友李松涛﹙李松﹚在中国美协，负责《美术》杂志以及《中国美术》杂志﹙后来停刊﹚，他不断催我写稿。在郁风、丁聪和李松涛的推荐下，1981年我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老艺术家和学者日益受到重视，生活条件也得到改善，黄苗子和王世襄先后搬离芳嘉园15号。先是黄苗子迁至团结湖北里，之后王世襄搬到芳草地迪阳公寓，同时我的宿舍也从中国美术馆后的弓弦胡同迁往皂君庙，大家居所相距遥远，晚饭后散步、夜话聊天已不可能。
同时，研究所的工作任务日繁,特别是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时，我被编委会委任为编辑小组的成员后，不仅要担负两晋南北朝考古等部分的编写工作，更要一个人负责全书的统稿、编辑及所有引用资料的核查。白天的工作时间不够用，晚上也要投入工作。随后又投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一版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至明考古》分支学科的组织编写工作。与此同时，我还接受了协助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中国古代兵器》分支学科的任务，以后又转为担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古代兵器》学科主编。所以在那一阶段，我没有时间去从考古视角探研艺术史范畴的问题。
至今我仍十分怀念经常在芳嘉园15号夜话的那段美好时光，可惜那几位忘年交的挚友——袁荃猷、王世襄、黄苗子、郁风以及丁聪、沈从文，先后驾鹤西归，今日只能祈望他们冥福。那一时期我在《美术家》等刊物发表的文稿，多已收入1981年花城出版社给我出版的文集《地下星空》中。为了纪念那段往事，在本书中，我特意选入1977年在《文物》月刊发表的一篇，它也是本书所选文稿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
在完成了《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工作以后，我的时间就不那么紧张了。我参与了中央美术学院等一些大学的授课及学术活动，也开始写一些从考古视角观察、探研艺术史的文稿。特别是老友李松涛经常布置一些“任务”要完成。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又陆续写了几十篇与艺术史有关的文稿。2013年7月，我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荣誉称号。现在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所写文稿中选了29篇，与1977年所写那篇，总共30篇，编成这本文集。
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一世纪》，我在上高中时就已阅读过，并且对该书序言中米海里司引述过的一段话印象极深，至今不忘。那就是：“禾黍割了，应该有束禾人来做他谦卑的任务。”那时我就憧憬有一天也能在学术的田野做一个束禾人，去完成我该做的谦卑的任务。所以我将本书起名为《束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