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夜郎自大”的成语家喻户晓，古夜郎国曾经真实存在，学界多认为夜郎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以今贵州为主体的一个古国，贵州常被称为“夜郎故地”。古夜郎的分布地域虽然早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商末周初相继进入到青铜时代的初期阶段，但在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该地区的青铜文化并未得到多大发展，处于春秋至战国早期这一阶段的遗址发现少，不少地方存在较大缺环。但是到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段是古夜郎文明发展的最为重要 ...

　“夜郎自大”的成语家喻户晓，古夜郎国曾经真实存在，学界多认为夜郎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以今贵州为主体的一个古国，贵州常被称为“夜郎故地”。古夜郎的分布地域虽然早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商末周初相继进入到青铜时代的初期阶段，但在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该地区的青铜文化并未得到多大发展，处于春秋至战国早期这一阶段的遗址发现少，不少地方存在较大缺环。但是到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段是古夜郎文明发展的最为重要时期，是古夜郎国形成发展的时期，当中原地区青铜文化走向衰落，开始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古夜郎族群却在吸收周边巴蜀、氐羌、滇和百越等族群青铜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青铜文明。贵州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几代人数十年的努力，在贵州西部地区的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普安铜鼓山等地，发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容器、兵器、装饰器、生产工具和乐器等，成为探讨夜郎青铜文明的基础性资料。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青铜器长期被外界所忽略或不受重视，至今仍没有学者进行较为全面的系统整理研究。

　　张合荣在贵州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近30年，参加过许多夜郎时期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又参加贵州省博物馆新馆“历史贵州”的展陈工作，对贵州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有了更加直观感性的认识，他历经数年时间，对贵州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进行了系统梳理，推出力作《夜郎青铜文明探微——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不仅回应了学界尤其是贵州社会各界对夜郎考古和夜郎历史的关注，还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贵州乃至西南地区青铜器研究的空白。

　　笔者以为《夜郎青铜文明探微——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一书是对西南夷中以夜郎族群为主体的青铜文明再次深入的探索。从研究的对象来看，该书将研究对象锁定在所有青铜器器类。贵州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出土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数十年间，出土数量已累计千余件，但对如此众多的青铜器资料，该书不再只是对某一青铜器类，或是囿于某一小地域范围出土青铜器的探讨，而是将全部青铜器作为研究对象，在整体上把握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全貌，是第一次整体上对贵州古代青铜文明的学术探寻。从研究的时空范围来看，该书虽以贵州出土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为主要对象，但又采取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将四川、广西和云南等与贵州相连成片地区的青铜器都纳入研究范畴，以探求每类青铜器的来源和相互影响。在时间跨度上，除重点关注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外，还对贵州商周时期和两晋南朝时期青铜器进行全盘考察，以探寻贵州古代青铜文化的内涵和发展脉络，弄清青铜器产生、发展、成熟到逐步衰退的全过程。从书中还可看出作者力图将贵州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放入更大的地理空间考察，考察夜郎族群与岭南甚至东南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他们融入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该书在研究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作者的一些观点：第一，夜郎青铜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个性特征，是贵州青铜时代的代表性文化，它肇始于商周时期，初期发展于战国早中期，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完全成熟，但西汉中期开始的开发“西南夷”大潮，中断了其发展历程，当汉文化进入后，夜郎青铜文化迅速向汉文化过渡，其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不断消失，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但其文化基因并未完全消失。汉魏之际，随着中央王朝控制的减弱，地方族群文化又得以复兴，并最终发展出贵州高原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因而对夜郎青铜文化的认真研究，可探寻早期族群文明同后世民族文化之间的某些文化关系。第二，夜郎青铜文明不同于中原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夏商周文明，其文化表现出的礼制特征不鲜明，以青铜兵器和青铜装饰器为最主要特征，各地的器类组合和器形特征等均存在一定差异。同时，夜郎青铜文明同滇文明等其他西南夷文明同中有异，处于大致相同的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看，夜郎活动区借鉴、传入了相当数量的滇文化青铜器，它受滇青铜器的影响很大。第三，贵州境内在商周时期即已出现青铜器，并开始发现冶铸青铜器的石范等，青铜器开始干预人们生活但比重一直很小，直到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夜郎国时期，人们才全面掌握青铜器冶铸技术，形成铜鼓山等青铜冶铸中心，生产的青铜产品不仅在西南地区，甚至还可能远销东南半岛。

　　通读本书，我觉得其研究成果具有下列突出特色。

　　首先，率先将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及周边青铜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考察。长期以来，面对出土完残不一的各类青铜器，至今仍没有学者对其进行整体的观察和研究，该书首次应用考古类型学理论将数量众多、类别复杂的青铜器系统梳理，这是新书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也是最突出特色。

　　其次，立体呈现贵州古代不同时段青铜器的特征。尽管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贵州境内即有青铜器出土，但贵州历史发展是否经历过青铜时代一直存在争议，通过该书可知，贵州境内发展出独特的夜郎青铜文明，贵州历史也应该经历过青铜时代，虽然相较于周边地区，青铜器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确是存在的。

　　再次，新书的研究视角以青铜器为主，不同于过去以陶器为主的研究。由于青铜器的时空分布要比陶器大得多，不同族群可能使用基本相同的青铜器，因而通过青铜器的排比研究，既可理顺夜郎青铜文明与周边族群如巴蜀、滇、百越等的关系，也可从实物遗存角度观察夜郎青铜文明在汉文化大潮的冲击下逐步消失的过程，这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最后，不可忽视新书的出版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因为夜郎是贵州历史发展中的大节点、大事件，是研究贵州古史无法绕开的重大学术课题。时至今日，它仍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因而通过青铜器解构夜郎历史，将其融入华夏一统的历程反映出来，学术价值自不待言。青铜器又是反映夜郎文明的重要物证，通过研究将每件青铜器包含的文化信息搞清楚，用文物把夜郎历史说出来，充分发挥文物的应用价值和社会教育意义，必将产生较广泛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