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几年前，我在《“封建”考论》中对“封建”一词的语源、嬗递及其近代变异、泛化使用进行了梳理，借以考察中国从封建制度到皇权制度演绎的历史过程。限于主题和篇幅，拙著对中国封建制的典型形态———周代分封之诸侯国的实况描述较为简约。而周代宗法与分封结合的制度对三千年来中国历史影响深巨，两周方国的政制及其演变理当进行深入探究。　　二十世纪以来，先秦史学在西学影响下，研究范式发生转变，要者便是考古材料的发现 ...

　十几年前，我在《“封建”考论》中对“封建”一词的语源、嬗递及其近代变异、泛化使用进行了梳理，借以考察中国从封建制度到皇权制度演绎的历史过程。限于主题和篇幅，拙著对中国封建制的典型形态———周代分封之诸侯国的实况描述较为简约。而周代宗法与分封结合的制度对三千年来中国历史影响深巨，两周方国的政制及其演变理当进行深入探究。

　　二十世纪以来，先秦史学在西学影响下，研究范式发生转变，要者便是考古材料的发现和使用。陈寅恪概括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的二重证据法，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都昭示了考古材料对于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近现代以来，考古学科在理论、方法和技术上不断进步，由此带来的丰硕的考古成果，改变了学界对先秦历史、文化、思想的认识。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促进，研究境界已超越崔东壁等清人水准。

　　方勤博士以多年工作和思考的积累，撰成《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正是根据最新考古材料对曾国这一颇具特色的周代方国做出综合研究的佳作，是一部系统梳理曾国历史文化的论著。曾国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四十年前曾侯乙墓的发掘，使其名闻天下。曾侯乙墓出土的以编钟、尊盘为代表的文物，工艺之精湛，文化内涵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这足以证明其国力之强盛，文化积淀之厚重，由此带来的“曾随之谜”更是为学界关注。四十年来，湖北境内多次重大考古发现已经揭示了曾国的历史面貌，上起西周早期，下迄战国中期，为国内两周考古所罕见，成为研究周代方国的较佳样本。

　　作者首先排列曾国各历史时期重要考古发现，再对物质文化材料进行详尽的文化分析，指出各阶段的特征，结合史籍，对曾国的族源、疆域、国力、与周王室及周边方国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察，考古学的分析与历史学视角结合，做到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书中既有宏观论述，又有不少细致考证，如对文峰塔 Ｍ４ 墓主即曾侯 的讨论即其一例。

　　本书中用较大篇幅论述曾、楚关系，揭示了曾国立国之初“左右文武”代表周王朝经营南方；随着楚国崛起，不得不臣服楚国，从而“左右楚王”。曾楚两国都立国于江汉地区，疆域相邻，相互影响长达数百年。曾国历史的厘清对于楚国历史研究意义重大。此书在早期楚文化、昭王伐楚、楚国核心地区变迁、楚国扩张过程等重要问题上对前贤研究多有辨正，突破处不在少数。

　　作者对曾国考古反映出的两个重要问题给予特别关注。一是结合苏家垄遗址出土铜器铭文和冶炼遗迹，阐释中国青铜时代铜料来源的“南方之路”，证明曾国在铜料流通中的作用与地位。二是系统分析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擂鼓墩等地出土的音乐考古材料，揭示曾侯乙编钟代表的曾国音乐作为“华夏正声”的重要地位和发展过程。此二者都已不局限于曾国考古领域，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礼乐文化的广阔范域。

　　方勤君先后受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受过系统专业训练，又坚持一线田野考古，成绩斐然。他出入考古学和文化史研究之间，触类旁通，对两周历史文化深有心得，集腋成裘，方成此作。本书言而有征、论而有据、材料丰赡、结构严密。有志于曾国研究乃至先秦史研究的学人，有此一书，便能通览曾国考古的最新成果。至于提示线索、启发新知，更为吾辈所期待。希望方勤君继续探索，在这一课题内贡献更多成果，以孚学界之厚望。是为序。

（本文电子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