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办了“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一方面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110周年，另一方面回顾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思想产生的学术影响。苏公是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史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他深刻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考古学实践。国内少有考古学理论与学术史的专题会议，因此这样的一个会议就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思机会。今年又逢建国70周年，今年夏天在郑州举办了以“中国考古学70年”为主题 ...

　日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办了“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一方面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110周年，另一方面回顾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思想产生的学术影响。苏公是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史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他深刻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考古学实践。国内少有考古学理论与学术史的专题会议，因此这样的一个会议就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思机会。今年又逢建国70周年，今年夏天在郑州举办了以“中国考古学70年”为主题的学术论坛。这样的契机也让人情不自禁想到如何把握中国考古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问题。所谓定位就是知道自己是什么、在哪里、要去哪里。学术定位则是要了解学术的性质、发展阶段、以及将来的方向。中国考古学的性质是什么？目前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将来的发展方向如何？我想这些问题应该是所有研究与学习考古学的人都非常关心的。我就此也曾经写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最近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或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随笔的自由写作方式可能更适合传达某些想法与体验，更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北大会议上有个花絮，13号上午的下半场由复旦大学的王辉先生主持，我是最后一名报告人，我讲完之后，王辉先生说他要动用一下主持人的特权，邀请北大退休教授张辛老师即席发言。张老师做了一个非常有激情的报告，他质疑了考古学的性质，认为考古学不是科学，不应该把考古学发展成为科学（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应该走向人文，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传统结合起来。就基本立场而言，我与张老师的观点大体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我更倾向采用的是广义的科学定义，从这个角度说，人文其实也可以包括在科学之中。 

　　广义的科学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回顾一下科学发展史，可以发现科学有三个明显的来源。第一个是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古希腊人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不热衷积累经验事实，而更愿意进行抽象的思考，提出理论的解释。比如，就天文现象而言，古巴比伦人（中国古人也是如此的）经过几个世纪的观察，发现存在一些规律性的特征，就此也可以安排农作的时间，经过检验，是很有效的。但是，古希腊抽象出一个天球模型，后来托勒密发展为本轮模型，非常笨拙，效率并不古巴比伦人高。然而，正是因为有抽象的理论模型，后来经过哥白尼、伽利略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天文学。科学的第二个源泉是16、17世纪兴起的实验方法，研究者直接去观察自然与社会，它与古希腊人的理论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形成了近代科学的基础。科学史就此说得很多了，无须多言。倒是科学的第三个源泉关注者不多，那就是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后，研究者由此可以开展全球范围的考察，设若达尔文没有参加环球航线，他的进化论的思想恐怕不会比他的祖父高明多少，老达尔文先生早就是一位进化论者。没有全球范围的工作，恐怕也不会有人类学，也不会有其他许多支撑考古学的知识与理论。 

　　从广义角度来说，考古学无疑还是科学，需要用到近代科学的这三项神技。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按照一般的说法，就是没有切实地开展田野工作。金石学家们没有去发掘，即便做发掘，如果没有考古地层学的知识，还是不能根据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来区分早晚，也不能根据地层去判断绝对年代。考古地层学原理来自于地质学，没有地质学的均变论原理，也不可能有地层学。如此环环相扣，也说明考古学不可能脱离科学而单独存在。与考古地层学并列的考古类型学，这里涉及的自然科学原理并不明显，但其中离不开人类文化不断进步的观念，否则分类排序的方向都无法确定。五四运动之后，科学考古学传入中国，它的代表就是田野考古，通过调查、发掘获取考古材料，然后进行整理分析，提取有关过去的信息。这个方面的工作持续发展，并成为中国考古学工作的主体，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相比而言，第一项神技的运用不那么突出，但并非没有运用。1959年，夏鼐先生著文提出运用“考古学文化”来概括考古遗存。“考古学文化”就是一个理论概念，它把人类学中的“文化”的概念与考古学的物质遗存结合起来，用以指代古代族群，进而可以去探索历史上民族的渊源，以及通过物质遗存研究考古学文化联系，进而探讨古代族群之间的关系。设若人类学家没有抽象出来“文化”这个概念——它泛指人类从技术到意识形态的一切成就，考古学家就没有概念可用，也许只能如蒙特留斯那样把分期分区工作做得更细致一点，而不可能像柴尔德那样能够用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构建起欧洲的史前史框架。理论的抽象是考古学发展的核心！过程考古学重新定义“文化”，把它视为人适应环境的根本手段，相比而言，考古学文化所谓的文化更类似于一系列规范与标准，文化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改变，由此，相关联的理论方法以及考古学的目标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称之为范式变迁。到了后过程考古学那里，文化变成了人交流表达的方式，由此开始强调情境、能动性、历史等方面，考古学又发生了新的范式变迁。没有核心理论概念的变化，考古学是难以实现重大发展的！ 

　　中国文化传统一直不那么擅长理论的抽象与逻辑的推导，我们更擅长直觉的体悟，这也是历史上我们引入佛教思想的原因之一。形而上的思考是中国考古学缺乏的，我们更习惯“被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强调从考古材料的研究去提炼归纳理论。而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以及许多科学家来看，这是一种幻觉。思想就是思想，思想需要的是创造！从有限的归纳外推，是没有多少创造性的。当然，理论还是需要与实践相结合，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传统上，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并不关注实践，而是一头钻进故纸堆，代圣贤立言，既简单，也安全，其中尤以清朝为甚。这数百年间，既没有看到像样的形而上的思想创造，也没有看到切实的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几乎什么新东西都没有发现，而这几百年正好是西方腾飞的时候。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无论我们把传统描述得多么美好，但是不得不说，这几百年间，我们的确落后了。至于后来西方可以开展全球性的研究，则更是锦上添花了。科学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利器，也是可以为全人类共享的东西。近代考古学诞生于科学传统之中，它的基本性质就是科学！至于说它是怎样的科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曾经注意到，考古学研究如果纯粹限定在考古材料层面上，它研究的就是外在的客观对象，跟自然科学非常相似。只有当考古学涉及到人类行为、社会之后，才不再像自然科学，变成了社会科学。当考虑到历史、文化意义时，就变成了人文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是个大杂烩，但是，不管怎么说，考古学首先还是科学。 

　　就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阶段而言，我们经常说中国考古学是文化历史考古，这是否是用洋眼睛看中国呢？文化历史考古是西方考古学对一种考古学发展形态的定义，在它之后出现了过程考古，再后出现了后过程考古。我称之为三种范式，范式是科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概念，用以概括科学发展形态。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我把考古学上的范式定义为三个标准：核心概念纲领、支撑的理论方法、以及实践体系。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不足以称为范式。文化历史考古的核心概念纲领是“考古学文化”，相应的支撑理论是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实践体系包括考古教育、考古出版与传播、田野考古、以及学术评估等。比较而言，过程考古学的核心概念纲领是作为适应的文化，相应的支撑理论是文化系统论、文化进化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主义等，实践体系最好参照美国考古学。举个例子，比如你想在American Antiquity（美国考古学最顶级的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如果没有一点量化模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实践体系的威力。 

　　当代中国考古学主体无疑是以考古学文化研究为中心，文化历史考古诞生于19世纪后期，目的是要重建史前史，探索族源，因为当时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有这样的需求。打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不难发现本书也是服务于类似的目的。当然，也有区别，本书的最后一章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时，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哲学层面上，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发展史框架上，采用的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的方案。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以及中国的材料，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考古学可以发展出来“中国学派”。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史的重要贡献，影响过文化历史考古的泰斗柴尔德，也影响过过程考古的宗师宾福德，同样影响了后过程考古（尤其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点遗憾的是，过去三四十年，中国考古学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没有看到明显进展。至于说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方案，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进化路径，并没有得到民族志材料的普遍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说，苏公的中国考古学派并没有实现。 

　　不过，我认为苏公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派，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他提出了一套解释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包括“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论、“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与草原续生型”三模式。这是基于中国历史传统、以中国为主位解释中国文明起源，而不是人类学式的客位的解释。中国考古学家根据自己的研究重构中国自己的史前史，尤其文明史，并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中国考古学家连自己的文明史都不能重建，不能解释，那么说中国考古学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像意大利人唱歌剧，波兰人演绎肖邦的钢琴曲，那都是独一无二的，是权威的阐释。中国考古学派首先必须能够最好地解释与理解自己的考古材料。在这个方面，苏公是有开创性的贡献的。当然，其理论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丰富，苏公的工作更多是框架性的，他所说的那些“三”，我更愿意理解为“多”。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是多样的，阶段与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也会越来越复杂。目前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机制的研究是亟需加强的。 

　　北大研讨会上，张辛老师还质疑考古学的基本目标——复原过去，他认为这是个乌托邦，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复原过去。的确，根据极其有限的物质遗存，就说要复原过去，无疑是吹牛皮。不过，回顾一下考古学史，不难发现，考古学的贡献还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史前史上。以前只有猜测、传说、神话，如今我们通过扎实的材料及其研究，构建了起来了史前史的序列，并且通过若干典型遗址的研究，一定程度了解了古人的生活状况。尽管这离复原过去的目标还很远，但是我们跟以前相比，毕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说“复原过去”，而且考古学还是希望尽可能详细地了解过去，发现保存完好的遗址仍然是许多考古学家的梦想。因为通过研究这样的遗址，我们可以得到较为完整的有关古代的信息。当代考古学研究，不论是田野工作，还是实验室分析，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度，而且精度还在不断提高之中。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努力，我们有信心能够比从前更好地了解人类过去。 

　　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再多的考古材料积累相比于鲜活的人类过去，仍然是九牛一毛。我们不妨把思考在延伸一下，我们如今生活在现实之中——它也将是考古遗存，一切信息无比完备，我们想知道什么呢？对于当代社会现实，我们能够提供足够的解释，如经济学家解释经济现象，解决经济发展的难题。考古学家需要能够解释考古材料，解释人类过去的文化变迁。重建过去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解释过去是第二个目标。解释是要探寻文化、社会变迁的机制，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广义上的），必定需要实现科学最基本的目标——探寻真理，这也是科学最初的目的。每一门科学学科都是在探寻真理的路上，有的学科如物理学，它的理论可检验性比较强，数百年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过丰富验证的理论，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真理。社会与人文科学的真理可检验性比较弱，但不等于说没有，如市场经济理论。过去数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正是利用市场理论，使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用市场理论的国家很多，有的发展得很糟糕。这样的实践并不是证明市场理论是错误的，而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很依赖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简单地以能否验证来衡量人文社科的理论是荒唐的。考古学也在发展理论，也必须发展理论，其中一部分涉及到学科的可能性（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可能），另一部分就是要解释过去，如解释农业、文明何以能够发生，是怎么发生的。而要解释这样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了解社会的运作机制，尤其是如狩猎采集、农业社会这种相对简单社会的运作机制。 

　　中国考古学的第三个目标可能是最难理解的，我称之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这句大白话为什么难以理解呢？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比如说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他们也许能够提出很好的理论解释，就像酋邦理论那样的，但是他们还是很难理解（此处需要强调，是理解！理解！理解！）中国文明起源。要理解中国文明起源，需要理解整个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理解中国文明发生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社会现实。理解比解释要难得多！一个人在痛哭，我们可以找到原因，解释这个人痛哭的原因。如果说我理解他，也就是我感同身受，这个层次就相当深了。因此，我们从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是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渊源，理解我们的传统，进而理解我们的现实。这里考古材料就不只是某个时代的标志或检验假说的科学事实，而是具有文化意义的遗存。利簋的“宅兹中国”铭文让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玉石让我们想到君子的品德，书法碑刻让我们感受到中国的美……。一切的物质遗存都是文化意义的。我们研究这些文化遗产，就是在发现与传承意义。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许在做，但很少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我们在解释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也许用酋邦理论就足够了，但是要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就必须用古国（或称邦国）理论，一个能够与我们的古史文献、文化传统、历史脉络等联系起来的东西。北大论坛上张辛老师强调考古学不是科学，我理解，他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理解需要扎根在科学解释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是说，酋邦理论也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借鉴这些人类学理论在深入社会运作机制方面的长处，而这些又正是我们缺乏的。中国传统学术有空疏、玄谈的毛病，又有偏于直觉而少概念抽象与逻辑推理的不足，田野考古让我们扎根实际材料，发展考古解释让我们增加理论深度。但是，百年多来落后让我们有点失去了信心，认为中国历史只有教训，中国考古学目标就是为所谓的世界考古学提供解释的材料，而忘记了物质材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忘记去阐发其中文化意义。我说2019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元年，对于一个身在历史之中的人，我不知道这种观察有多大的合理性。的确，我似乎突然注意到周围的氛围都发生了改变，我们意识到中国真的强大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并不垃圾，我们是一支伟大的文明，我们可以为未来世界的发展提供我们的经验。于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保护与研究文化遗产，就需要阐发其文化意义，让它们在现代中国的生活中发挥出重要的影响力。 

　　考古学所谓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它跟文化事业一样，生命力在于丰富多彩。我不认为存在唯一正确、唯一合理的考古学。我罗列了中国考古学的三个目标，它们实际上可以归入三个考古学的范式，我不认为一个范式会取代另一个范式，而认为它们就像重瓣的花朵一样，一层比一层扩大，一层比一层绚丽。我笃信中国考古学的生命力在于多层次的目标、多元的范式。中国考古学定位扎根之处不是只有一个根脉，而应是一个庞大的根系网络，唯有此，它的未来才可能枝繁叶茂，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