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价值与权力：中国大遗址展示的观察与反思》一书基于王思渝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这篇论文一直是我所期待的，期待的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中国考古学的最核心问题之一。2005年出台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中，将大遗址界定为“包括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 ...

　《价值与权力：中国大遗址展示的观察与反思》一书基于王思渝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这篇论文一直是我所期待的，期待的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中国考古学的最核心问题之一。2005年出台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中，将大遗址界定为“包括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这样的大遗址数量约有500个，它们是“中国考古学的重中之重”。这些大遗址给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学术命题。在这些命题当中，大遗址的展示与当代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具体来说，一个遗址的发掘，过去常被认为就是考古专业人员自己的事情。现在出于公众考古的需求，一些工地会在发掘期间选择性地组织公众参观。即便如此，考古专业人员与社会的接触也还是有限的。但是，当我们讨论一个大遗址的保护规划的时候，就会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似乎谁都可以置喙。而当这个规划进入实施环节之后，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就更多。

　　我一直不认为考古学是纯书斋里的学问。不论中外，考古学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它的发展也离不开现实的土壤。我们时常可以听到关于考古纯洁性的讨论，甚至有人觉得考古学就是象牙塔里的学问。但是，果真如此吗？试想如果我们连大遗址都保不住，又何谈将来考古学的发展呢？举例来说，殷墟的学术价值毋庸多言，成为世界遗产之后进行了规划、保护和展示等一系列工作。实际效果如何呢？据李晓莉、申红田在《商业时代下的殷墟遗址保护区发展研究》公布的数据，殷墟小屯村集体收入申遗前为60万元，申遗后为2万元；花园庄村集体收入申遗前为200万元，申遗后为5万元，“申遗十多年来，社会民生发展水平急剧下降。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引发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出现村支书带头盗掘的恶劣现象”（见《从考古遗址公园1.0到2.0的创新实践——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清华同衡规划播报，2019年4月30日）。

　　在大遗址的相关问题中，展示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既然遗址有巨大的价值，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公众理解其价值所在？展示是最直接的方式。问题是这个展示是“谁的展示”？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对于展示的诉求并不相同。所以，王思渝选择大遗址的展示作为研究的中心，进而发问：这些我们日渐熟悉了的“文化遗产”，它们是生来便理应被理解为一种保护或展示对象吗？抑或，“文化遗产”也更类似于一种身份，是由隐藏在其背后的主体所赋予的呢？

　　王思渝想探讨的问题让我想起了英国学者Rodney Harrison的论述：“把遗产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作为一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现象考察，我希望不仅能探讨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世界遗产公约》以来遗产与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大变化，同时也表明，遗产最重要的不是关乎过去，而是我们与现在、未来的关系。”

　　Rodney认为，“当我们在考虑当代地理政治问题时，遗产问题就变得十分紧要。遗产不能仅仅理解为对存留至今的古物进行被动地保护，它还是一种将物、场所与实践主动聚集起来的过程，其中，我们的选择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在当代所持并希冀能带进未来的某种价值体系”。也就是说遗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遗产价值的认知是我们主体做出的。比如对于“红色文物”的认知，其实代表着我们的一种价值选择。而对于价值的展示和利用，又因为各个主体的认识不同而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大遗址的展示实际是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在一定时期“共谋”的结果，“共谋”的过程是不同的主体对于价值认知和利用进行博弈的过程。所以，王思渝将“价值”与“权力”作为讨论大遗址展示问题的切入点。在他的研究中，“价值”指代的是不同主体所具备的价值倾向或价值动机，它代表了主体们想要做什么；“权力”指代的是主体所处的权力位置或权力关系，它代表了在一种彼此约束的背景下主体们能够做什么。作者希望通过“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来共同建构起主体们在大遗址展示问题上最为核心的行为逻辑。对于文化遗产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界更多的在讨论术，而不是道，讨论“怎么做”，却甚少回应“是什么”和“为什么”；学术界也少以一种学术化的语言来对这些问题建构出一套话语框架。这种现象不仅意味着诸多对现实社会饶有启发的话题被粗糙地掩盖了，也意味着学术本身的发展缺乏了“踩在前人的肩膀上”的传统，这些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学理层面的根基，很容易陷入“各执一词”的浮泛当中。另外，“本书的写作时间正好是业界希望在此问题上能重新寻找到新方向的时期，传统在大遗址问题上所惯有的大规模投入、移民搬迁、话语垄断等做法开始受到新思想、新行动的挑战，是否能够找到新的合作方式、发展出新的运营方向，业界需要在总结经验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因此，这也是本书的一份希望”。

　　从上述问题的讨论当中，不难看出作者企图建立起对于大遗址展示问题的宏观认识的雄心，为此，作者参阅了国内外相关学科领域的大量文献资料，也实地考察了许多遗址展示现场。在此基础上，论文重点讨论了各级政府、考古学家和在地社区在大遗址展示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阅读全文，时常可以感受到一个年轻学子的学术敏锐和事业心与责任感。我们经常感叹现在的学术生态。1998年我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在未名湖畔陪宿白先生散步，说起当时学术界的一些乱象，宿先生说“大浪淘沙”。现在学术界确实存在许多泥沙俱下的情况，但是，披沙拣金，我们也看到有许多年轻的学子在学术的道路上孜孜以求，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所在。

　　此书并不易读。我想可能是三方面的原因：一者就如同作者所言，针对大遗址需要有一套学术的话语框架；二者作者所讨论的问题涉及考古学、文化遗产、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三者作者的语言表述还需要再锤炼。记得在答辩的时候徐天进老师说作者的有些句子太长，理解起来费劲，读起来是一种“折磨”。我笑言“王思渝同学才折磨您几天，他已经折磨我好几年了”。

　　此书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大遗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中，规划设计人员和企业也应该是很重要、需要加以研究的对象，作者在文中仅有所涉及而已。我也理解是由于时间等方面的因素，文中讨论还不充分，使其结构不够完整。不过，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足，作者的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电子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