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由一位阿拉伯探险家翻译的历经1100年之久的报告让我们了解到九世纪阿拉伯眼中的中国唐代的情况。 一千多年以前，来自巴格达或巴士拉，效力于阿巴斯哈里发帝国的知情的商人和官员是敏锐又充满好奇的观察者。他们记录下了与北欧人或维京人、中国人和现在的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人有过接触的人们对这些地方的记叙。阿巴斯哈里发帝国在公元750年到1000年统治着整个西亚和北非，从公元1000年开始，帝国走向衰落。 中世 ...

近年来由一位阿拉伯探险家翻译的历经1100年之久的报告让我们了解到九世纪阿拉伯眼中的中国唐代的情况。

 

一千多年以前，来自巴格达或巴士拉，效力于阿巴斯哈里发帝国的知情的商人和官员是敏锐又充满好奇的观察者。他们记录下了与北欧人或维京人、中国人和现在的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人有过接触的人们对这些地方的记叙。阿巴斯哈里发帝国在公元750年到1000年统治着整个西亚和北非，从公元1000年开始，帝国走向衰落。

 

中世纪阿姆斯特丹大学副教授麦克·万·贝克尔博士指出：“巴格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万·贝克尔是研究阿巴斯哈里发帝国方面的专家，他回忆道：巴格达被称为“和平之城”。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巴格达和平强盛，有大约50万居民，这一庞大的居民数比同一时期欧洲的一些城镇、大城市多。巴格达是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与欧洲查理曼帝国有一些商业往来，与中国、印度及中亚的来往更为密切。

 

万·贝克尔博士指出：“巴格达是中东最重要的宗教、知识分子和科学的聚集地，整个中东的人都要到巴格达，地理学家确定了伊斯兰宗教的聚集地。这一地区面积广大，覆盖了现在的西班牙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他们绘制了这里的道路、河流、城市，详述了这里的自然环境、行政部门和人民。他们对印度的情况比对欧洲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阿布·扎伊德·塞拉飞最近翻译了《中国印度见闻录》。其他年代纪录工作者对阿巴斯时代的互联互通和流动性有着天才的洞察力。对于当今的读者来说，除了时间和地点，一些作者的观察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甚至难以置信。但是大多数的记叙都是可靠的，如实的报告所见所闻。人们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现代的印度和中国人。

 

当时的新闻业

旅游书籍作家提姆·麦金托什·史密斯把《中国印度见闻录》翻译成英语。他多才多艺，把《中国印度见闻录》与当今的新闻业作比较，指出：“《中国印度见闻录》的风格让他想到线上交互式的旅游网站。”

 

阿布·扎伊德想要确保《中国印度见闻录》描述的内容能让人理解，与观察者所见一样真实，而不是幻想的世界。他表示要避免任何夸大的叙述，例如航海员在叙述中会加入自己的杜撰，而那些自己编造的内容经不起别人的审查。阿布·扎伊德的座右铭是“越短越好”。这与当今新闻业的KISS原则，即“尽量短小精炼”是一致的。

 

阿布·扎伊德的旅游叙述反映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早期阿巴斯帝国时期的驱动下，人们向东探索，尤其是探索中国。在见闻录的介绍里，阿拔斯王朝及巴格达的创立者曼苏尔站在河边说道：“这里是底格里斯河，没有什么能阻挡通往中国的路。”盛行东风时，阿拉伯船只向东行驶；盛行西风时，阿拉伯船只顺着季风返回。

 

阿巴斯帝国季风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在海湾地区的西拉夫，这是阿布·扎伊德的出生地，现在属于伊朗境内。贸易船只从西拉夫跨过海达阿曼尼港口，由此通往苏哈尔地区或马斯喀特，印度、中国、马来半岛、爪哇岛和更远的地方。主要的中国港口是广府港口，现在这里是广州的特大城市。阿巴斯的探索者发现中国时，中国人正探索西方。他们的年代编工作者描述通往伊朗、邦达的水路。

 

唐代的“社会主义”

阿巴斯哈里发帝国的辉煌时期和中国唐朝（619-907）的鼎盛时期大致相同。《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描写的中国是高度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政府关心人民疾苦。国家为生病的穷人支付医疗费用。

 

年满18周岁的公民需要缴纳高额人头税。老年人不需要缴纳赋税还能获得养老金。每个城里都有学校和老师，贫困家庭子女的学费由国家支付。“中国人不论贫困或富有，年少或年老都要学习写信。”这听起来就像早期的社会主义社会。

 

阿布·扎伊德称赞中国的法治令人敬佩。正义和罪行不论是天子还是庶民都会受到法的约束。宦官财务主管掌控着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收入包括人头税和政府专营食盐和茶叶带来的收入。阿拉伯人来中国前不知道茶叶为何物。阿布·扎伊德在《中国印度见闻录》里描述道：“喝茶叶时，需用热水冲泡，茶叶随即舒展漂浮与茶杯水面上，可用作治小病小痛。”

 

中国人勤奋的工作让来中国的阿拉伯人感到惊讶。“在上帝所有的创造者中，中国人在雕刻和制造各种手工艺品方面是最聪明的。在这方面绝无任何其他国家的人能与他们相提并论。”

 

卫生习惯的冲突

阿拉伯人并不是对中国各个方面都感到赞叹。他们为中国的卫生习惯感受震惊。中国人在如厕后居然只用纸擦拭而不用水冲洗。饭前也不洗手刷牙。阿拉伯编年史工作者们很厌恶非穆斯林们的一些性行为。他们不赞同中国人在女性经期仍同房、也很讨厌严密组织的妓院。“中国还有供人消遣的男孩，这个人数与庙妓数量相同。”

 

在某些方面，从阿拉伯来的这些人比中国人生活富裕。在印度，由于过度猎杀，犀牛是无比珍贵的物种，阿拉伯编年纪工作人员记录下“在数目众多的印度小邦国里，穆斯林可以食用犀牛肉。”他对犀牛的力气感到惊讶，写道：“没有任何其他生物比犀牛还有力。连大象都害怕犀牛，遇到它们都会远远地跑开。”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治和贸易不可能持久稳定和繁荣。九世纪最后25年，叛乱削弱了唐的强盛。广府/广州几千名外商遭到屠杀，中国与阿拉伯的直接贸易戛然而止。然而，两国间接贸易仍然继续保持。例如，阿拉伯人在印度买中国的瓷器。

 

中国发生叛乱和开府港口大屠杀几十年后，阿巴斯哈里发帝国失去控制。万·贝克尔解释说边远地区只表面上承认阿巴斯帝国。正是在这段衰落时期，阿布·法德兰开始航海，游历伏尔加河不里阿耳地区。他记录下到伏尔加后对新文化的所见所闻，包括维京人。

 

与我们相似的民族

这些来中国的阿拉伯人激起我们对过去时代的幻想，他们展示给我们21世纪人类神秘的相似之处。法德兰编写的《伏尔加的使命》让迈克尔·克莱顿深受启发。他创作了小说《食尸者》和电影剧本《13个勇士》。

 

研究维京人的专家纳拉克·依森内格认为一些欧洲人把维京人与战斗士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或者一提起战斗士就想到维京人。他们认为维京人残暴，是中世纪的野蛮人。“我认为他们对维京人或者伊斯兰国家不了解。人们起先对维京人的映像较差，他们打劫北欧的部分地区，所到之处都受到破坏，烧毁村庄。他们的坏声誉掩盖了他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体，在很多时候也比较有经验。”

 

格罗宁根大学的历史学家卡尔·海德克尔指出：“在中世纪早期的贸易来往受到低估，大量的中东、非洲甚至是阿富汗人都聚集在维京人所住的地方。物品在此地流通。他强调说，这不意味着北欧人与阿富汗及中国人有直接的联系。货物总是要经过很长的旅途或者转手多次后才能到达目的地。在阿拉伯人记录《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最让人惊讶的是维京人、土耳其人、中国人、印度人和阿巴斯人在一千年以前就如此精于世故。《中国印度见闻录》描绘的是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和政治、人类社会变幻无常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