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案例
金手铲：八十年代考古学的寓言
[美]肯特·V·弗兰纳里著，贾汉清译，何驽校
我陶醉在科学研究的海洋里，没有时间去考虑它的哲学内涵。
——阿尔诺·彭泽尔斯（Arno Penzias）
197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这是一个有关考古学的目标和回报的小故事，任何人都不得对其中的任何事件加以深究。说实在话，这只是我从圣地亚哥飞往底特律的途中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对于你们这些坐飞机旅行的常客而言也许不足为奇，但是这次特殊的旅行却是我难以忘怀的。首先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波音747航班，其次是因为在飞机上我见到了我这一生中从未碰到过的最难忘的人。
那是我在参加了1981年5月的美国考古学学会会议后，乘坐飞机返回我在安娜堡的家的途中。我提前一天离开圣地亚哥是因为难以忍受的身体不适。我尤其不喜欢看电影，因此，当飞机一升入空中，系好安全带的指示灯熄灭时，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休息舱。那里只有两个人，都是考古学家，我们在开会时认识的。因此我没有办法，只好坐下来与他们一起喝点啤酒。
我想开始介绍一下这两个旅伴的情况，但是你们得理解，我不能说出他们的真实姓名。何况，他们的真实身份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把自己当成是一大群人的代言人。
第一个老兄，我猜测，六十年代末研究生毕业，现在美国西部某大学重点学科任教。起初他也是一个传统的考古学家，对普韦布洛遗址和西南部的史前史感兴趣，与我们中的其他人一样参加过无数次的发掘和调查。但与我们中的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发现这些发掘和调查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实在是太乏味了。在酷热难耐的河谷地带那些尘土飞扬的探方里挖掘数载之后，他发现自己与当初相比不仅没有更靠近顶端的希望，反而经常犯一些令人扼腕的错误。在五十次发掘中，他布下的5英尺见方的探方从来就没有接近过4英尺10英寸×5英尺3英寸，而他漏掉的地层比世界贸易中心的电梯错过的楼层还要多。然而就在那时，当一切似乎最灰暗渺茫的时候，他发现了科学的哲理，因而获得了新生。
他恍然大悟到，如果只是对别人的观点发表一些商榷性的看法，世人就会踏破他的门槛。他又意识到，只要他的研究方案是完美无缺的，他就永远也用不着去做什么研究；只是把方案公布出去，就会被人奉为准绳。而那些实际参与调查和发掘的家伙们的粗笨的手指就永远也休想够得着奖掖的机会。不再有灰尘，不再有酷热，不再与5英尺见方的探方打交道。现在他只呆在办公室里，提出假设、规则和模式，把那些像流水一样多的研究生派出去验证他的理论；而他自己就再也用不着做任何田野工作了。
这样也不错，正如以前教过他的一位教授所说的那样：“那个可怜的书呆子掉进安乐窝里爬不出来了。”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新生哲学家（Born-Again Philosopher）大体上是六十年代的产物，从他发迹的地方冒出了很多像他这样的人。让我们先不要过分地苛责他，转过头来看一看休息舱里的另一位老兄。这个年轻人的学位不是得自1968年，而是得自1978年。后面我将把他简单地称作七十年代的骄子[1]（the Child of the Seventies）。
如同很多同龄的学者一样，七十年代的骄子只有一个突出的特征：盲目的野心。他既不认同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历史观，也没有六十年代学者们那种投身理论的热情。他的目的很简单：名满天下，报酬优厚，受人吹捧和赏识。如何达到目的无关紧要。踩在谁的肩膀上也无关紧要。史前史的材料更是无关紧要。对于他而言，考古学只是一种媒介——一种精心挑选的工具，因为他早就发现，人们对于考古学外表下的任何东西几乎都能听之任之。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七十年代的骄子曾选修过某位教授的考古学导论课。这位教授我姑且称之为H教授。H教授授课非常认真，他收集了各种别人发表过的文章，增加了一些新观点以及很多他以前未曾发表过的资料。七十年代的骄子做了大量的笔记。有时候他提出一些问题故意将导师引开，有时候他又委婉地提出能否复制H教授的幻灯片。一旦教授有免费讲义分发下来的时候，他就马上将它们夹入自己的笔记本中。
毕业了，七十年代的骄子在跳板大学（Springboard University）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报到的那一天，他就直接来到跳板大学出版社，问他们是否需要考古学导论课的教材。他们当然需要。骄子就将他在H教授课堂上所做的笔记略加修饰，作为一本书交给他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直到今天它仍然是H教授所欣赏的这门课的唯一教材，并要求在他的课堂上使用。跳大的全体教员一致推举七十年代的骄子为终身教授。但是H教授却受到冷落，因为他发表的东西太少了。“他是个了不起的导师，”他的同事们都说，“要是他发表的作品再多点，像他在跳大的那位学生就好了。”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骄子也有他值得称道的地方。他早就认识到我们这个小文化圈子不仅容忍这种行为，而且鼓励人们这么做。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
七十年代的骄子以前曾写过一篇由六个章节构成的博士论文。于是他将每一章复印下来，加入序言和结语，这样就构成了几篇独立的文章。然后他将每篇文章分别寄给不同的期刊，并都在同一年内发表了。然后他劝说跳板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他的这六篇文章构成的读物。在这个读物中，他的学位论文中的几章又被重新组合起来，罩上了厚厚的封面。他加入了一个总序，回顾他作为一个职业考古学家整整十八个月以来他的观点所发生的变化。
出版社邀请他另写一本读物。这次，他请来六个同事分写不同的章节。有的人受宠若惊。有的人绝望沮丧。但最后都答应了。他写了一份三页纸的前言，并将自己的大名作为编者放在了封面上。书的销路不错。猛然间，他登峰造极的路变得明朗起来；他可以利用他人的观点每年推出一本新作，而自己则永远也用不着动任何脑筋。从长远来看，他的知名度和收入将远比他的任何约稿者都大都多，尽管他们付出了加倍的汗水。
我要了一听蜜雪罗啤酒，付了一块五毛钱，然后坐下来考虑到底我该对这两个老兄说点什么。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你知道其中的一个会对你提出的任何观点都吹毛求疵，而另一个则会将它作为他下一本书的素材的时候。幸运的是，我什么也用不着说。因为几乎就在这时候，第三个人，本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走进了休息舱。
他拧着破旧的提包站了一会儿，冷眼打量着我们三个人。他是个老前辈（Old Timer）[2]——毋庸置疑——但他到底有多大年纪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你是这样一个面色黝黑、饱经风霜的人，你可能五十、六十或七十岁，没有人能准确地知道。他的牛仔裤经历过无数次野外发掘的泥土和铁丝网栅栏的考验，宽沿帽被大草原上的太阳晒得褪了色，一看他眼角旁的鱼尾纹就知道他的眼睛是当地人熟知的那种高原眯眯眼。从他穿着靴子这一点上，我早就看出他是个考古学家，而且从他腿部的那种肌肉类型，我敢断定他仍然相当优秀。
（要知道，我在密歇根大学有一个同事，一位民族学家，他声称，因为考古学家肌肉发达，头脑简单，因此，当考古学家开始衰老的时候，最先衰老的是他的双腿。然而他的妻子却告诉我，当民族学家开始衰老的时候，最先衰老的却不是他的双腿。）
老前辈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坐下来，收起提包，然后作起了自我介绍。我没能听清他的尊姓大名，因为正在这时候，空中小姐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将一瓶掺水的布班酒[3]塞进他的手里。“谢谢您，小姐，”他说完，一饮而尽；然后呆呆地看了一会，说，“我需要这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说，“这些会议足以让你乱醉如泥。六百个人挤进宾馆的大厅里。其中两百个人像对待一个白痴那样，向你大声吼叫。另外两百个人把你当成了电影明星，恭维得你浑身不自在。还有两百个人一边在对你说着谎话，一边在朝你的肩后看，希望结识更重要的人物。”
“今年比这还要糟糕，孩子。昨天晚上系里让我退休了，要我出去自谋生路。”
“我认为你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哩，”我撒谎道。
“是的，还有两年。但是他们让我早退了。主要是因为某个民族学家，埃里克·沃尔夫发表在《纽约时报》周末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你记得吗？”
“我读过，”我说，“但我记得他好像并没有要求你退休呀。”
老前辈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个半空的布尔·杜汉牌烟草袋，从中抽出一张从1980年11月30日《时报》周末杂志上剪下来的发黄的剪报。我瞥了一眼著者沃尔夫那一行，下面有几段文字用红墨线圈起来了。“看看他这里都说了些什么，”老前辈说。
早年的人类学在文化这一概念的支撑下获得了统一。正是文化，从人类学的观点说来，将人类与宇宙中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而且正是由于人们所具有的不同的文化将一个社会从其他社会中区分开来……过去的二十五年已经动摇了这一思想观念的基础。相对不成熟的“文化”概念受到了理论界多方面的攻击。随着社会科学自身转变为“行为”科学，对行为的解释将不再归结为文化；对行为的理解可以通过心理反应模式（psychological encounters）、经济抉择和权力斗争中的利益之争来解决。文化，这个曾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种行为和观念中的无所不在的东西，现在却难以登上“世界观”或“价值观”的大雅之堂了。
“难道不是吗？”老前辈说，“结果是有一天系里叫我去。主任说，‘我们注意到你仍然执迷不悟，相信文化是考古学的中心模式。’我回答是的，我想我这么干了。然后他说，‘我们研究过了，我们都认为你必须提前退休。’”
“真是太糟糕了。你应该据理力争。”
“我确实争过，”他说。“但是他们把我的档案材料搜集起来，寄到外界去征求看法。我的天，他们把我的材料寄给了那些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克利福德·吉尔茨。哈佛大学不是有几个姓名里有连字符的家伙吗？”
“至少有两三个。”我向他担保道。
“对了，他们把我的档案寄给了其中的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某位社会人类学大腕也给寄了。回信也就接踵而至了。
“哈里斯说他很吃惊地发现，尽管我是个考古学家，但是我对技术-经济-人口-环境变量的关注太少了。吉尔茨说，就他所知，我所做的一切都具有浓厚的描述考古学色彩。哈佛的那个家伙说，他不敢对我妄加评论，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我们这个系。”
“芝加哥的那个家伙呢？”
“他说，他认为考古学系最好划归地方贸易学院来管理。”
接着是一会儿的沉默。我们都在内心里为一个考古学家的不幸遭遇而痛心疾首——他因为自己的文化信念而被迫提前退休了。背后传来飞行员的广播声，说盐海正在我们的右舷方消失。
“然而他们毕竟为我举办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告别晚会，”老前辈说，“在旅馆里租用了一个大套间。我要让你们看看他们送给我什么作为告别礼物。”
他的手在那个斑痕累累的旅行包深处摸索了一会儿，猛然拿出来一把手铲。像这样一把手铲任何人都不曾见过。当他握着它靠近飞机舷窗的时候，落日的余晖把它照射得如同一朵金黄色的火焰。
“这是我的第一把麻首堂（Marshalltown）手铲[4]，”他说。“你们知道一个考古学家的第一把麻首堂手铲像什么吗？就像棒球联赛主力选手的第一双威尔逊手套。我在A·V·柯德手下发掘佩科斯遗址时用的就是这把手铲。跟莫里斯伯爵在阿兹台克废墟。跟费-库伯·科勒在金凯德遗址。跟弗兰克·罗伯兹在林登梅尔遗址。孩子，这把手铲还曾经在蛇城、天使墩和哥伦比亚的达利斯遗址与路德·克里斯曼在一起。
“然而有一天晚上，我们系里的这帮家伙闯进了我的办公室，把它借走了，可以这么说。当我下一次看到它时，他们已经给这玩意儿镀上了24开金。
“确实好看多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手铲在我们几个人的手上传来传去，最后又回到了老前辈的提包深处。但对于我们每个人，我想，它使得我们难以想象的遥远的退休之日变得有点不再那么遥远了。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七十年代的骄子问，对他而言，退休可能会晚到2018年。
“嗯，”老前辈说，“看来目前唯一向我敞开大门的是几项基建考古学项目[5]。”
新生哲学家深表同情地冷笑了一下。
“我想，”老前辈说，“你手头该有一批基建考古学项目吧。”
“啊，我想是的，”哲学家说。“但我认为这对于我的研究领域并没有丝毫补益。”
“你的那个研究领域指的是什么？”
“方法和理论。”
“没有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吗？”
“是的。我不想被局限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我只研究高层次的抽象问题。”
“我敢断定你确实如此，”老前辈说，“当然，孩子，我也不喜欢基建考古学的某些东西。例如不时地在科学研究和工业目标之间作出妥协。太多的报告为基建公司的老板印刷出来，而不是发表在考古学家看得到的地方。然而，平心而论，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基建考古学家也与你们一样，对于方法和理论表现出同样多的兴趣。”
“但他们都是理论消费者，”哲学家说，“而我，却注定要成为理论创造者。”
老前辈沉思着拔弄了一下他的布班酒。“孩子，”他说，“我钦佩知错能改的人。但是你忽略了我所了解的基建考古学家的另一面：他们也一直在研究史前发生的事件。如果我想知道格伦峡谷的情况，或者农业传入密苏里盆地的时间，或者猛犸象狩猎者在费城地区呆了多久，通常我用不着跟基建考古学家进行探讨。因为文化-历史问题的答案并不总是依赖于高层次的‘抽象理论’。”
“是的，”新生哲学家说，“只有重大问题才需要那种高层次。”
空中小姐推着铝质饮料车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们又要了一轮啤酒，而她收起了空饮料罐，把它们扔进挂在车上的塑料垃圾袋中。
“我想请您帮个忙，”新生哲学家说。“在飞机停靠图森前十分钟，我想查看一下那个垃圾袋里的东西。”
“现在我总算听明白了，”空中小姐说。
“不，这不是开玩笑，”哲学家说。“这是为一个朋友帮忙。我有一个同事叫比尔·拉斯叶，目前在图森市对垃圾的处理方式进行研究[6]。他请人将图森市的内部系统准确地绘制成地图。但是他认识到，这个城市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垃圾会通过飞机、汽车和行李包轻易地进进出出。我向他保证过，如果有朝一日我乘坐的飞机经过图森的话，我就在飞机上抽查这些垃圾。”
空中小姐强忍住脸上的激动。“好吧，”她说，“我想，如果你们干完后打扫干净的话——”
“我去检查二等舱里的垃圾，”哲学家说，“而我的这个朋友（指七十年代的骄子）去检查头等舱的，然后与我一起合写这篇文章。”
“那么，怎样称呼你们的职业呢？”她问。
“考古学。”
“你们这些人真是怪怪的，”当她推着手推车消失在过道中时，回过头来说道。
新生哲学家心满意足地笑了笑，安稳地坐了下来。“这样就为考古学家不必把自己局限在研究地面和地下的古物上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证据。如果我们要发展出真正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我们就必须不受限制地从我们所获得的任何材料中寻求答案。
“我的意思是，”他说。“我们能够留给后一代的最伟大的遗产就是一整套健全的考古学理论。”
“那么，孩子，我也要谈谈我的看法，”老前辈说：“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考古学理论’。在我看来，只有人类学理论。考古学家也有自己的方法论，民族学家也有他们的；但是一旦归结到理论，我们都理应是人类学家。”
“我的天，你也太跟不上形势了！”新生哲学家说。“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一套纯粹的考古学理论。而我自己则奉献了一、二十条。”
“我倒很想听听高见，”我说。这时我发现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七十年代的骄子早已毕恭毕敬地准备就绪，展开鸡尾酒餐巾准备记录下来。
“第一条，”哲学家说，“史前人类并不会将他们制作的所有器物的样品都留在遗址上；第二条，他们的确留下来某些零碎的东西，但考古学家却不一定能够发现。”
“我不敢苟同，”我说，“我相信史利曼当年在发掘特洛伊古城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些了。”
“就算是这样，”新哲说，“他也从来没有清楚地表达过，而我却清楚地表达出来了。”
“孩子，”老前辈说，“我想今晚我们都会因此而容易入睡了。”
“我还要提供下面的几条，”哲学家继续说。“第三条，雨水会将遗留在斜坡遗址上的器物冲刷到坡底；第四条，轻的东西会比重的冲刷得更远。”
“别往下说了，孩子，”老前辈说，“你刚才表达的一个观点是我一直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你们这些人通常称之为考古学理论的东西，看来并不是人类行为的必然规律，而是遗址形成的物理过程的例证。孩子，这些理论充其量不过是地质学原理的产物。”
新生哲学家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这种非议早有人提出过无数次了，”他说，“明确对此加以解决的是理查德·沃特生，其人既是一个地质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家。沃特生在1976年《美洲古物》上的一篇文章中就阐述得很清楚了（这里我只用其大意）：尽管这些假说直接来源于地质学原理，但是当它们被应用于考古学材料的时候，它们就被赋予了特定的考古学内涵。”
现在轮到老前辈发笑了。“哦嗬，那就是两码事喽，”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考古学只是差一点就让它的基本理论落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