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俞伟超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学界的巨擘，他不仅是战国秦汉考古学框架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也是博物馆学、文物学的实践者，同时还是醉心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索者。俞伟超先生生前在中外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和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出版了一部专题考古发掘报告、一部学术专著、三部学术论文集，其中第二部论文集《考古学是 ...

俞伟超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学界的巨擘，他不仅是战国秦汉考古学框架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也是博物馆学、文物学的实践者，同时还是醉心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索者。俞伟超先生生前在中外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和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出版了一部专题考古发掘报告、一部学术专著、三部学术论文集[1]，其中第二部论文集《考古学是什么》是他在考古学方法及理论方面的研究结晶。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俞先生的学术论著卷帙浩繁，绝非一朝一夕能读尽参透，更别提对此做出颇具深度的概述和梳理。故本文选取了俞先生诸多研究方向中的一个，以《考古学是什么》一书为主要参考，重点分析先生在考古学思想史中的地位，希望能以此向这位考古学界的诗人、实践者中的思想家表达后生晚辈诚挚的纪念与仰望。

　　

本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向外聚焦讨论《考古学是什么》的出版背景，梳理其创作环境。第二部分向内聚焦讨论《考古学是什么》的编排结构和论文内容，探讨其在俞先生学术生涯中，以及考古学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三部分为结语，总结该书在俞先生的三部论文集中，以及在20世纪末期的考古学界承前启后之效用。

　　01学术流变中的三部论文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围绕“人与物”问题展开了一次大讨论，期间苏秉琦先生的器物类型学被批判为是“只见物不见人”的伪科学[2]。俞伟超先生作为苏先生的弟子，也是这场批判的亲历者。在这次学术思潮中，苏秉琦先生吸收了批判中的合理性因素，一方面推进考古类型学的研究，一方面开始用考古资料分析古代社会面貌。俞先生也逐渐认识到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但在物与物的关系后面，还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即古代社会的关系，复原古代社会才是考古学的目的。

　　

　　

在俞先生之后的论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次大讨论在其学术思想上的印记。先生也曾坦言“五十年代后期，猛然发生的寻找考古遗存所反映的人们社会关系的那股潮流，一下子把我卷了进去”[3]。此后，他长期思索着考古资料中的古代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这一课题，把集中表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礼制”作为研究重心，通过考古遗存与文献的互证进行研究，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章：《秦汉的“亭”、“市”陶文》（1963）用文献释读“亭”、“市”含义及陶文中的地名，《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1976）用器物铭文和文献推断遗物来源，《周代用鼎制度研究》（1978、1979）从古文献中归纳出周人对鼎的分类和用鼎制度，再从考古类型学角度进行思考等等。

　　

除了涉猎先秦两汉时期的农村公社、等级制度、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农业和手工业的经营方式、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等方面的问题，俞先生还十分关注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的研究进展。在1985年楚文化研究年会上，俞先生首次提出“文化因素分析法”，而此前他就已经运用这种方法理念对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源流进行了探索。具体个案包括分析西戎诸族的“屈肢葬”习俗与辛店文化高领袋足双耳罐传播、流变的关系，楚与吴越之间文化因素的互渗，“羌戎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等[4]，而后这些文章集结成了俞先生个人的第一本考古学论文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1985年）。三年后，他又出版了历时30年才写成的《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1988），该书综合了墓葬材料、历史文献、文字学等方法，专门论述名为“单—僤—弹”的基层社会组织的演变过程，试图证明人类历史是有统一的逻辑规律可寻的。

　　

　　

（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如潮水般涌来，这对我国各学界均造成了强大冲击。为了摆脱普遍的学科困惑，俞伟超先生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向考古学目的论和方法论的高峰攀登。在这一过程中，他著文重点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美国新考古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组织一批年轻学者进行翻译，1991 年编辑出版了《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一书。发展中国的考古学理论需要知识的译介，更需要将外来理论本土化，俞先生对考古学的哲学之思始终未曾停止，在访谈录《考古学是什么》中他明确提出：“研究古代，是为了现代。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今天。”同样以这个简单有力的短句命名，俞先生对考古学方法及理论的研究文选《考古学是什么》于1996年出版，这本论文集也使俞先生完成了从考古学家向考古思想家的升华。

　　

　　

用考古学方法探讨人的本质，寻觅人类发展进步的逻辑过程，是俞伟超先生学术活动后期的最大愿望。[5]21世纪初，俞先生在病榻上完成了对这一课题的探索，他把源流未断、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作为研究人类历史社会形态的理想对象，其晚年的学术思想最终熔铸成《古史的考古学探索》（2002）一书。该论文集共收录了44篇论文，前三篇是对考古学和人类历史进程关系的探讨，开篇《图腾制与人类历史的起点》（2000）是引入人类学中“图腾制”概念的具体实践；而后是对新石代晚期到两晋时期的各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楚文化中的神与人》（2000）一文借鉴了人类学家克鲁勃（A·L·Kroeber）和克拉克洪（C·Kluckhohn）对文化的定义，明确提出“楚文化是中国古代楚人所创造的一种有其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其余部分是对区域考古学文化及具体考古遗物的研究，均为俞先生从考古学遗存来探索古文化的精神信仰的案例。[6]

　　

（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

　　

俞先生的三本论文集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始终，从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到学科的整体反思阶段，再到他预言的中国考古学的第三阶段[7]，先生一直站在学术探索的最前线，从未停止思考与实践。尤其是20世纪末的那场争论，在探讨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时，被视为“新派”代表的俞先生受到了诸多质疑与批评，但先生不改沉静苦思，最终编撰成了《考古学是什么》一书。作为俞先生学术思想熔炼与沉淀时期的产物，这本论文集不仅在他个人的学术生涯中意义特殊，在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地位亦是举足轻重。

　　

02《考古学是什么》的特殊地位

　　

《考古学是什么》汇集了俞先生自1982年至1993年期间有关考古学理论的论述、对话录共十六篇。论集所选文章并没有严格按照时间排序，但若将论文分成以下三部分，则能看见较为清晰的时间线：首先，是对考古学基本理论的问题回答，为论集的第1~3篇；其次，是对考古学文化理论具体在个别考古学文化（楚文化）上的研究，为第4~6篇；最后，是对新考古学的探索，包括对我国的考古学走向和考古工作的判断与反思，为第7~12篇。由此可见，该书的编排逻辑是三个部分逐层递进，各部分又按内容的关联度并参考时间线索排列展开的。

考古学基本理论的总结

20世纪末的中国考古学界对国际范围内发生的考古学的新进步还不是很了解，也还在探寻对考古学中最基本的方法论——“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阐释与总结的方式。回忆起这段日子时，俞先生曾表示：“在1977~1984年时，我曾不断思索着这两个方法论，考虑着考古类型学究竟应当包括那些内容的问题，还在一些地方讲过自己对考古类型学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的认识，并且经常同本书的其他作者一起，商讨过如何运用这种方法来建立若干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的具体问题。”[8]他在第一期田野考古工作领队培训班所用讲义《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和《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次思索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这两篇文章被选录在《考古学是什么》的前三篇自然是非常合适的了。

　　

俞先生从形成及运用、基本原理、区分方法、采集要求、记录和解释五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考古地层学”，认为它是考古学中最基本的方法论。对于作为方法论的“考古地层学”，先生将其与具体的工作方法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是制定发掘方法的理论基础，”虽然也涉及到了具体工作方法问题，但“主要是谈一些比较原则性的要求”。另一个基本方法论 “考古类型学”，早在81年和82年，俞先生为北京大学考古实习同学讲解时就有了明确的结构与内容，分为应用与发展、范畴及作用、与“考古地层学”的关系、分析步骤、相关问题五方面，而后用作培训班讲义时只有略微的改动。其中，他花很大篇幅细致阐述了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的一般步骤，对“型”和“式”的问题强调再三，这与他承袭并发展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关系匪浅。而后，俞先生进行楚文化研究时，开始实现了在对墓葬规格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在进行分期的更细致的形态学研究方法[9]，也与其学术传统息息相关。除了当时国内普遍承认的这两大理论，俞先生隐约觉得“还应该增加另外一种方法论”，同时他也很谨慎提出那种方法“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名称，总的内容就是根据实物资料来恢复历史原貌”，只是笼统地将其总结为“透过实物资料来了解历史原貌”[10]的方法论。

　　

在前三篇中，位列中间的《借鉴与求真》一文是俞先生为日本文化厅文物保护部编著的《地下文物发掘调查手册》的中译本所写序言。《手册》是日本官方的田野考古规程，俞先生阐述自己组织译介的原因是“为了更快地提高我国的田野考古学”，“看一看这些年来别的国家的田野考古学究竟有什么新进步值得我国学习或借鉴”。在借鉴的同时，俞先生的目光也是审慎的，比如他指出“对很厚的地层要人为地划分成若干厚数厘米的小层来逐层发掘，并分别采集遗物标本。通过比较和研究，可以了解同层内上下遗物的年代是否有差异”这一方法，根据我国经验来说是不妥当的。他认为，检验地层的划分正误可以那样做，但“不能允许把同一层次内包含着不同文化期堆积的现象，当作是合理的”[11]。对待国外工作经验应该采取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俞先生所写序言的名称——借鉴与求真。

　　 论集的第一部分虽然只选录了三篇文章，但篇幅却达整本书的三分之一，可见俞先生对基础理论的重视程度。一方面他对国内现有理论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另一方面他还积极组织对国外理论的译介，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借理论之鉴、求实践之真。

考古学文化理论的进阶

俞伟超先生认为，楚文化的研究跟在理论上全面阐述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大任务有关，不把南方的问题搞清楚，对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的理解就会是片面的。[12]到了90年代，同样是通过楚文化问题，俞先生重新界定了考古学文化的范畴。

　　

1981年，先生曾就楚文化研究问题系统阐述了它的时间范围、空间范围、族属范围和内涵特征。当时他对考古学文化的表述是，“历史上一定时间、一定空间里面的一定的人们共同体，往往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文化，这种文化遗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考古学文化。诸如仰韶、龙山、大汶口、大溪文化等等。”[13]随着楚文化区系类型的划分和文化源流探寻工作的推进，在 1985年的楚文化研讨会上，他又明确提出了文化因素分析法。[14]谈及楚文化的概念、研究方法是论集的第5、6篇，而排列在前的是上文提到过的《楚墓分期研究的新方法》，该文虽是92年出版的《当阳赵家湖楚墓》的序言，但核心内容在《关于当前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问题》（1981）中就有提到。俞先生在此文的第二部分“当前深入探索楚文化的重要课题”中总结道“分期、分类、分区三个东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5]，而后又在《楚墓分期研究的新方法》中肯定《当阳赵家湖楚墓》“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分期序列”并且开始实现了“更为细致的形态学研究方法”，可见他是把这篇报告视为落实“深入探索楚文化”这一课题的扛鼎之作。

　　

《关于楚文化的概念问题》全文摘自《关于当前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问题》，篇名即该文第一部分的章节名称。但为何将这一篇文章放在《楚墓分期研究的新方法》之后，大概是因为后者与论集中第一部分最后论述的“考古类型学”问题有粘连关系，能起到从考古学基本理论到考古学文化理论，从类型学方法到文化因素分析法的良好过渡作用。

　　

在研究楚文化的形成以及楚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时，俞先生感到“目前应当进一步注意一个方法论，即文化因素分析的问题”。他在《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中从方法的源流、应用的注意事项两方面展开论述，确认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的内涵就是分析出一个考古学遗存内部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组成情况，以认识其文化属性，即确定它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地位。分析某一个考古学文化内不同文化因素组成状况时，应该要注意用定性、定量的方法，来确定同一文化中各种文化因素的主次位置；确定各遗迹、遗物所代表文化因素的属性，要在同时期的不同文化中作比较，并尽量扩大比较的空间范围。[16]

　　 和“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相比，“文化因素分析法”是一种比较新的方法论，既然是新方法，自然尚待不断的探索与完善。把这种方法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中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这一方面已有学者专文论述[17]。

新考古学理论的探索

如何审视西方考古学派众说纷纭的局面？中国考古学向何处走？这些都是20世纪末的考古学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和《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印成讲义、广为流传后，种种困惑使得俞伟超先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少写文章，他说“内心突然觉得研究目标应该再前进一步，但前景何在，却感到渺茫，不免常有恍惚之感，甚至苦闷，怎么会有写作新文章的激情呢。”[18]1992年年底，俞伟超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了《考古学新理解论纲》，该文标志着他有关考古学理论的高峰，也是其理论文选的压轴之作。

　　

俞先生认为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应该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三个方面，近乎西方人类学体系下的考古学。他在《论纲》中把“文化论”与传统的层位学和类型学相提并论，共同称作“老三论”，且“文化论”占据了本体论的高度。其实，早在《论纲》发表之前，俞先生就已在多篇文章中提出了类似观点。比如，他提出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而把“文物”理解为“文化遗物”，就包含着“文化”方面的东西，所以“应该追寻它所含有的社会组织和精神世界的奥秘”。[19]

　　

至于“精神领域”是否属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考古学文化”的内涵，俞先生与同门张忠培先生的意见相左并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论争。为此，俞先生专门写了《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精神领域活动的问题》（1989），文章中他并不讳言自己受到了新考古学的影响，并对新考古学“意在探讨人类文化进程的规律”给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把考古学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解答了许多传统考古学无力回答的新问题。而张忠培先生则著文犀利地指出，“要以研究人的‘精神’为目的，是给考古学提出了超负荷的任务”[20]。

　　

由对楚文化研究引申开去，俞伟超先生写下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范畴问题》（1990），他强调“文化特征”包括了人类群体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特征，他所指的“精神领域”是一种决定同一区域内的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政治体制等方面有相同特点的“文化观念”[21]。俞先生列举了一些大略现象，把诸子百家的学说与地区的“文化观念”相阐发说明，如老庄哲学与楚地幻想色彩强烈的文学艺术、孔孟之道与鲁地平淡而拘谨的工艺风格，法家学说与三晋地区的青铜器装饰风格等等。

　　

考古学的产生和在中国的建立都源于一种“时代精神”，是人们“为冲破传统的旧的世界观”而提出的任务[22]。俞伟超先生曾特别强调，对考古学目的之认识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他回忆50-60 年代的治学经历说：“我们讲了规律和进程，讲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我们仍不能使自己的心灵摆脱最终的困境，研究这种轨道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思索的结果便是“为了解答新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23]。

　　

真正直接探讨新考古学的文章其实只有论集的最后两篇。在1991年发表的《考古学思潮的变化》一文中，俞伟超先生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新考古学”，并在此文中已提及比“新考古学”更新的流派“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它强调在认识人类活动时，应注意人类主观知性所起的作用。92年发表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更是首开先河地借鉴了一系列新考古学理念，这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不小轰动，在此就不作赘述了。

　　

　　

（俞伟超：《中国水下考古的初步成果》手稿）

　　

通过分析《考古学是什么》的特殊地位，我们可以发现该书上承《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对以社会关系为代表的“文化特征”分析模式，以及对以楚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文化研究成果（无意识地使用了“文化因素分析法”）；下启《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本质的探寻、对人文学科研究范畴的开拓，对书中《考古学体系与人类历史进程关系的新思考》（2001）和《人类进步过程中物质、精神、社会三方面的关联性》（2000）等文章均有启迪意义。

　　03结语

　　

俞伟超先生将自己的理论文选命名为《考古学是什么》亦是耐人寻味，初闻时就联想到夏鼐先生的《什么是考古学》，二者的名称只是将主宾调动了位置。1984年，夏先生发表文章对考古学之概念的源流进行梳理说：“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24]。先生始终视考古学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部门，认为历史科学就要阐明历史过程的规律，考古学的研究也可以在此之外探求新的规律。他激烈批评“新考古学派”把客观的规律等同为自然科学的规律，把考古学当成研究“文化过程”的学科转而探究“文化动力学”的规律。但夏鼐先生并未给考古学的概念划定红圈，他认为定义只需要指出某物是什么即可，于是把方法论暂时放在了一边，给考古学概念的阐释留下了补充和发展的空间。

虽然在学术源流上，俞先生是“理论派”代表苏秉琦先生的得意门生，与夏鼐先生的“实证派”曾有过激烈的分歧。但当中国考古学朝第三阶段更进一步，学者们再度思考考古学定义之时，俞先生承接的明显是整个上一代人的思想余绪。此时，他的关注点除了考古学本体论的问题，还有当时搁置的对方法论的探讨。在《考古学新理解论纲》除了“老三论”中的“层位论”、“形态论”，俞先生还增加了“中间四论”和“全息论”，这些理论均在方法论的范畴，占了整篇文章的一大半。

　　

阅读《考古学是什么》不仅能看到俞先生对考古学内涵理解的变化过程，还能了解到一位学者对其事业不断探求的心境，他曾经说过“孤独、寂寞、苦闷、彷徨地跋涉人生，大概是思想家和诗人注定的命运”。他也无奈地感叹道，“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有限，从《论集》到《考古学是什么》再到此《探索》……记录了我的主要研究生涯，我想做的事还有一些，有些已经有具体的筹划但并未实行，有的还正在工作过程中。”俞伟超先生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进奋斗了半个世纪，他是一位富有灵性的诗人型学者，更是一位善于开拓的思想家。他的离去使中国考古学失去了一个能想出如何走向未来的头脑[25]，但他的到来已然为中国考古学增添了丰富的可能性。作为后生晚辈，无论以后从事哪一方面的学术研究，我想俞先生的所言所为一定是使人受益终生的。

（俞伟超先生）

　　　注释　

　　

[1] 《三门峡漕运遗迹》——黄河水库考古队报告之一，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中国历史博物馆丛书第一号，文物出版社，1988年；《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转引自 信立祥：《一座用生命和智慧熔铸的学术丰碑——俞伟超先生的学术贡献评述》， 《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2期，第6-16页。

[2] 北大考古专业资产阶级学术批判小组：《论资产阶级器物形态学的伪科学性：批判苏秉琦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考古通讯》1958年第11期，第19-29页。转引自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王睿 译：《俞伟超先生学术评传》，《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3期，第7-18页。

[3] 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序》，《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4] 查晓英：《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1期，第105-115页。

[5] 信立祥：《一座用生命和智慧熔铸的学术丰碑——俞伟超先生的学术贡献评述》， 《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2期，第6-16页。

[6] 李颐轩：《考古学史中的俞伟超先生——读<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第52-56页。

[7] 第一阶段，萌芽期，有了三段说；第二阶段，成熟期，有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第三阶段，20 世纪60 年代开始的新时期。俞伟超：《考古学思潮的变化》，《考古学是什么》，第154-16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8] 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序》，《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9] 俞伟超：《楚墓分期研究的新方法》，《考古学是什么》，第108-1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0] 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考古学是什么》，第1-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1] 俞伟超：《借鉴与求真》，《考古学是什么》，第48-5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 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211-22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3] 俞伟超：《关于楚文化的概念问题》，《考古学是什么》，第113-1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4] 俞伟超：《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考古学是什么》，第119-1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5] 俞伟超：《关于当前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问题》，《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243-25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6] 张爱冰：《思想是考古学的工具――论俞伟超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东南文化》2004年第6期，第6-15页。

[17] 李伯谦：《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文物报》第3期，1988年11月4日；石泽明：《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理论与实践综述》，《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2月，第88-91页。

[18] 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序》，《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1-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19] 俞伟超：《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考古学是什么》，第133-1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0]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答<东南文化>记者》，《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第241-26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 刘一楠：《谁之学派，何种考古学？——致敬俞伟超和张忠培先生》，《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17年总第75期

[22] 查晓英：《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1期，第105-115页。

[23] 俞伟超：《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历史责任》，《考古学是什么》，第147-15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4] 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0期，第931-936页。

[25] 张忠培：《了了，仍未了——沉痛悼念伟超兄》，《中国文物报》2004年1月9日。

　　作者简介

王艳秋：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专业2014级本科生。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