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秦汉雄风，中国古代实战兵器之王枪矛的早期发展
天子和诸侯混战的东周最终被强秦终结，中国历史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此时的矛，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秦代青铜兵器在风格上遗存了浓厚的战国风味，但在规格上却更加整齐划一。
在秦始皇陵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无数战国至秦代的兵器。尽管战国末期铁制武器并不稀少，但秦陵中出土的绝大多数兵器均为青铜制品，估计因铜质武器较为精美，更适合配给陵寝中的帝王仪仗。秦陵出土的青铜兵器制作之精良已趋极致，其中的青铜矛头虽历经两千余年仍坚固锋利，宛如新品。
战国末期至秦代的战争中，甲士比例逐渐提高，步战变得显要，这也让长矛的装备量大为提升，促使秦矛在形制上更为统一， 以便于生产。为了节约成本，秦矛矛头短小精悍，加上骹长度多在15 厘米左右，刃部锐利而宽厚，铸有血槽，骹部短而有钉孔， 而且整个矛体从骹部开始中空直至锋顶， 无论是矛头的强度还是固定水平上都更为有利于破甲伤敌。
同战国时期北方大多数国家的矛相同， 秦陵出土的矛头上也都铸有小篆铭文，多为简单编号，如制造年号、部门、监管官吏的信息代号等，秦代兵器制造管理制度之严密可见一斑。
在矛体长度上，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曾遭受过破坏，残存武器柄只能作为参考。一号坑出土的两件矛柄残余长度均为2.5 米左右，二号坑出土了一柄残长达到4.3 米的矛柲。但在一号坑挖掘报告中提到有一柄39 号柲从中间残断，分为250 厘米和345 厘米两截。如果两者是同一柄矛柲的话， 根据其出土位置判定，其长度应不低于630 厘米，已经超出了《考工记》中长兵莫过于三其身的说法。
秦陵出土的兵马俑有较为完备的军事器械和排列规律，可以通过其大致数量和排列总结秦代的步兵战术。秦陵出土的较完整的弓弩手和长兵手陶俑，其数字分别是490 和407，接近一比一。其中执长柄武器者以用矛者为最长，其次为铍、戟，最次为戈，形成长短搭配，远近交织的配置。这种互相配合、相互掩护的搭配和战术也被兵法家们大为推崇。
古典兵书《司马法》定爵篇有云：“……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 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这即是对各类长短兵器互相配合、各司其职的清晰描绘。而另外一部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六韬》的虎韬篇中也曾记载：“甲士万人，强弩六千， 戟盾二千，矛盾二千……”其所推崇的兵器搭配比例与秦陵兵马俑颇为近似。
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原地区便零星出现一些铁质武器。到战国时代，铁质武器的数量、质量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因为铁在金属延展性和韧性方面都胜于青铜，并且可以通过渗碳和锻打的技术改变相同部件不同部位的性能，所以尽管中华文明在青铜器工艺上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但铁器的出现仍然汹涌而不可阻挡。
在铁质武器出现的初期阶段，青铜和铁并行于世，共同争夺武器制造材料的主要地位，这种现象从战国延续到了西汉时期。在铁彻底确立统治地位之前，许多典籍已经开始注意到了铁质兵器的存在与优势。
《荀子·议兵篇》中记述：“宛钜铁矛， 惨如蜂虿。”这是在夸耀楚国宛（今河南安阳）附近制作的铁矛锋利无比，被扎刺的人像被蜂虿等毒虫袭击一般几无可救。而《吴越春秋》中载范蠡语：“臽铁之矛，无分发之便。”则可算作当时已有铁矛的文史佐证。
在文物研究方面，已有不少该时期的铁矛出土，例如在湖南长沙黑槽门二号楚墓中挖掘出的战国铁矛，矛头长约19 厘米， 宽约2.9 厘米。而河北易县的燕下都遗址四十四号墓还曾出土过铁质更佳的钢矛。
当中国的军事史进入西汉时期，战争形式再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秦末汉初的连年征战，让中原大地民生衰败，经济颓废，致使较为廉价的步卒成为主力，而车、骑兵都相对较少。虽然车战这种形式已经行将作古，但是骑兵战术却因为汉初经济不支的原因暂时未能替代车战。
公元前200 年，天下初定，不料韩王信叛乱，并伙同匈奴攻打太原。汉高祖刘邦遂带着满腔雄心和久经考验的精兵悍将出征匈奴。然而匈奴集结四十万骑兵，将以步兵为主的三十二万汉军分割包围在白登山战场，足足围困了七天。
（上图）持矛图（汉），武士身披的铁甲以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出土的西汉铁甲为蓝本绘制，胄则是以临淄王墓的头盔为蓝本绘制。
自此以后，汉帝国为了对抗灵活机动的匈奴骑兵，开始积蓄国力，努力将骑兵部队发展为主要战力。到公元前166 年匈奴入侵甘泉时，汉王朝已经有能力反击一向被认为偃武修文的汉文帝时期，汉朝能够出动这样上十万规模的骑兵，足见其骑军实力。到了国势强盛的汉武帝时期，汉王朝主动跟匈奴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连年大战，双方动辄出动十万人以上的骑兵，这标志着骑兵从此走上了中原王朝战争舞台的绝对主角，正式淘汰了依赖战车部队的传统战术。
这样的军事变革给长柄武器，尤其是矛类武器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使得矛类家族在步兵矛、车战矛之后，又诞生了一个崭新的重要成员——骑兵矛。
汉代以前，华夏地区也有众多骑兵运用的实战案例，但由于此前并无马镫可用， 骑兵往往将攻击手段局限在骑射上，肉搏方面只携带短剑一类的护卫武器。在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镜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名骑士拔剑刺虎的战斗场景，从侧面印证了当时骑兵的肉搏装备。
战国骑射骑兵对战车没有太大优势， 毕竟骑射的精度、射程均不如车上的射手，而在马上肉搏，更不如在车上有稳固依托的车右。但是到了汉代，骑兵逐渐成长为军事主力，这个情况就发生了逆转。轻骑兵的战术机动能力更强，对地形的适应水平也更适合汉跟匈奴的对抗。虽然此时没有成对的金属马镫支撑骑手，但是骑兵们已经要负担起独立肉搏的战斗任务了。
自然而然，短剑无法再满足这样的需求，唯有矛、戟一类的长柄武器才适合在马上格斗。
在残存的周代礼仪审美影响下，汉人仍旧觉得青铜兵器比铁器更加美观、贵重，因此尽管此时实战兵器绝大多数都已经是铁质打造了，但是在墓葬群的出土文物中却常常可以见到用于礼仪的青铜武器。在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中，我们同样发现了许多残存的长矛，其中铁质和青铜器各自参半。
通过对文物的观察，我们发现汉代的青铜矛头在形制上跟秦代基本一致，刃翼短小宽厚，骹部短粗，有对称的孔用以固定。但是铁矛就大不一样了，其矛刃更加尖锐细长， 矛脊比青铜的要加厚不少，骹部也大大延长， 固定孔还有增多的趋势。在西汉至东汉的漫长岁月中，铁矛矛头越发尖锐狭长，东汉后期的许多铁矛头甚至长达60厘米。
（上图）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执长兵骑兵俑
汉代的矛在实用方面可以分为步、骑两种。
步兵用矛相当普遍，长矛兵甚至单独列为一个军种。《资治通鉴》记载，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 年），孙策攻打黄祖，刘表派了五千长矛兵去援助黄祖。这说明，随着骑兵地位的显著提升，步兵长矛手因能够有效结阵抵抗骑兵冲击而越发受到重视。列阵的长矛兵即使是在与其他步兵的正面对抗中，依旧威力不俗，这样的泛用性使得长矛跃升为汉代步兵最重要的肉搏兵器之一。
随着骑兵成为汉代最重要的武装力量，骑兵矛也一同跃升为最重要的兵器。骑兵矛发展到东汉末期时，甚至有了一个新的专属名称——马槊。东汉著作《说文解字》中对“槊”字如此解释：“矛也。亦作‘矟’。”而《释名·释兵》中则记载：“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杀也。”
通过典籍记载，可知此时非但将骑兵用矛专门命名为槊，还大致对其长度规格做了划分——骑兵所用的丈八长矛才够格称呼为槊。4 米多长的马槊，能让骑手在接近敌人之前就迅速刺杀对手，“矟矟便杀”非常形象地表现了马槊这种武器的超群威力。
马槊这种武器的惊人威力，再次反过来影响并促进了防卫武器的再一次强化。东汉末年时，用以装备骑兵战马的具装铠出现了。
本文摘自《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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