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此次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入围项目中，关于东周封国的考古发现有三项，更有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入选。带来许多突破性的新认识，各具重要的学术价值。枣树林墓地:填补关键期的空白曾国考古已三次获评“十大考古”，枣树林墓地能够获评，缘于材料够硬且新颖，填补了东周考古和曾国考古的许多空白，突破了对曾国的“审美疲劳”。按照东 ...

在此次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入围项目中，关于东周封国的考古发现有三项，更有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入选。带来许多突破性的新认识，各具重要的学术价值。

枣树林墓地:

填补关键期的空白

曾国考古已三次获评“十大考古”，枣树林墓地能够获评，缘于材料够硬且新颖，填补了东周考古和曾国考古的许多空白，突破了对曾国的“审美疲劳”。按照东周青铜器谱系框架和春秋“新四期”体系，三组曾侯夫妇墓都属春秋早期（公元前680年-前600年），处在传统周文化体系衰退、地方风格兴起的过渡阶段，时间节点特殊。以往全国范围内这一时期国君墓葬和铜器群稀缺，纪年铜器匮乏，三代5座曾侯夫妇墓前后相继，世代踵接，为探索此间青铜器精细分期、精准断代、楚系青铜器形成过程、周楚二系转换路径等问题提供了绝佳材料。求、宝、得三位曾侯的发现也填补了这一时期曾侯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曾国世系。

出土铜器铭文是20世纪以来发现数量最多、内涵最丰富、意义最重大的春秋铭文，对研究夏、西周、春秋历史和考古极具史料价值。芈加编钟铭文“帅禹之堵”“以长辝夏”，是继秦公簋、叔夷镈、豳公盨等传世青铜器之后，第一次经考古发掘出土的记载夏和禹的青铜器。王国维在《古史新证》开篇论禹时曾据秦公簋和叔夷镈论证“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芈加编钟铭文证实春秋早期南方曾、楚两大国亦然。可证春秋时期姬曾、芈楚、嬴秦、姜齐等不同地区、不同族姓的贵族共享夏和禹的历史记忆。夏和禹的存在、夏的信史地位确证无疑。芈加铜器铭文还记有“楚王媵随仲芈加”，确证曾即随，彻底解开了1978年以来的“曾随之谜”。曾公求编钟铭文记载“昭王南行，左右有周，赐之用钺，用政（征）南方”和“适于汉东，（南）方无疆，涉政（征）淮夷，至于繁阳”等内容，与芈加编钟和春秋晚期曾侯與编钟关联解读可以解开西周和春秋时期周、曾、楚、淮夷的许多历史疑案。

▲枣树林M190（曾公求）编钟组合

▲枣树林CK5（曾公求）车坑出土神人驭龙双通车构件

▲枣树林M191（曾夫人渔）铜鬲铭文照

经过最近十年持续不断努力，曾国考古已构建起“叶家山（西周早期）—郭家庙（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枣树林（春秋早期）—文峰塔（春秋晚期）—擂鼓墩（战国早期）”时空体系，是目前通过考古发掘构建起来的最详细的周代封国体系，距离构建最终完整的曾国考古体系只有几步之遥。曾国历史从传世文献记载晦涩不清，到考古揭示出日益清晰的国君世系、社会阶层、文化面貌，一部司马迁未曾闻见的《曾世家》已经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充分体现了考古写史的重大价值。

大韩墓地：

开启泗上古国考古新机遇

山东滕州大韩东周墓地清理东周时期甲字形大墓35座、中型墓13座、小型墓150座。墓地外围环绕一周隍壕，最外层大墓墓道远端占压隍壕。35座甲字形大墓墓道朝向异常歧异（22座朝东、7座朝西、2座朝北、2座朝南、1座弧形朝西北、1座弧形朝西南），与以往发掘的商周墓地都不同，为首次发现，令人惊奇。整个墓地埋葬显得局促，存在明显规划和布局，但是布局原则和背后蕴含的制度内涵、墓主之间的宗法关系、家族制度是什么，现在还无答案。有学者认为大韩墓地是迄今发现的商周墓地中最接近昭穆制度的一处集中公墓地。谜题的最终解开一方面需要通过地层关系、器物排队、科技测年等方法判定墓葬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排定下葬顺序；另一方面还亟须古人骨DNA鉴定，确定墓主之间的亲缘关系。因为即使墓葬排序准确无误，但是墓主死亡时间（即墓葬下葬时间）并非按照辈分大小和年龄长幼顺序发生。墓葬排序只能判定先后关系，无法完全确认亲缘关系。这是以往墓葬研究中被忽略的一点。大韩墓地有可能成为检验现有墓葬研究理论方法的试验田和磨刀石，催生出新的理论方法。值得拭目以待。

大韩墓地大型墓葬与枣庄东江小邾国国君墓、临沂凤凰岭、莒南大店花园村、沂水纪王崮等东夷系古国墓葬形制和葬俗基本一致（如墓道绝大多数朝东、墓室设椁室和器物箱、大量殉人等），墓主显系东夷族群。但是出土铭文少，国别尚难断定。M43随葬4件铜器有“啻笏韭怼泵?模?方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