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9月21-23日，由中国钱币学会主办的“丝绸之路货币与贸易”学术研讨会在海上丝绸之路重镇、福建泉州举办。来自全国的钱币专家，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提交论文90余篇，举办主题演讲16场。与会专家通过翔实、丰富的资料搜集和小心谨慎的考证、求索，描绘出我国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脉络以及中国钱币在对外贸易、经济金融活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钱币受东西方两大钱币文化影响，呈现多元、融合的特点。丝绸之 ...

　　9月21-23日，由中国钱币学会主办的“丝绸之路货币与贸易”学术研讨会在海上丝绸之路重镇、福建泉州举办。来自全国的钱币专家，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提交论文90余篇，举办主题演讲16场。与会专家通过翔实、丰富的资料搜集和小心谨慎的考证、求索，描绘出我国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脉络以及中国钱币在对外贸易、经济金融活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钱币受东西方两大钱币文化影响，呈现多元、融合的特点。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对外交往的重要陆上通道，丝绸之路钱币受沿线各种政治势力兴衰、丝绸之路本身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处长王永生提出，丝绸之路钱币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西币东传，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8世纪。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及希腊化影响，希腊钱币文化首先传入中亚地区；其二，东币西传，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随着张骞出使西域及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和有效管理，中国钱币文化传入中亚地区；其三，伊斯兰化，公元8世纪至14世纪。随着阿拉伯势力向外扩张及伊斯兰教东传，中亚地区自8世纪开启了伊斯兰进程，丝绸之路钱币文化最终被伊斯兰化，但仍保留浓郁的突厥化和波斯化特点。 
　　王永生认为，开展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意义重大：其一，补充文献资料不足和缺失。中亚地区多为游牧民族，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其历史发展线索间断地保留在其他民族文献中，这部分记载难免因转译原因而导致对音差错，给研究带来不便；其二，形象地见证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伴随丝绸之路贸易广泛开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全方位地进行，这在钱币上得到了形象而具体的体现；其三，深刻认识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钱币形象、直观地记录和揭示了丝绸之路文化内涵及价值。可全面、形象地串联起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及发展变化，记录和展示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及本质，深刻揭示古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丝绸之路文化蕴含的多元并尊的交往原则，对当今各种文明间的交流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与智慧的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万明提出，明代白银货币化，使白银作为主币行用直至1935年，长达500年之久。明初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主币的货币化进程，沿着一条“白银货币化——市场扩大发展——与世界连接”的道路发展，明代中国以社会自身发展需求为依托，依靠社会内部驱动力，拉动了外银大量流入，深刻影响了社会变迁、国家转型和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与全球互动的历史进程。 
　　福建、广东沿海多次出土西班牙银币，泉州自唐宋以来即为中国对菲律宾通航的重要港口。 
　　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的陈鹏，从泉州发现的西班牙银币的角度，探讨了大帆船贸易。他提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多次出土16到18世纪西班牙银币，仅福建泉州地区就先后发现10多批，是目前国内发现西班牙银币最多的地方。泉州自唐宋以来即为中国对菲律宾通航的重要港口。输出品有备受菲国人民喜爱的陶瓷、丝绸织物、铜铁器、钱币等贸易货物，移居菲岛的泉州华侨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和科技文化交流，为长达250年的中国——马尼拉——拉丁美洲大帆船贸易奠定坚实基础。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已达到巅峰状态，流向海外的巨额铜钱支撑了海上贸易体系，保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徐心希在研讨会期间探讨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铜钱外流与应对策略，他提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已经达到巅峰状态，由于海上贸易大量吸纳了宋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当时“钱荒”，即铜钱短缺的内在原因。从广义上说，宋代铸钱支撑了东亚、东南亚各国乃至更多国家的经济。由于海上贸易拓展迅速，沿线各国为贸易需求而吸纳了大量宋钱，其数量可达数千万贯，造成国内铜钱缺乏。朝廷因此不断调整铸币策略，多设钱监，例如建州丰国监。该钱监在近200年间，制作了数千万枚铜钱投入市场。由于朝廷加大铸币量与投放量，缓解了钱荒的负面影响，效果显著。流向海外的巨额铜钱支撑了海上贸易体系，保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并带动了福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经过充分讨论，一些新的学术成果被发现。对于研究丝绸之路钱币与贸易的研究，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指出，货币是为贸易服务的。丝绸之路是中外贸易之路，而丝绸之路的意义远不止贸易，而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具有广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