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一带一路”构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从一开始，“一带一路”构想就源自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顶层设计。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与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行动》)的公告后，学术界有诸多讨论。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批判地缘政治学——管窥“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地缘政治意义(geopolitical meanings)，这是当前学术界尚未全面展开分析的一个方向。①批判地缘政治学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②经过20多年的发展，批判地缘政治学在地缘政治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派，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根据其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旨趣，批判地缘政治学认为围绕地理空间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围绕权力—知识复合体展开的复杂互动。受到后现代主义关于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孪生关系这一重要观点的影响，批判地缘政治学将国家等政治行为体围绕地理空间所产生的话语(discourse)、文本(text)、叙事(narrative)、“故事情节(storyline)”等纳入研究视野中，试图将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中隐而不彰的主体、主体间认知、主体间实践等均纳入国家的外交或国务活动中予以研究，同时揭示出不同国家针对地缘政治空间所建构的不同“地缘政治密码(geopolitical codes)”或“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s)”。由于不同的行为体拥有不同的地缘政治想象，而主导国际关系话语空间的地缘政治想象往往只是特定行为体的想象，因此批判地缘政治学认为关于世界地理空间的想象或知识离不开权力的运作。③
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观之，“一带一路”构想不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始了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新征程，而是反映了中国在新的国内与国际环境下提出的一种新的“战略叙事”。所谓“战略叙事”，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对自身的位置进行定位以及在与他国的互动中明确所追求的目标，有意识地对符号、实践、事件进行选择性的过滤、呈现与重组，以向相关方面进行阐释与说明所构成的话语系统。④尽管战略叙事的编码与重组事件的方式是选择性的，可能存在偏见，但作为一种体现国家战略视野的话语或文要，战略叙事一旦进入决策程序并转化为外交战略或政策，那么它就会对该国及其互动对象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截至目前，“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成为国际话语场域中一种享有较高关注度的新话语。除了得到“一带一路”沿线5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即使如美国、日本、印度等对“一带一路”构想持疑惑或警惕态度的国家，也不得不对其开展研究，并尝试理解其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关系。⑤
当把“一带一路”构想理解为一种战略叙事，并将其视为中国想象或重构世界图景(world vision)的一种努力，或许可以更为清晰、更为准确地把握其提出的意义。“一带一路”构想包含了一种中国对广阔的亚欧非大陆等国际地缘政治空间(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space)进行思考、描述的地缘政治想象，而这种地缘政治想象具有突破以强调国际关系中等级制、区分中心与边缘、持有陆权与海权两分法等为特征的“传统地缘政治想象”的潜力。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还能为促进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启示。本文将首先尝试对“一带一路”构想所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及其特征进行讨论，然后将其置于一个“一带一路”构想涵盖的具体地区——中亚，分析其对该地区所做的新想象及为促进沿线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所能提供的启示。
二 “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
“一带一路”构想之所以得到众多国家的关注，离不开中国整体实力尤其是物质性权力的上升。这一现象自然得到传统地缘政治学者的注意。如美国政策界与学术界就倾向于从传统地缘政治的角度解读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⑥相关观点要么认为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构想的目的在于通过向西扩张，缓解美国“重返亚太”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压力；要么认为这是中国为了稳定新疆等西部省份和获得中亚等地区的能源资源而采取的一种外交战略。⑦
从传统地缘政治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进行解读必然蕴含相应的地缘政治想象。这种理解和解读的突出特点在于，将“一带一路”构想置于大国竞相争夺权力与财富的视野中，所反映的仍是一种零和博弈思维。这种思维契合了“现代地缘政治想象(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对于世界政治的认知。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具有四个基本特征：(1)认为世界是一个存在着征服与屈服等级关系的整体；(2)认为人类社会遵循从落后到现代的线性发展轨迹，其中，西欧与美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典范；(3)领土化的民族国家是参与世界政治竞争的基本单位；(4)民族国家围绕世界首要地位(primacy)而展开竞争。⑧美国政界与学术界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解读，大多围绕如何更有效地捍卫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而展开，且其视野中出现的行为体始终是美国、中国、俄罗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民族国家，同时还认定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建立排斥美国的新主从关系。相对于传统地缘政治视角主要关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政治动机及可能产生的战略后果，批判地缘政治学提请人们注意作为战略叙事的“一带一路”构想所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这是传统地缘政治学难以把握甚至不会尝试加以关注的。
借助古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与象征符号，“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开辟了新的地缘政治思维空间。“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无疑有其特定的背景，比如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遭遇阻力、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差距持续扩大等。不过，这些因素或许并非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的根本驱动力。在经济增长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背景下，如何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重新进行定位，如何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进一步履行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职责，如何在深度融入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上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或许才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的深层考虑。在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的过程中，两千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这段为广大欧亚国家所认可的历史记忆与符号的意义得以浮现在中国领导层的思考之中，并被赋予新的含义。
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战略叙事的“一带一路”构想，其最突出的意义在于针对亚欧非大陆提出了新的地缘政治想象，而且这种想象具备超越现代地缘政治想象的潜力。在赋予古丝绸之路以新的时代内涵的基础上，中国政府还提炼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并认为这种精神有助于推进当前国际社会的合作和促进欧亚非大陆各国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按照“一带一路”的设想，“一带一路”涉及的不只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促进欧亚非大陆之间的互联互通，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世界各文化、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协同共进。“一带一路”期待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砥砺和相互发明，能够产生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进化，这比单极世界展示的世界图景更加丰富多彩，更有效率，同时也更加和平”。⑨就此而言，“一带一路”构想将不同文化与文明和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视为平等的，它们共存于同一个时空之中，非西方国家及其文化并非必然要向西方的方向进化。
关于不同文化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等级制关系的认知，正是现代地缘政治想象的特征。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在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具有等级制的空间、集团与国家，并赋予它们政治意义。在此过程中，它创造了一系列涉及将时间等同于空间的概念转化(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这里是现代的，而那里是落后的”，这种对“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两分法转化为多种多样的“危险、无赖国家、失败国家、环境威胁及相关现象的新地理学，从而将世界区分为平稳的地区与狂暴的地区、稳定的中心与威胁重重的边缘”。⑩因为坚持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的定位，坚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的原则，(11)“一带一路”在构想亚欧非各国及其文化时，并未区分中心与边缘，也未构建一种落后地区必将向先进地区进化的想象。换言之，“一带一路”构想构建了一种不同国家可以共同发展、不同文化与文明可以求同存异的地缘政治想象，从而超越了主要由近代西方国家构建的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也就超越了西方世界在面对域外世界的文化与文明等方面的差异时，要么进行征服、要么坚持同化的既有路径。(12)
除了展示不同文化、文明与国家平等地处于同一时空中的政治想象，“一带一路”构想还以话语的形式建构了一种中国理解世界政治空间的独特想象。这种想象在《愿景与行动》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按照该文件的表述，“一带一路”构想如此空间化(spatialisation)了世界：“‘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13)根据上述规划，“一带一路”构想贯通了亚欧非三大洲，其中西欧与东亚两个地区互为起点，涵盖的地区与海域包括中亚、俄罗斯、西亚、波斯湾、地中海、东南亚、南亚、印度洋、非洲(至少部分东非地区)等，而贯通的方式分别为“一带”与“一路”(如图1)。不仅如此，“一带”与“一路”还经中亚、中东、波斯湾实现了对接。如此，一种类似中国太极图案的空间想象跃然纸上，成为表征“一带一路”构想建构亚欧非三大洲联结方式的一种空间想象形式。
图1 “一带一路”规划图及其地缘政治想象资料来源：笔者自制。其中左图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CFP供图。
相对于某些中国学者将“一带一路”类比为促进中国或亚洲地区发展的“鲲鹏展翅”(14)或“鸟之双翼”，太极图案对于世界地理空间的想象似乎更为形象，也更符合“一带一路”对亚欧非大陆的定位。就地理空间的建构而言，“一带”与“一路”辐射的地区或海域类似于太极中的“阴”与“阳”，贯穿中亚与中东的“一带”支线则类似“阴”“阳”之间的界限，而欧洲与东亚类似于太极图案中的两个“中心”(即“阴中之阳”与“阳中之阴”)。根据这种想象，“一带一路”构想虽为中国提出，但其关照的对象绝不仅限于中国，而是覆盖了广大的亚欧非大陆。换言之，“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鲲鹏之翅或鸟之双翼，它也有可能是欧洲、中亚、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任何地区的鲲鹏之翅或鸟之双翼。因为根据太极的运作原理，阴、阳之中心变动不居，“一带一路”的中心自然也不局限于中国与欧洲。通过“一带一路”的对接和辐射区域的拓展，其沿线国家或地区均可以成为中心。换言之，“一带一路”构想“带动的是一种新的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区域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新方法和新视野，即边疆的非边疆化、中心的非中心化、起源的非起源化。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我们可以形成一种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观察视角，它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世界，改变各种中心主义的思想方法”。(15)由此观之，相对于“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僵硬地将世界地缘政治空间区分为中心与边缘，“一带一路”构想实现了一种典范转换，即传统的以中心与边缘之间区分为特征的地缘政治想象及相关(如政治、经济、道德等)等级关系的崩溃，代之以不同国家、地区、文化或文明的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空间思维。
事实上，“一带一路”构想不仅在空间想象上符合太极图式，而且在理念上也是对太极式中国思维方式的鲜明反映。与西方思维方式具有将事物二分的习惯类似，如区分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冲突与合作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同样有两分法的习惯，如太极有阴阳之分、前程有祸福之别、位置有上下之异等。不过，与西方思维方式将两分之物视为相互冲突、无法共存且将这种冲突视为世界发展的动力不同，中国的思维方式认为对偶的两极是彼此共存、相互转化且这种转化才是世界万物的发展动力。对于西方的思维方法，秦亚青称之为“冲突辩证法”，而中国的思维方式则是“中庸辩证法”。在秦亚青看来，能对“中庸辩证法”运作方式和发展进行充分说明的，是太极图式中阴与阳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中国式思维方式的“元关系”，“元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本，是任何关系的原初”。(16)而“元关系”的根本特征在于阴阳在共存的基础上构成一个整体，不仅彼此依赖，而且能相互转化。诚如秦亚青指出的：“从中国辩证法的元关系角度思考，没有一方，相对立的另一方也不能存在，因为一方为另一方的生存、存在和转化提供条件。正如太极图像所表述的那样，两者在互容性关系中共生共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17)无论是将沿线国家及其文化、文明视为相互平等、彼此促进的政治想象，还是将不同的国家视为“一带一路”的中心，“一带一路”构想的想象均契合太极图式的基本精神。
三 “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想象的特征
当把“一带一路”构想拟开展的核心工作——互联互通——纳入该构想中思考时，其地缘政治想象的丰富特征将得到进一步凸显。按照《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构想的内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的核心工作和最富实质性的内容在于通过支持沿线国家与地区铁路、公路、水路、航空、港口、海运等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及彼此之间的互联互通。为支持这一工作，“一带一路”构想拟议的大型互联互通项目包括：被纳入“一带”中的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以及被纳入“一路”中的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18)如果“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或地区均可以成为中心，那么这些项目则是联结不同中心的通道与桥梁，从而形成一个无缝之网。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观之，这种地缘政治想象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有可能为“天下制度”奠定基础
随着“一带一路”构想工作的持续推介与沟通，除了“一带一路”构想目前已规划的“路、带、廊、桥”大型项目，“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还达成了其他合作项目。以中俄合作为例，首先是双方在2014年5月签署了总额达4000亿美元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合作协议，这是一项中方积极争取但俄罗斯一直不太积极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它可视为俄罗斯支持“一带”建设的部分体现；然后，在2014年10月中俄总理第19次定期会晤期间，双方签署莫斯科—喀山高铁发展合作备忘录，并有意将莫斯科—喀山高铁延伸至北京。这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取得的又一突破。2015年7月访问俄罗斯期间，中俄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根据该声明，双方同意在物流、交通基础设施、多式联运等领域加强互联互通，实施基础设施共同开发项目，以扩大并优化区域生产网络。(19)这意味着随着中俄的进一步沟通与协调，双方还有可能就其他重大合作项目达成协定，如在投资、金融、能源、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航天、远东开发、核电和水电合作、油田的联合勘探开采等领域进行合作。(20)随着“一带一路”构想进入运行阶段，尤其是当国际社会见证中国愿意通过提供国际和地区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或许将会有更多的国家愿意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并达成更多的合作项目。
在阐释“一带一路”构想时，不能将“一带”或“一路”仅想象为一条线状的贸易或运输通道，而应该将其视为可促进沿线国家发展的带状区域。正如在提出“一带”构想时指出的，期待“一带”能“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1)“一带”构想预期，通过铁路、公路、航空线路的开辟，将带动沿线及附近地区的人口迁移、资源开发、城市化建设等，进而推动沿线各国或各地区形成一种集束式的发展态势，而“一路”同样可以借助港口、水路、海运的建设和运行推动沿海地区的发展。“一带一路”可能推动形成的经济发展走廊，类似于著名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注意到的长城在促进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所发挥的文明走廊的作用。(22)尽管“一带一路”构想拟议中的项目并非全部属于洲际或跨地区性合作项目，但当这些项目嵌入沿线国家既有或规划中的基础设施网络，“一带一路”构建将成为洲际发展走廊的组成部分，最终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不同步但较为均衡地发展。不仅如此，通过与其他世界大陆桥或走廊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可以实现拓展，不仅可以辐射亚欧非大陆，甚至可能与北美、澳洲等大陆的基础设施相连。那时，基础设施带来的世界的互联互通，将为赵汀阳称之为“天下制度”的世界秩序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23)“一带一路”构想这种以“路、带、廊、桥”的互联互通为基础，以点带面最终将整个世界联通起来的发展过程，正好契合太极图式中阴阳通过互动实现自身的扩大以至无所不包的精神。
(二)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超越了传统“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
尽管从发展水平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生产分工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确存在着“中心地区”(如西欧)、“边缘地区”(如中亚、中东、南亚)与“半边缘地区”(如中国、东欧等)等地区之分，这是一个不容否认且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事实。也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不少沿线国家或地区担心，参与“一带一路”有可能加剧本国或本地区的依附地位，无法摆脱本地区向中心或半边缘地区提供原材料而后者向其倾销商品的不利局面。正是为缓解这种顾虑，不少中国学者构想了如何缓解“边缘”国家和地区焦虑与恐惧的途径和机制。如杨成、施展分别提出了通过以包含了三个“三个世界(古典/现代/后现代三个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国家三个世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世界)”的“新大陆主义”视角指引各地区的协同发展，通过建议创设新的合作机制(如“一带一路”、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达成新的全球均势以修正现有国际秩序，促进并保障“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的转化。(24)
这些建议无疑富有洞见，不过，从“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观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仍嵌入在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之中，即认为不同空间上存在的不平等可以通过时间上的线性发展加以弥补。而在太极图式的地缘政治想象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不仅具备成为“中心”的潜力，而且本身就是其观察“一带一路”及世界大势的中心。如中国是作为“世界工厂”而存在的，中亚与中东是“能源中心”，欧洲是“先进技术与文化中心”等。换言之，不同的“中心”有不同的资源禀赋、文化特性、发展模式，关键在于如何保障不同的“中心”在参与国际互动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保持其独特中心位置的基础上争取在其他领域获得更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不是要抹平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诸多领域的差异，而是提供一种机制或平台，使各国、各地区有机会在自身选择的发展道路上取得突破。至于它们期待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劳动分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难以准确把握也是其他国家无法干涉的问题。换言之，“‘路、带、廊、桥’包含着一种理论的潜力，即从这些‘互联互通’的概念中找到超越过于稳定的中心—边缘关系”。(25)
(三)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尝试克服海权—陆权两分法
海权与陆权的区分及争论是形式地缘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26)地缘政治学中的诸多传世论点，无论是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权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的“心脏地带学说”，还是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边缘地带理论”以及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的“大棋局”隐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这一命题产生的。作为一套内部虽存在众多分歧但产生了持久影响的地缘政治话语，围绕海权与陆权的争论影响到历史上和当前诸多大国的国务实践和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框定了国务活动家与研究者们理解、阐释国际事务和大国外交政策的思维。(27)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28)中国国内有关海权—陆权的两分法及其争论早在晚清即成为政界与学界关注的焦点，(29)并一直延伸到当前有关中国外交和国防战略的讨论中。(30)事实上，“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的背景，即在中国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当前，学者围绕中国应该优先发展陆权还是优先发展海权展开争论。一般认为，学术界的分歧在于中国应优先选择“西进”还是“南下”。(31)尽管参与这场争论的人数不多，但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从这场争论可以发现，其一，海权—陆权两分法是中国学者理解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主要思考框架。其二，这种海权—陆权两分法在很大程度上嵌入在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之中，即认为民族国家围绕世界主导地位展开竞争与对抗，只是在优先选择发展海权还是陆权以在竞争中胜出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三，虽然也有部分声音呼吁中国应该海陆并重，不过，如何实现并重却陷入未能提出具体动议和机制的困境。
“一带一路”构想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不仅克服了海陆两分这一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局限，而且为如何整合中国的国家大战略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实施机制。“一带”主要贯通亚欧大陆，穿过了麦金德所称的“心脏地带”；“一路”则随海域而动，大体涵盖了斯派克曼宣称的“边缘”地区。然而，无论是麦金德还是斯派克曼的世界图式，没有也无意将两者进行贯通。按照海陆两分的地缘政治思维，“一带”主要涉及陆权，“一路”主要涉及海权，根据前述“一带”“一路”及各自辐射的国家与地区类似于太极图式中的阴阳，那么可以发现，“一带”“一路”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关系。其转化的基础在于“一带一路”构想拟议的各种互联互通项目以及这些项目对“一带”与“一路”的联结。正如杨成在提炼三个世界中的“后现代世界”的特点时指出的：“因为高铁等陆路技术的升级更替及航空网络的密集并发，有可能催生新的全球交换网络。这一体系不再单独属于海洋世界或大陆国家，而只会属于兼顾全球化的海洋动力和大陆东路的跨海陆一体化。”(32)换言之，“一带一路”构建的“路、带、廊、桥”体系，将充分发挥海洋与陆地相互滋养、共同造福人类的功能，而不只是大国博弈的场所。不仅如此，在“一带一路”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中，全球政治空间(至少欧亚政治空间)中的地缘政治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