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什么是数字化?——一项考古学研究
邦妮·麦 /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信息科学学院
戚 悦(译) /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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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古学研究方法可用于探索数字化资源的形成、传播和接受。这一讨论以著名的数据库“早期英文图书在线”(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简称 EEBO)为例，尝试厘清数字化信息与底本之间的关系，阐明数字化信息在哪些方面见证了当前对过去的认识，并被运用到相应的学术研究之中。希望以对EEBO及其数字化信息的批判性分析为基础，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研究数字化资源给思想观念传播和文化遗产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数字化 数据库 考古学研究方法 文化遗产 早期英文图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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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众和学者的数字化资源不断涌现，促使人们对这些新资料与其所代表的文件、图书以及人工制品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广泛的兴趣。虽然数码复制的研究已经强调了“再媒体化”(remediation)的概念，但尚有一些问题并未得到详细探讨，如数字化信息与底本之间的本体性分歧、这种分歧造成的后果，以及如何对数字化资源进行有效的批判性分析。[1]关于图书馆和档案馆应该如何对待数字化资料，学界尚无定论[2]，不过我们可以探索这些资料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从而加深对它们的理解。为此，本研究决定借鉴考古学原理，挖掘并思考数字化信息形成、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各类实践。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将这个特殊的考古学概念作为批判性分析的一种手段加以推广[3]，事实证明它有利于展现本研究的调查范围和方法。1976年，L. M. J. 德雷塞(L. M. J. Delaissé)也提倡对中世纪手抄本进行考古学研究，并称之为“所有手抄本研究的第一步”，随后他又做出解释，认为这种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充分掌握有关图书历史及内容的重要事实”[4]。正如德雷塞希望他的考古学研究可以为中世纪图书建立强大而全面的历史一样，笔者也希望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为数字化信息的未来历史奠定基础。因此，本文将挖掘一个特定的数字化项目，介绍该项目的形成过程，研究数字化信息的传播条件，探讨如何对类似的项目进行批判性分析。
目录学家D. F. 麦肯齐(D. F. McKenzie)[5]、古典学家詹姆斯·J. 奥唐纳 (James J. O’Donnell)[6]和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7]曾经把数字化媒体放在阅读和写作技术的广阔范围内进行思考，我们下面的探索便以此为基础，将数字化信息置于手抄本研究、图书史和更加普遍的思想传播领域之中。近年来，对于目录索引和文学批评等工具的理解不断深入，促使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数字化图书和文本的物质性，其中包括艾伦·加莱(Alan Galey)[8]、 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9]、马修·G. 基尔什鲍姆(Matthew G. Kirschenbaum)[10]、艾伦·刘(Alan Liu)[11]和 N. 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12]。本研究也同样采用了较为成熟的人文方法，来探索数字化人工制品在思想传播中的作用，尤其是古文字学、手抄本学、目录学和艺术史的方法，从而区别于传播史和传播学的研究[13]，后者关注的是更加广泛的交流结构[14]。在这里， 数字化信息的主要特征不是技术性，至少它不会比中世纪泥金手抄本或报纸具备 更多或更少的技术性，我们将把数字化图书当成实际存在的目录学对象进行分析。作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数字化信息在其实体化的过程中能够提供许多线索，帮助我们认识其制造和传播的环境。这些线索涉及了副文本(paratextual)和近文本(peritextual)、形式和内容。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审视，我们将对该数字化信息及其策略有更加细致入微的理解，因为意义就是在这种基础结构中形成的[15]。 正如探索古代和中世纪社会需要研究其文字记录的各个方面，包括句子的标点[16]、字词的间距[17]和字体的形状[18]，本文也采取了一种相似的方式，试图解码数字化文本或图像的物质实体化过程，从而考察当代知识建构(knowledge-making)的历史与政治。
J. Parikka, Digital contagions: A Media Archaeology of Computer Viruses
一份中世纪手抄本的数字化也就意味着一个21世纪观点的物质化，而这个观点围绕的对象便是那份至少已经历了500年演变的手抄本。这样一件人工制品 (如大英图书馆所藏8世纪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或瑞典皇家图书馆所藏13世纪的《魔鬼圣经》[Codex Gigas])的数字化发生在当代特殊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中，相应地为当代受众提供了一种回忆和纪念某段历史的特殊途径。在单独考察一项数字化信息时，我们会发现它与其所代表的物体本身紧密相连，并且体现了有关该物体的各种情况，尽管这种体现可能是不够连贯的：也许是12世纪的手写文字与插图，或是15世纪的印刷工标志，加上18世纪的旁注、19世纪的叙录，以及近期被珍本收藏家所装订的痕迹。此外，这样一项数字化信息还伴随着当代的元数据(metadata)和其他副文本，在特定的叙述条件下凸显该数字化信息及其底本或原始人工制品的重要性。如今，上述的所有历史都可以同时呈现出来。数字化信息既与底本密不可分，又体现出自身的特点，既传递着过去，又表达着现在，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空间，我们可以在这里清楚地看到许多传统互相交叉，同时，对于正在进行的意义建构过程，它也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线索[19]。
以下研究将考察“早期英文图书在线”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简称 EEBO)，这是一个网络资源，提供早期英文印刷图书的各种数字化信息，即印刷文本和图像的数字化版本。作为历史资料的代表，这些数字化信息来自传统技术与新兴技术的特殊结合。新与旧的重叠会使数字化信息变得更加有趣，不过正是由于这种混杂的特征，使得学术分析很难对数字化信息进行定位。为了研究EEBO中互相交叉的时间性，本文采用了“重写本”(palimpsest)的概念。所谓重写本，就是一个书写载体，上面原有的文本或图像被抹去并换成了另一种文本或图像。对于莎草纸和中世纪的羊皮纸而言，这种循环利用的方式很常见，因为它们都是结实坚韧的材料，即使经过清洗或刮擦，也仍然能够提供可用的书写载体[20]。顾名思义，重写本是并未完全抹除的证据，留有过往的痕迹——虽然有些部分消失了，但是那段岁月依然触手可及。正是因为这种新旧重叠留下了丰富的线索[21]， 所以我们可以说数字化信息本身便是充满活力的历史性资源，能够为有关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长久讨论提供不同的切入点。
“早期英文图书在线”作为早期英文印刷资料的数据库，在人文领域——尤其是文学、历史和图书史领域的学者中颇受欢迎，为本次的考古挖掘准备了令人熟悉的场地。EEBO提供了上溯到1700年的早期英文印刷图书的全文转录和数字化图像，支持用户检索，其采用的转录形式既有文本版，也有扫描版[22]。这个数据库包含了超过 125,000种图书，对于文学学者和研究近代早期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历史学者来说，它已经成了一种标志性的参考工具。EEBO由多种要素组成，但与其联系最为明显的是《1475—1640年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印刷图书以及海外英文印刷图书简明目录》(Short-title catalogue of books printed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and of English books printed abroad, 1475-1640)。为了补充数据库里的条目，EEBO会不断地从“英文简明目录”(English Short- Title Catalogue，简称ESTC)中获取文献记录，对特定图书的缩微胶片进行数字扫描，标记扫描后得到的转录文本，最终发布转录文本的“打印预览”版[23]。我们把数据库及其数字化的文本和图像视为重写本，进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历史先例的关系，并且从日渐增加的学术资源出发，找到它们的定位。我们的考古挖掘将从上述“简明目录”(Short-Title catalogue，简称STC)开始，因为那是EEBO的灵感来源。
STC是A. W. 波拉德(A. W. Pollard)和G. R. 雷德格雷夫(G. R. Redgrave) 于20世纪初进行的一项尝试，目的是生成一份简明参考目录，为追溯1641年以前英国及其殖民地内英文印刷图书的现存版本之关系奠定基础。第一版目录的编纂花费了大约8年时间，用主编的话来说，参与编纂的人员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24]。在STC的前言中，波拉德提醒说：“这份目录里出现的都是编纂者能够找到的图书，而不是已知或据说曾有过的图书。”而且，由于资料的来源非常复杂，两位主编表示，没有查证信息就直接使用STC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实际上，波拉德和雷德格雷夫承认：“如果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能按照更加系统的计划进行，尤其是，如果我们当初可以获得更多美国图书馆和藏书者的帮助，那么这份目录会具备更高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准确性。”[25]STC 的修订和更新于1949年正式开始，当时的主编是W. A. 杰克逊(W. A. Jackson)和F. S. 弗格森(F. S. Ferguson)。这项工作历经30年才得以完成，而《简明目录》的最后一位主编凯瑟琳·潘茨尔(Katherine Pantzer)承认，修订版同样暴露了“执行层面的不平衡问题”，包括前后描述的不一致以及版式命名的不规范。由于各位主编是在数十年时间里跟不同专业的研究者共事，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在所难免。此外，潘茨尔还坦言，为了在截稿日期前完工，最终的版本还删掉了一些条目。她用“复杂”和“曲折”来形容这次修订的过程，并表示尽管有些图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烧毁了，但她还是决定把它们的条目收入STC，并在前言中予以特别说明[26]。
A. W. Pollard and G. R. Redgrave, A Short-Title Catalogue of Books Printed in England, Scotland & Ireland, AND OF ENGLISH BOOKS PRINTED ABROAD
因此，按照最初的构想，STC只是一个目录初稿，此后还会有一个关于英文印刷图书及其版本的“正式”目录。在第二版中，有关其可靠性、广泛性和完整性的警告又得到明确重申，因为第一版的提醒“依然存在被忽视的风险”[27]。STC及其修订版的缺点，尤其是综合性和一致性的欠缺，在目录的前言中得到了主编们的公开承认，并引起了学界的讨论，将近一个世纪后，这样的讨论仍在《美国目录学协会论文》(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图书馆学》(The Library)《图书馆学季刊》(Library Quarterly)等学术期刊上不时见到[28]。 G. 托马斯·坦瑟雷(G. Thomas Tanselle)从目录学研究史的角度考察STC，指出它的目的是“区分不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