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生一世，身边会发生无数的事情，从不测风云、世事兴衰、民间疾苦到家长里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关注重点、不同的关注方式。当医生的关注疾病，做生意的关注利润，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长期的职业生活会形成特定的习惯，从习惯之中又能看出职业生活的影响，乃至职业生活的变化。解放军的著名将领粟裕好看地图，上街办事，也会考虑一下哪个地方适合摆 ...

　　人生一世，身边会发生无数的事情，从不测风云、世事兴衰、民间疾苦到家长里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关注重点、不同的关注方式。当医生的关注疾病，做生意的关注利润，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长期的职业生活会形成特定的习惯，从习惯之中又能看出职业生活的影响，乃至职业生活的变化。解放军的著名将领粟裕好看地图，上街办事，也会考虑一下哪个地方适合摆挺机枪，哪个地方有利于突破或撤退。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出生入死，养成了职业习惯，总是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周围环境。我禁不住想到考古学家的习惯，考古学家有职业习惯么？如果有的话，是否存在变化？对于未来希望成为考古学家的青年而言，应该着力培养自己怎样的习惯呢？从研究者的职业习惯的角度来考察考古学，本身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古物学，换句话说，就是一帮恋物癖创建的学问。他们爱好古代的遗物，也就是古董，他们每天把玩这些古物，爱不释手。他们似乎是想从中汲取一些灵气，正如金石学的宗师、北宋的吕大临所言，“观其器，诵其言，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北宋士大夫文人雅好三代时期的青铜器，至清朝，金石学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秦砖汉瓦、玉石钱币等等都成了雅好的对象。不独中国如此，西方近代的古物学家特别热衷收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艺术品，至不济如丹麦的汤姆森这样的中产阶级，还可以收集一下罗马钱币。不论是中国的金石学还是西方的古物学，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乐于把玩器物。一件宣德炉在手上反复摩挲之后，锃亮耀眼。观赏者有意无意都会为器物的品质所打动，或是精工，或是大气，或是雅致……，观赏者悄然与物相融合。如今金石古物都已经成了文物，藏在恒温恒湿的博物馆展柜或是库房中，取放都需要带手套，小心翼翼，生怕有什么差错，把玩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唯一的把玩机会可能是器物发掘出土的时候，那个时候发掘者有一点点特权，可以仔细地观摩。毕竟这些东西是国家所有的，是珍贵的文化遗产。随着近代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恋物的习惯就不再可能了。按照考古学家的职业道德，自己不要收藏古物，以避嫌疑。不过，我认为把玩的心态还是应该留存的，雅好古物的癖好是不应该丢弃的。

　　近代科学考古学不同于金石古物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从实验科学中得到启示，主张研究者应该主动去寻找古代遗存，并采取科学的方法将古代遗存发掘出来。由此产生了考古学家的一个新习惯，他们成了低头族，总是低头看地上是否有东西。这些人若是生活在城市里，是最有可能捡到金戒指的人。但他们习惯生活在野外，习惯去探险，习惯沉浸在对远古的幻想之中，这可能也是最符合公众对考古学家期望的形象。19世纪时，的确有这么一批考古学家，他们的生活十分生猛，如皮特里可以住在废弃的金字塔里，喝着带木乃伊碎片的汤。他们时而是考古学家，时而可能是间谍。这样的习惯保留在现在，就是一个不爱回家的人。他们常年住在考古工地，作风粗犷，在这个日渐精致的时代，他们几乎是唯一保持着浪漫古风的群体。许多人未必不想回家，只是因为工作的缘故，一年中的大部分都要在野外度过。久而久之，也就爱上了这种生活。拿上几件简单的东西，马上就可以出发。生活在野外，日子格外的单纯，可以看到名胜古迹里都没有的景观，发现博物馆里都还没有的古物奇珍，与乡野之民聊一些最质朴的生活话题。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繁文缛节。心里怀着一点浪漫情怀的人，有时真的会舍不得这种生活的。

　　二战时期，苏联的考古学家上了前线，牺牲很大，可能苏联政府认为考古学家在战争时期没有什么用吧。英国考古学家格拉汉姆·克拉克去做研判地图的工作了，比较而言，英国政府似乎更明白什么是考古学家的强项。也许正因为这个特点，考古学家适合情报收集工作，当年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日本就派遣了一些考古学家到中国来考古，同时兼职地形与民情考察。除了军事家之外，考古学家也是一批爱看地图的人。在野外，他们对地形很敏感，几乎能够凭借直觉认识到哪些地方有可能发现古迹。比如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他们为了取水、瞭望以及安全，很喜欢“靠山河”（河流贴着山根流过）的景观。为了避免跑冤枉路，最好的办法是先研究地图。通过卫星地图或是航拍地图，考古学家可以找到早已湮没在沙海中的古城，可以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居址（一个一个的灰土圈），可以发现史前狩猎采集者留下的围石（狩猎用的设施）遗迹。考古学家是一个热衷看地图的群体，我自己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每从一地回来，我都喜欢到卫星地图上重温一下这个地点。通过卫星照片，可以看看这个地点所处的总体景观，可以从宏观上比较不同地域的特征。

　　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讲过一个故事，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是一个在非洲工作的研究生。一次他与一位前辈出去调查的时候，这位前辈发现了半截石器，说这与其1938年发现的另一件石器断块，可能来自同一件石器。事后，果真如此，两件石器能够拼合。将近30年过去了，这位前辈考古学家还记得石器断块的特征。在旁人看到，这几乎是神乎其技，而这正是那一代考古学家的职业习惯。这是一个高度重视器物形制的时代，通过形制的比较，可以建立相对年代序列，分析文化因素的来源。这个习惯始于19世纪中，近代考古学的先驱汤姆森、蒙特留斯、皮特里、皮特-里弗斯将军等都是这方面的大师。拜赐于铁路与博物馆的建设，考古学家能够看到更大区域范围器物形制的变化，由此发展出类型学。考古学大师柴尔德就是一个对器物形制极其敏感的人，考古学史上说，他有这方面的天才。我不大相信，哪有什么天才，这是他长期专注锻炼的结果（柴尔德终生未婚，全身心投入到考古学研究中）。在中国考古学家的群体中，这方面的人才也相当不少。每次学术会议后的遗址参观与标本观摩阶段，研究者们围拢一起，你会不断听到类似“这件东西与某某文化相似”、“那件东西相当于某某文化第几期”之类的讨论。考古学家对形制如此敏感，以至于他们只需要得到一小片陶片，就可以判断这是什么件器物，处于什么时代，当时时代的发展状况怎样……。你要问他们何以能够如此，他们会如卖油翁那样说：无他，唯手熟尔！

　　20世纪60年代，西方考古学，尤其是英美考古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有一批年轻的考古学家开始造反，他们不愿意只做分期排队的工作，更愿意当侦探。一方面，他们希望从远古的蛛丝马迹中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希望“管中窥豹”，从蛛丝马迹中透视人类行为、社会、文化或历史变化的机制与规律。这是一群想从垃圾中寻找真理的人，他们笃信垃圾比文字更真实！这些人的习惯更像自然科学家，看到什么东西，总是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们何以可能知道？这是怎么来的？其中暗含的原理是什么？前人认识的前提是什么……”。他们也真把自己当成科学家了，他们去做实验，建立各种各样的考古实验室，他们还去世界的角落去观察那些还在使用原始物件的人群，他们甚至到非洲去观察鬣狗拖咬动物骨骼的方式。当他们见到一处考古发掘现场的时候，首先不是关注器物的形制，而是关注这个现场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文化与自然改造过程，这些过程又反映了怎样的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变化。他们是功能主义者，见到器物，就会问这件东西做过什么事，反映了文化系统怎样的状态。就像在狩猎采集时代不可能发现扳手（那个时候不会有螺丝）——这指示的是一个机械发挥作用的时代；当你发现细石叶这种细小的标准化石刃，也就意味着高度机动的远程狩猎时代的到来。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些人酷爱了解各种原始的生活，酷爱各种野外求生的节目，酷爱各种犯罪现场调查……。

　　这批考古学家还习惯于讨论一些大问题，如环境、人口、文化进化等等，上下数百万年，范围覆盖全球。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考古学家产生了分化，除了那些热爱野外发掘的考古学家，还出现了一些非典型性的野外考古学家，他们乐于去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做民族考古调查，或是去发掘现代垃圾堆。更多的考古学家进了实验室，成了植物、动物、人骨、同位素、DNA、GIS、统计、年代等等方面的考古学家。还有少数人窝进柔软的沙发，深深陷入沉思（简称窝进发、深陷思），专门考虑考古学的理论问题。因此，再要归纳出一个统一的考古学家的习惯，真是有点勉为其难了。从剽悍粗犷的野外，到客观朴实的实验室，再到安静文雅的书斋，考古学领域空前扩大。不要再问你是不是适合考古学，这里总有一款适合你！

　　乐于思考的新一代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些问题。他们不再满足于那些宏大的主题，希望走出干巴巴的历史规律，寻找与感受历史丰富的多样性。他们开始强调回归传统，重新把玩、体验过去。对于这些考古学家而言，如果你想研究丝绸之路考古，那么骑着马或骆驼，重走一遍肯定是上佳的选择。研究佛教考古，至少也应该在佛寺生活一阵子。重建一座半地穴式新石器时代的房子是起步，最好在里面住上一个星期，感受一下那里的空间关系，感受火塘温暖而幽暗的光线，感受那潮湿的冬暖夏凉……。天天的瓦罐炖菜，混合着富含氮磷钾的水，再加上悬挂在房梁上动物骨骼散发出来的淡淡腐臭，我们对原始时代的理解一定会深入一个层次。

　　这批考古学家都生活在后现代时期，他们对多样性的兴趣远大于统一性。他们都是后现代哲学思想的爱好者，考古学研究的哲学色彩空前增强，以至于不少考古学论文看起来更像是哲学论文。他们习惯讨论社会关系，分析社会矛盾，从阶级、地方、宗教到性别，他们从来都不相信存在客观——客观其实是为了掩盖矛盾的。他们习惯做什么呢？他们习惯于批判，有矛盾的地方肯定是需要批判的。与此同时，他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多是坐在沙发上批判，是纯学术意义的批判。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考古学家的类型更加丰富，习惯自然更加多样，很难再像从前那样给考古学家找到一个个标签化的习惯。早期的考古学家主要存在于实践层面了，后来考古学有了自己的方法，再后有了自己的理论，再后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类型。那么，我们该拿什么来统合当代考古学呢？用什么把考古学研究者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区别开来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似乎是古往今来考古学家的宗旨。所不同的是，当代考古学家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在当代社会的情境中努力发挥考古学的作用。不过，他们同时继承了传统，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新的习惯在养成，老的习惯还会有遗留。

　　因此，成为考古学家既是在博物馆中把玩古代遗留的物件，也是不辞辛劳寻访湮没的古迹；既是在赤日炎炎之下如老农一样发掘，也是在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像其他自然科学家一样做实验；既是细致繁琐、锱铢必较的整理研究，也是深居书斋的玄想……。什么似乎都是考古学，只要你的目标没有离开考古学的宗旨。由此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习惯，其中的共同点就是，对时光倒流旅行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