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王科杰 | 新疆回布贸易兴起原因再析
摘 要：乾隆时期，新疆底定之后，在南疆，由于改铸新普尔钱，造成了货币流通危机，又由于征税结构不合理及驻防兵丁的北迁，使得各驻防城余粮积压；在北疆，则急需大量廉价布匹，以与哈萨克进行贸易，换取马匹。南北疆驻防城为解决各自问题，曾艰辛探索两年之久，最终会商决定，在南疆以钱粮兑换回布，并将回布运至伊犁与哈萨克进行贸易。此举不但解决了南疆钱币流通及余粮积压的问题，也丰富了伊犁绢马贸易的布匹种类及层次，使贸易更易达成。南北疆之间建立的这种良性互动，使双方各得其益，这也是回布贸易兴起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回布贸易； 南疆； 伊犁
对于新疆回布贸易问题，前人研究开展较早，成果巨大。[1]但多将研究重心置于贸易的完成地北疆，而对于贸易的发起地南疆则较少关注。王熹、康凤琴、潘志平诸学者曾溯流探源，均认为将回布应用于伊犁地区哈萨克绢马贸易，是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人为解决南疆地区钱币壅滞、余粮积压等问题及为支持伊犁驻防建设而首先提出的。[2]笔者认为，以上看法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也很好地解答了南疆各城将回布源源不断解送伊犁的缘由。但为上述学者所忽略的是，在新柱等人提出将回布办解伊犁以解决各地所存问题之前，南北疆各地大臣之间已相互协商探索长达两年之久。而清廷的这一探索过程，正是解答回布贸易兴起原因的关键所在。此外，新疆回布贸易兴起的关键是初期贸易的成交额问题，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熹及林永匡便已在相关论著中，对清哈贸易中的成交额、马价、丝绸价、贸易比值等诸多核心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3]但笔者通过对伊犁驻防初建时期清哈贸易满汉文史料的通盘考察，发现以往研究中关于回布贸易所占规模及其对早期清哈贸易的影响成效方面仍有值得探讨之处。综上，本文拟从清廷统治南、北疆初期所面临的问题、回布贸易政策的探索过程及贸易的初步规模与影响等方面入手，再析回布贸易兴起的原因。
一、南疆的货币流通危机
乾隆二十四年（1759）末南疆底定之后，清廷为建立其统治的合法性，面临的首要任务即销毁南疆准噶尔所铸旧普尔钱，同时改铸新钱。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叶尔羌钱局率先开炉鼓铸，并提出了一套铸造及流通并举的方案，据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奏称：
十月十五日，据办理粮饷原任按察使图桑阿等报称，共动用库贮红铜二千余斤，铸钱二千五百串。俟铸足六千串时，均匀散给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等城，以新钱一文换回地旧普尔二文，销毁更铸。臣等查库贮铜七千余斤，可得钱一万余串，以此兑换回钱更铸，新钱始可流通。计毎次铸足新钱六千串时，即兑换旧钱一次，但喀什噶尔和阗等处兑换钱文恐有迟滞，臣等酌量行文，令各城派出头目收集旧钱前来兑换。至回人等交纳官钱，应于叶尔羌等三处各散给新钱二千串之后，下月初次交纳新钱三分，二次六分，三次九分，四次全交新钱，毎次交官新钱即折给官兵盐菜银两，如有不足，始搭用旧钱。若库内有存贮旧钱，亦酌量全行搭放鼓铸，俟新钱至十万串，即将回地普尔全行收集销毁，并出示停其行使。又据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对等呈，从前噶尔丹策零时，因铸普尔十万串须收旧普尔二十万串，恐不敷鼓铸，将回人所用铜器以钱一斤换铜二斤，始应用无误，亦请照此办理。臣等查询情形，于回人并无亏损，而钱文可以速成，亦咨会舒赫徳，行文海明、丑达一体办理。[4]
新柱所奏，考虑不可谓不周。首先，叶尔羌先以库贮余铜铸造新钱，没有立即销毁旧钱，且每铸足六千串时，才兑换旧钱一次，是为了尽量减少鼓铸新钱对回城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其次，新钱兑换旧钱，若兑换数目过多，则影响回众[5]生计，若兑换过少，则势必亏本。而以新钱一文兑换回地旧普尔两文，是新柱等人经过参照准噶尔旧例之后审慎制定的。“juwe pul be jafafi emu ice jiha be hūlašarangge.neneme c’ewang rabtan g’aldan cering ni fonde.uthai uttu icihiyahai bihe.”（两钱易一新钱，先前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时即一直如此办理。）[6]且为保证新旧钱兑换的顺利进行，新柱等人商定派令各城伯克收集旧钱兑换。同时，为促使新钱流通，且节省远程运送银两的开支，又令回人交纳官钱概用新钱，并以所收之新钱发放官兵盐菜银。此外，又照噶尔丹策零时期旧例，以新钱一斤换取回人所用铜器二斤，在进一步加速新钱流通的同时也保证了铸造铜料的供应。新柱对此方案颇有自信，声称“于回人并无亏损，而钱文可以速成”，并咨会和阗、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一体办理。
然而不久之后，钱文不但没有“速成”，反而造成了通货膨胀。叶尔羌绿旗兵丁发现，自己领饷及回人交纳钱粮时，均按每银1两兑钱70文办理，而与回人交易时，又不得不按市价，120文方抵银1两，因而大为不满。陕甘总督杨应琚飞章入奏后，乾隆帝认为绿旗兵丁等虽不免“传说太过”，但秉着“官兵回人俱不可有所偏循”的原则，又要求嗣后回人交纳钱粮，照阿克苏之例，以钱百文为一两。[7]实际上，乾隆帝是想以官方力量控制南疆钱价，但效果始终难符其望。随着新钱的不断铸造及兑换，清廷发现新铸钱文不但很难流通于市场，反而大量滞存于库。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南疆沿用准噶尔旧普尔钱已久，不仅本地回众不愿使用新钱，即外藩回众亦不愿收取；[8]其二，清廷本拟将新钱作为官兵盐菜银，希冀兵民能相互交易，以利新钱流通，然而实际上，回众并无向官兵贸易的需求，因而又致大量新钱积压于兵丁手中；[9]其三，南疆各城底定之后，局势较为平稳，驻兵不多，官方开支较少，而回地久乱初定，消费能力亦十分有限。在此情形下，乾隆二十六年二月，舒赫德建议乘叶尔羌向伊犁移驻兵丁之机流通库贮余钱：
查本年派往伊犂马兵三百名，来年绿旗兵一千名，俱由各城协助牲只，今叶尔羌等城有库贮余钱，应请酌购回人及外藩贸易牲只。即外藩不收钱文，亦可购买布匹什物兑换，倘牲只一时不能足额，又以余钱为雇觅价值，庶公务办理裕如而回人益安生业。[10]
细核舒赫德之奏，大意即尽可能以新钱购办移驻官兵整装各项，以流通余钱。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等地办事大臣亦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借助迁移兵丁等偶尔为之的官办事务流通钱文并非长久之计，且兵丁迁移之后，南疆各城事务更简，又致库存余钱堆积。据叶尔羌管理钱局同知图桑阿统计，乾隆二十五年九月至二十六年十月，一年之中共铸钱80,234腾格，[11]除兑给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三城回众43,998腾格外，仍库存36,235腾格未能兑出。更为棘手的是，回众等长期以两旧钱兑换一新钱，富户尚能勉强从事，而贫户已渐不能支。且回众长期以二易一，市面上旧钱减少，但新钱又无法及时流通，致使回众等生计更加艰难。迫不得已，新柱等只能裁撤铸钱工匠，以减少新钱产量。[12]不久之后，乾隆帝又下旨令回众“以一普尔易一新钱”，并认为如此“则回人无所亏损而旧普尔亦必尽收”。[13]但以一普尔兑换一新钱，是不足以支付鼓铸钱匠所需盐菜行粮及黄铜火耗的，[14]也就是说，清廷实际在亏本经营。与此同时，更为尴尬的是，旧存余钱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总之，清廷上下虽在疏通钱法一事上费尽周折，却始终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
二、以粮、钱兑换布匹办法的出台
与钱法相比，南疆的各驻防城余粮问题更为棘手。实际上，官方余粮过多也是当时南北疆乌鲁木齐、辟展等军屯普遍存在的问题。[15]有所不同的是，军屯余粮过多是由于土地的增垦，[16]而南疆各驻防城余粮的产生则主要是由征税体制钱粮不均，所征钱少粮多，以及驻防兵丁北迁伊犁而粮食消耗减少等原因所致。回部底定后，定边将军兆惠等曾立即参照准噶尔旧例酌定各城贡赋。[17]该征税政策乃照先前旧例酌减而成，意在体现“皇仁”，却未充分考虑其征税结构是否符合现实。施行不久，参赞大臣舒赫德等人即发现，南疆各城官兵口粮足足有余，但所征腾格钱文却不敷支给军饷。[18]以乾隆二十六年为例，南疆叶尔羌等九城[19]官兵及应差回众共8295名，当年共征收粗粮60,200余石，除支放口粮外仍余粮27,100余石。九城官兵共需饷银139,682.2两，而所收腾格仅合银59,256两，缺额达80,400余两。其中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阗四城所缺饷银虽可由余粮变价填补，但阿克苏等剩余五城官兵饷银59,600余两则仍需由内地调取。[20]
而乾隆帝在回城驻兵，有两重考虑：一为利用南疆粮饷逐渐屯驻伊犁；二为依赖当地赋税养赡官兵，以避免从内地长途输送补给。[21]因此，南疆各城军饷的不足，虽不便由内地转运，但若迁移本地兵丁于伊犁，则既可减少南疆军饷的开支，又可达成屯驻伊犁的目的。故清廷不断从南疆抽调兵丁至伊犁，据笔者统计，自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南疆各城先后迁至伊犁的马步兵达3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