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海洋，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所谓丝绸之路，“指古代与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与欧洲，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丝路沿线的政治、军事、国家关系以及和丝路相关的历史地理、交通、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宗教、语言文字、艺术、重要人物、考古 ...

　　苏海洋，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所谓丝绸之路，“指古代与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与欧洲，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1]。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丝路沿线的政治、军事、国家关系以及和丝路相关的历史地理、交通、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宗教、语言文字、艺术、重要人物、考古发掘、敦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除了个别学者外，对丝绸之路形成的机制鲜有人涉足[2]。丝绸之路形成的原因和运行的机制到底是怎样的？本文试图从经济地理空间相互作用的条件、原因及历史地理进程三个方面，揭示丝绸之路形成的地理机制，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西互补：丝绸之路形成的经济地理条件

　　经济地理学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认为，区域之间发生互相作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区域之间具有互补性；二是区域之间具有可达性；三是区域之间不存在干扰机会。区域之间的互补性即相关区域之间必须存在对某种商品、技术、信息或劳动力等方面的供求关系[1]。从根本上讲，区域之间只有存在互补性，才有建立经济联系的可能。所谓丝绸之路的形成实质上是古代、中世纪中国与欧、亚、非三大洲其他文明体之间经济与文化地理空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即它们之间所发生的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乃至文化的相互传输过程。因此，中国与其他文明体在商品、技术、信息乃至文化上的互补性，是丝绸之路形成与演变的先决条件。

　　以纺织技术为例，两者之间的需求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对境外的纺织原料和技术，特别是棉花与棉纺技术，存在着巨大需求。亚洲棉花原产于印度河流域，其质地柔和，制成衣服穿在身上柔软舒适，而且与育蚕相比，价格低廉，且“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因此，丝纺与棉纺两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补关系。据《梁书·高昌传》记载：“其地（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纩，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2]说明早在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印度河流域的棉花及棉纺技术就已经传入新疆。唐后期、五代至宋初，林邑国（约在今越南南部顺化等处）、新疆民族政权于阗、高昌回鹘和河西走廊西部的沙洲曹议金政权向中原政权进贡白叠布[3]。西夏继承了前代的棉纺传统，如安西榆林窟第三窟的西夏壁画中发现有棉花的图像[4]；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明确记有“白氎”[5]。宋代以前，中国人口没有超过1亿，传统的丝纺和麻纺能满足人们对衣料的需求，加上棉花纺织工艺复杂，因而没有推广开来。但北宋后期，中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南宋以后，我国南方人口急剧增加，比重占总人口的69%，而北方人口只占31%。南方人口增加，特别是富有人口增加，而蚕丝生产量有限，社会上需要一种新的衣料，从而促使了植棉技术的迅速推广。明代中叶的丘濬写的《大学衍义补》卷22《贡赋之常》中说：“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官未以为调，民未以为服。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6]作为奢侈品，中国丝绸尽管影响很大，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域外的衣料结构，但宋元以后，棉花及棉纺技术的传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衣饰结构。

　　除了纺织技术外，中国和西方在农业技术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互补性。有人在印度河和恒河之间画了一条界线，并将此线向北延伸至我国新疆中部。此线以西，作为生活用品的陶器出现较晚，但却是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马（马车、马具）等农作物和家畜的起源地，以及铁器甚至是青铜器的主要源头，人群是外向的欧洲人种；此线以东，作为生活用品的陶器出现很早，是稻、粟、猪等农作物和家畜的主要起源地，盛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玉器等，人群是内向的蒙古人种[7]。中西农业体系的巨大差异，使得两者之间形成了很强的互补效应。小麦产量高，在夏初收割，弥补了黍、粟产量低且在秋天收割的缺陷，有利于夏季救荒和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尽管东亚地区属于季风气候，水热同期，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小麦拔节和灌浆期普遍缺少雨水，成熟和收获期降雨频繁，这样的气候不利于小麦生长和收获[1]；但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充足的灌溉水源，在6月底7月初雨季来临之前，小麦就已经蜡熟，实际上还是基本适合小麦种植、生长的。因此，小麦由中亚经我国新疆、甘肃，一路向东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后，就逐步取代了粟和黍，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绵羊和山羊可能是在伊朗西南部扎格罗斯及周边地区最早驯化的，时间为1万年前，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时期传入中国；马是在中亚地区被驯化的，时间可能在5000年前，大约在齐家文化晚期和四坝文化时期传入甘青地区[2]。这些家养动物适宜在山地草原放牧。欧亚大陆中部远离海洋，气候干旱，草被稀少，很容易形成人口压力；但中国西北地区高原、山地和盆地相间分布，气候相对湿润，山地草场面积广阔，绿洲地带水草丰美，与亚洲中部相比，更适合放牧马、牛和绵羊。绵羊、山羊、马等家养动物的引入，极大扩展了我国西北地区食物生产的空间，解决了因粮食生产不足引起的食物匮乏问题，对推动甘青地区文明转型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黍和粟起源于全新世早期末段或中期中国北方的沙性黄土地带[3]，与小麦相比，它们耐寒、耐旱、耐贫瘠，最适宜在壤土、砂质壤土或黏质壤土中生存[4]。中国华北地区自然环境相对优越，自古至今一直为人口稠密区，但由于黍和粟单位面积产量有限，很容易形成人口压力。所以从新石器中期开始，这里的原始先民就一直向地广人稀、气候干旱的西北地区移民。有迹象表明，早在距今5500—4500年期间，黍和粟就已经传入阿尔泰山南麓。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阿尔泰山南麓、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巴河县阿舍勒铜矿尾矿库的工程建设工地，挖掘出了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500年）的阿依托汗一号墓地，对该墓地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墓主人明显有C4植物（粟、黍）的摄入[5]。人骨同位素研究还表明，距今4400年前后，在中亚东部的哈萨克斯坦地区也出现了黍、小麦和大麦同时利用的迹象。东亚与西亚农业体系在中亚东部汇流的直接证据来自新疆伊犁河流域。2018年，考古人员在对新疆尼克勒县克吉仁台沟口遗址的第三次挖掘中，发现了青铜时期少量大麦、小麦及2000余粒炭化黍种子。这是伊犁地区青铜时代该类作物的首次发现，为黍的西传路线研究提供了新材料[6]。黍和粟继续一路向西，在距今3500年后传入西亚和欧洲[7]。粟和黍起源于黄土地带，其传播路线也主要沿着北半球中纬度干旱和半干旱的黄土地带，先从中国华北、西北向西，经中亚、西亚一直抵达东欧、中欧、西欧，然后横渡大西洋进入北美洲黄土地带。欧亚大陆中部气候干旱，很少有有效降水，但夏季来自周围高大山系的冰雪融水可以满足黍、粟拔节时对水分的需要，而秋季的干燥气候反倒有利于其成熟与收获。它们的传入，或促使当地由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或增加了当地农作物品种和粮食产量，加大了农业定居的程度，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也为以后绿洲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因此，中西方经济上的交流是双向的，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的需求。中西方经济的互补性，从根本上说，是由欧亚大陆东西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特征决定的。

　　二、地域分异：中西互补的自然地理基础

　　地域分异指自然地理环境整体及其组成要素在某个方面表现出特征的一致性，而在另一方面表现出差异性，因而发生更替的规律[1]。欧亚大陆和北非同处于北半球，受维度地带性影响，夏季普遍高温，这是一致性；但受海陆位置差异影响，在热量和水分的配合上，中国与旧大陆其他文明中心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差异性。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岸、太平洋西岸，冬季受大陆气团影响，盛行偏北风，寒冷干燥；夏季受热带海洋气团影响，盛行偏南风，高温多雨。而旧大陆其他文明中心绝大部分地方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普遍炎热干燥，冬季地中海附近地区则受西风带影响，温和多雨。

　　受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性影响，中国与旧大陆其他文明中心各自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农业体系。中国秦岭淮河以北的温带季风气候区冬季寒冷干燥，春季少雨，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凉爽，雨量较少。黍和粟生育期短，耐旱、耐瘠薄，大约在阳历5月下旬或6月上旬播种，中秋节之前收割。在温带季风气候区，黍和粟播种时雨量逐渐增加，拔节时进入雨季，收获时秋高气爽，特别适宜种植。中国秦岭淮河以南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温和少雨，春季温暖湿润，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凉爽，雨量减小。水稻起源和驯化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喜高温、多湿环境，对土壤要求不严，特别适合在亚热带季风气候条件下生长。桑树亦喜高温多湿环境，生长适宜温度为28~30℃。桑蚕正常发育的温度为20~30℃。降水量的季节分配与桑树的生长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7—8月，是桑树的快速生长期，需要充足的水分[2]。长江中下游从3月下旬开始进入雨季，5月末至7月上旬属梅雨季节，7月下旬至8月中旬经历短暂伏旱后，8月下旬至9月中旬又进入雨季，绝大部分时间能满足桑树对水分和热量的需求。适宜的环境使得中国成为黍、粟、水稻和桑蚕的故乡，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丝纺体系。除了黍、粟、水稻和桑蚕外，喜欢高温、多湿环境的漆树（制作漆器的重要原料）、茶叶也为中国所独有。因雨热同期，季风区不论平原、丘陵还是山地，都适宜发展农业，因而中国东部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面积大而且发展水平高，而养猪以农业为后盾，因此，中国成为家猪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与东亚雨热同期的季风气候特征相反，旧大陆其他古老文明中心气候最主要的特征是气候干旱或雨热不同期。古埃及文明（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1085年）位于尼罗河下游，尼罗河三角洲为冬雨夏干的地中海式气候，小麦生长期与降雨季节相一致，而且尼罗河发源于热带雨林（白尼罗河）与热带草原（青尼罗河）地区，平水期（上年11月至5月）无洪水之灾，又有灌溉水源之用，洪水期（6月至10月）淤泥为高产的小麦提供了丰富肥料。由于绝大部分时间干旱无雨，适宜亚麻生长，最早使用亚麻纤维纺织。巴比伦文明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两河之间的新月形地带，这个地区属于热带干旱气候；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发源于冬雨夏干的地中海式气候色彩浓厚的土耳其高原，河水冬季来自雨水，春季来自高山冰雪融水，秋种、初夏收割的小麦冬季有雨水促其苗，春季有河水灌溉助其长，夏季气候炎热干燥，有利于其成熟与收割。独特的气候使得这里成为著名的小麦、大麦与燕麦的原产地。巴比伦还北、东、西三面依养羊业发达的游牧世界，最先以羊毛为原料，逐渐发展起毛纺系统。印度文明的起源地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公元前2350年—公元前1750年）、摩亨佐达罗文化（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1800年），主要位于热带沙漠气候区，但其北部深入到热带季风气候区，春季有来自青藏高原的冰雪融水，夏季有西南季风带来的丰富降水，河水流量丰沛，灌溉便利，热量充足，适宜种植高产的小麦；秋季干燥少雨，适宜棉花生长，很早就发展起独具特色的棉纺体系[3]。受干旱气候特征影响，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农业主要局限于河谷地带或低地，以牛为家畜，以灌溉农耕为特点。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和湿度的增加，周围山地自然景观由荒漠草原逐渐向山地草原过渡，适宜放牧，是家养山羊、绵羊的故乡，畜牧经济发达。

　　旧大陆五大文明起源中心，除了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岸、太平洋西岸，盛行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外，其他文明发源地都不具备这一条件。这是中西之间经济上发生互补关系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才使得它们各自形成了特有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独特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体系。

　　综上所论，正是由于欧亚大陆东部与中西部自然地理环境地域分异的存在，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间才呈现出巨大的互补性。不过，东西文明差异和跨文化交流体系的形成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复杂的演变过程。在对这一重大历史进程发生机制的探索中，历史地理学的时空分析将提供一种全新的认识问题的视角。

　　三、气候事件：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中的环境驱动

　　欧亚大陆东部和中西部自然地理环境地域分异和由此引起的中西经济的互补，使我们从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角度审视了丝绸之路形成并绵延数千年的条件与原因，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距离遥远，而且有中亚沙漠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阻隔，两个文明体之间到底是如何克服巨大的地理障碍进行沟通的？又是何时沟通的？也就是说，以丝绸为媒介的中西之间物质与文化的交流是如何出现的？对这一重大的历史地理过程，还鲜有人做出回答。笔者以为，跨越中西两大文化体系的交流通道的形成，经历了由彩陶之路、青铜之路至丝绸之路的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新世中晚期气候事件，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一）仰韶中期寒冷事件与彩陶之路的形成

　　“彩陶之路”是史前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和早期西方文化相互交流之路，包括顺此通道中西方文化在金属器、农作物、家畜等诸多方面的交流，从公元前4千纪一直延续至公元前2千纪[1]。距今7200—6000年，全新世大暖期鼎盛阶段，因生态环境优越，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进入新石器农业文化兴盛时期；中亚两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以种植小麦、大麦，养殖牛、羊、骆驼和猪为标志的彩陶文化[2]。中西方农业的发展，为二者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距今6000—5000年，气候依然温暖湿润，但出现剧烈波动，成为跨区域人口流动的重要的自然驱动力量。敦德冰芯记录了距今8000年以后的三次降温事件，第二次出现在距今6000—5000年间[3]。有研究认为，当东亚季风区气候以干冷或干凉为主要特征时，中亚干旱区半干旱区则会经历一段相对冷湿的时期[4]。中国新疆中部伊犁河谷的孢粉记录显示，距今6000—5000年，中亚干旱区处于两个最显著有效湿度高值期[5]。距今6000—5000年间湿度条件的改善为西亚或南亚经中亚、我国新疆、甘青至中原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在中亚草原湿度条件相对改善的背景下，以黑海北岸颜那亚文化为代表的原始印欧人的一支来到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尔泰及周边地区，形成阿凡沃纳羡文化（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500年）。该文化居民经济形态以狩猎和捕捞为主，牛、羊的饲养尚处于初级阶段，没有任何从事农业的直接证据，但遗址中出土了用青铜锻制的装饰品、锥子、小刀，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金银饰品[1]。有学者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年）、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公元前3800年—公元前3100年）和马家窑类型（公元前3400年—公元前2700年）彩陶纹饰与中亚南部、伊朗北部的彩陶纹饰有相似之处[2]。笔者推测西北彩陶的域外文化因素及家养动物牛和羊，以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中介，由西亚或中亚经新疆、河西走廊、甘肃东南、青海东南至中原地区，形成早期交流北道。

　　（二）距今5000—4000年气候波动与彩陶之路的发展

　　距今5000—4000年，进入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波动和缓的亚稳定暖湿期[3]，甘青地区原始农业继续发展并长距离扩展。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第三期，农业文化向南扩展至岷江上游，第四期由青海东南向西扩展至河西走廊东部，第五期扩展至河西走廊西部[4]。对青海湖QH85-14C采集的孢粉的分析显示，距今4800年，青藏高原经历了全新世以来第四次寒期[5]。受马家窑文化影响的卡若文化和类似于卡若文化的农业文化溯雅鲁藏布江谷地西进，穿越喜马拉雅山口，沿着喜马拉雅山南缘至克什米尔地区，形成了布尔扎霍姆文化（公元前2850年—公元前2250年）[6]，勾画出一条早期交流南道[7]。至马厂类型（公元前2350年—公元前2050年）时期，扩展至新疆东部的哈密盆地[8]。前文提到的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的阿依托汗一号墓地人骨的稳定同位素中发现的C4植物（黍和粟）的信息可能与马家窑类型晚期农业文化经河西走廊西部向新疆扩散有关。距今4400年，西南季风和高原季风同时衰退[9]，使中亚及南亚北部气候趋于干旱。一方面，南亚北部彩陶文化通过早期交流南道加紧了对甘青地区的渗透：“进入半山和马厂时期，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期，纹饰图案复杂多样，新样式层出不穷，除仰韶文化的典型纹样鸟纹、漩涡纹、波纹外，新纹样如回纹、垂帐纹、希腊十字纹、锯齿纹、填色网格菱纹、万字纹、间条纹、垂鳞纹、菱格点纹、米字纹、带锯齿状的平行纹”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梅尔伽赫文化的彩陶纹饰几乎一模一样[10]。另一方面，中国黍作和粟作农业经新疆向中亚扩展。董广辉等人发现，距今4400年左右，哈萨克斯坦东部已出现了小麦、大麦和黍混合利用的迹象[11]。

　　（三）距今4000年左右的干旱事件与青铜之路的形成

　　距今4000年前后是一个多灾多难期，以季风衰退导致的干旱为主要特征。季风的衰退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并不一致：非洲季风衰退在距今4600年，高原季风和西南季风衰退在距今4400年，南海季风衰退在距今4300年，亚洲季风衰退在距今4200年，距今4000年，西南季风再次衰退[12]。非洲季风的衰退引起的干旱使得古埃及文明、米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先后走向衰落；西南季风的衰退使从印度洋输入亚洲内陆水汽减少，高原季风衰减使中亚盛行下沉气流[1]，二者相叠加，加剧了欧亚草原（西起多瑙河，东至中国北方和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它以乌拉尔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再加上南部的中亚地区，共分三个地区）西部的干旱，从而引起了农业的衰落、畜牧经济迅速发展和传播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西西伯利亚地区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700年）的兴起，标志着欧亚草原以农业为主的城市化的终结和向游牧化的过渡。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6世纪，欧亚草原进入青铜时代晚期，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畜牧经济首次向东越过了乌拉尔山，扩展至萨彦岭和阿尔泰地区，使从黑海至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被畜牧经济所占领。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3世纪，继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之后兴起的安德诺沃文化将其牧场扩展至中亚、天山和帕米尔高原[2]。

　　青铜之路是距今4000年至3000年期间欧亚大陆中部从事游牧经济的印欧人种自西向东传播青铜器和游牧文化的文化交流之路[3]。公元前19世纪—公元前13世纪，以新疆哈密盆地的天山北路文化为中介，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对哈密盆地至河西走廊西部的四坝文化（公元前1950年—公元前1550年），甘青地区的晚齐家文化（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内蒙古中部的朱开沟文化（公元前2400年—公元前1500年），燕山山地、辽西及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二里头文化[4]及齐家文化之后的甘青地区的几支考古学文化的青铜文明出现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齐家文化的小麦遗迹以及绵羊、黄牛、马骨头的发现，从农业的角度表明了它与中亚、西亚的联系[5]。在西方青铜文化自西向东传播的同时，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中国彩陶文化从新疆东部向天山中部，甚至中亚南部地区传播，促成了楚斯特文化等彩陶文化的形成[6]。随着彩陶文化的继续西传，黍和粟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传入西亚和欧洲。

　　（四）距今2800左右的寒冷事件与丝绸之路的形成

　　距今3400—2800年期间，西南季风、南海季风、非洲季风、高原季风和亚洲季风相继衰退。距今2800年，出现全球性寒冷事件[7]，标志着全新世中期温暖气候的结束。距今2800年以后，中亚干旱区湿度持续增加，与东亚季风区气候以寒冷干旱为主显示出相反的相位特征[8]。环境的改善使欧亚草原草场面积扩大，乳制品的开发导致了人口的增多，从而引起了新一轮的草场危机。人们被迫逐渐放弃了原来以定居为主的放牧形式，过上了新的驱赶式的放牧生活。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9世纪，当草场开发的范围达到极限，加之环境恶化，最终形成了使用铁器的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9]。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欧亚草原东部的卡拉苏克文化在自然灾害与战争的双重打击下，分两路南下：一路向南翻越阿尔泰山进入新疆，影响了与斯基泰文化关系密切的三道海子文化（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和与大月氏关系密切的苏贝希文化（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2世纪末）；另一路从蒙古高原进入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对中原的晚商文化、西周早期文化产生影响[10]。

　　欧亚草原东部处于东亚季风、西南季风、高原季风和西风带的交汇带，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十分敏感，容易发生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给游牧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从而引发激烈的民族冲突；而欧亚草原中西部较多受到西风的影响，降水相对稳定，气象灾害较少。因此，在亚洲季风衰弱、气候相对干寒的晚全新世，欧亚草原东部遭受大的自然灾害，常常会引发一系列自东向西的游牧民族的迁徙浪潮。

　　公元前7世纪，残留在天山北麓至阿尔泰山之间的卡拉苏克人向西扩张，将伊塞顿人逐出天山，出逃的伊塞顿人冲击生活在图瓦、阿尔泰山至天山之间的斯基泰人。斯基泰人被迫西迁中亚锡尔河北岸，又受到生活在那里的马萨革泰人的攻击，被迫越过锡尔河，移居黑海之滨。原来居住在这里的金麦里人被迫逃入小亚细亚[1]。斯基泰人的西迁，开辟了一条自东向西的横贯欧亚草原的国际大通道。余太山认为，《穆天子传》所述周穆王西征的行程，其现实背景当为至迟在公元前7世纪末即已存在的横亘于欧亚草原的东西交通要道[2]。斯基泰文化还以新疆境内的克尔木齐文化、苏贝希文化和甘肃河西走廊东部的沙井文化为中介，将其文化因素传播至甘肃东南、关中及长城地带中段，对早期秦文化、西周晚期文化和西戎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3]。西周至春秋时期，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桑蚕已经相当普遍。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绸已经通过欧亚间草原民族辗转传递，传至遥远的希腊[4]，标志着以丝绸为媒介的沟通欧亚大陆的国际通道至迟在我国春秋晚期已经诞生了。

　　四、结语

　　综上所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经济、文化地理空间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具有明显的互动特征，任何一方对另外一方单方向的依赖关系是不存在的。东方和西方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之所以会发生且绵延数千年，主要原因是二者之间在经济上存在着互补关系，究其根本原因，与地域分异基础上形成的各自迥异的自然资源禀赋、独特的农牧业和手工生产体系不无关系。丝绸之路不是在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从彩陶之路、青铜之路再到丝绸之路的漫长的演变过程：时间上，从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前后跨越了3500年之久；经济形态上，经历了原始农业经济到农牧混合经济、畜牧经济再到游牧经济的演变；交流媒介上，经历了彩陶、青铜器至丝绸的转变；互动模式上，经历了彩陶之路时互相渗透、青铜之路时西方占主导地位、丝绸之路时东方后来居上的转换过程。全新世中晚期气候特征尤其是气候事件引起的文明的成长与转型，以及长距离、大范围的人口迁徙，极大地推动了东西方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仰韶中期寒冷期，中亚干旱区湿度改善，生态环境相对优越，为彩陶之路北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距今4800年青藏高原的降温事件，迫使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农业文化南下相对温暖的南亚地区，促进了彩陶之路南道的形成。距今4000年前后季风的大规模衰退引起的干旱化，推动了欧亚大陆中部印欧人自西向东传播青铜器和畜牧文化的青铜之路的形成。距今2800年左右的寒冷气候事件，使欧亚草原全面向游牧经济过渡。中国境内游牧民族的主动参与，对丝绸之路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责任编辑：史拴拴〕

注释：（略）

（原文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