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内容提要：中国是岩画艺术分布较广的国家之一，贯穿中国北方草原森林文化带。近年，随着大兴安岭岩画的发现，将中国北方岩画带连接起来。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大兴安岭岩画的内容和风格，不仅表现出了与草原岩画不同的特点，同时，与北美西海岸岩画有着千万缕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大兴安岭岩画和北美西海岸岩画中的“龙”形图像为例，进行对比研究，以期 ...

　　内容提要：中国是岩画艺术分布较广的国家之一，贯穿中国北方草原森林文化带。近年，随着大兴安岭岩画的发现，将中国北方岩画带连接起来。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大兴安岭岩画的内容和风格，不仅表现出了与草原岩画不同的特点，同时，与北美西海岸岩画有着千万缕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大兴安岭岩画和北美西海岸岩画中的“龙”形图像为例，进行对比研究，以期找到它们之间更多的内在联系。

中国是岩画艺术分布较广的国家之一，从天山、黑山、贺兰山、阴山到大兴安岭，岩画贯穿中国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带。近年随着大兴安岭岩画的不断发现，将中国北方岩画带连接起来。大兴安岭岩画还以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表现形式，及与阴山、贺兰山等其它北方地区岩画不同的制作方法，形成了大兴安岭岩画的区域性特点。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大兴安岭岩画与周边地区、特别是黑龙江流域左岸地区以及北美西海岸地区岩画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兴安岭岩画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在向北太平洋沿岸的传播过程中，曾起过重要的结点作用。

大兴安岭北起黑龙江畔，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呈东北西南走向，全长1200 多公里，是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分水岭。在历史上是东胡、鲜卑、室韦、契丹、蒙古等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发祥地，现代考古学发现的多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证明了这一区域积蕴深厚的文化史进程，其中大兴安岭岩画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流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发现岩画，并吸引研究者纷至沓来。但大兴安岭北部自1974年和1975年发现了两处岩画遗存之后直到近几年才有新的岩画被发现。迄今为止，已发现岩画点40多处，单幅岩画3000多幅，其中黑龙江境内30处，内蒙古境内15处。本课题组从2012年下半年即开始对大兴安岭岩画进行了多次田野考查，目前发现的大兴安岭北部地区的岩画基本为红色岩绘，内容极为丰富。

细石器东移与大兴安岭岩画的传播

大兴安岭地区近年出土的大量细石器表明，大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是中国除华北外另一细石器的发源地。考古学家朱之勇在引用西方学者戈比尔(Goebel)的观点时指出：“广泛分布于东北亚地区的细石器遗存，最早应该出现于末次冰期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南部和蒙古的中部地区。此种技术是当时古人类用于猎获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一种狩猎技术。随着末次冰期极盛期的到来，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开始向南迁移，此种技术也由古人类追赶该动物群而被带入我国华北地区。当末次冰期极盛期过后，气候开始转暖，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又开始向北移动，此种技术亦随之向北移动回到西伯利亚，并一直向北挺进，直至通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地区。”[1]细石器东移理论认为，随着中国东北古人类追逐猛犸象等大型动物，遂将这一技术带入美洲。笔者认为，随着细石器东移，中国东北古人类也将岩画同时带入美洲。

与细石器东移理论相互关联的“环太平洋岩画带”理论则是国际岩画学界公认的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突破性课题之一。从1897年美国考古学家劳弗尔发现了俄罗斯的黑龙江入海口处阿卡齐梁村的人面岩画并将这一发现发表于《人类学》杂志上始，至1947年美国考古学家海泽发现北美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岛的100多个人面岩画，经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的中国访问学者宋耀良先生的研究得出推论：人面岩画起源于中国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区域，最晚在距今四千年之前，具有镌刻人面岩画宗教文化需要的亚洲史前居民，其中一条传播线路由东往西,经由赤峰的红山、狼山、阴山,传到贺兰山时达到高潮；另一条则经由内蒙古赤峰,沿着大兴安岭东麓,到达黑龙江；再沿江而下,在乌苏里江河口和黑龙江下游,分别留下众多人面岩画遗址；而后出海,在阿留申群岛上,以跳岛的方式,向美洲大陆前进。当登上美洲西海岸后，沿海岸线向南迁移至加州北部时,一路留下密集的人面岩画。

宋耀良先生的人面岩画环北太平洋传播理论，是他经过对中国大陆北方和北美西海岸岩画的大量田野考察后，在张光直先生的“殷商——玛雅文化连续体”的理论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作为一种假说，宋耀良先生的岩画传播理论在国际岩画界引起巨大反响。国际岩画协会主席阿纳蒂先生在其著作《艺术的起源》中说：“很久以来，人们就知道，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华盛顿州西部沿岸有相似的肖像图案，大家曾认为这些图案的发祥地在亚洲。因此，在中国的发现是重要的，因为这些发现可以证实概念形态是可以传播的理论，而以上所说的就是一种反映。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种思想的‘载体’，由同一种视觉语言传递。这种假说很迷人，不过，只要这种现象在其所产生的各个地区没有被更深入地研究的话，则横亘在亚洲、澳大利亚和北美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这个事实将促使我们小心翼翼地面对这个假说。”

面对宋耀良先生的人面岩画传播理论，我们也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着考察、求证。从目前发现的岩画遗存看，内蒙古赤峰红山岩画存在两种岩画制作技术类型，一种为岩刻，如人面岩画；一种为彩绘，两种岩画制作技术在赤峰地区的红山岩画中交汇。从红山地区沿大兴安岭北上，目前已发现了大量的红色彩绘岩画，直到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上游两岸的广大地区，而目前这一地区尚未发现雕刻类型岩画，在彩绘岩画中亦未发现人面类型。

美洲大陆的古人类来自亚洲已成为目前世界学术界的共识，这些亚洲先民在更新世末期的冰河时期经白令海峡陆桥多批次进入美洲，并经过新的移民浪潮将他们不断地向南推进，一路上他们留下了几百万个岩画（彩绘）和岩刻作品，从阿拉斯加、大布列颠哥伦比亚直到墨西哥的下加里福尼亚。同时，我们也发现，除了人面岩画，在北美还有大量红色彩绘岩画，其中有些岩画与大兴安岭岩画存在内在联系。

大兴安岭龙形岩画与北美龙形岩画的内在联系

在大兴安岭岩画中，目前发现了三处类似的龙形象的岩画，分别为大兴安岭加格达奇白灰窑岩画点的“S形鹿角龙”、新林区翠岗岩画点的“C形鹿角龙”和加格达奇翠峰林场“C形龙”（更确切地说是C形腾飞的蛇）。前两处岩画中“龙”的形象还仅仅停留在鹿角蛇身的龙的初始阶段。

“S形鹿角龙”岩画位于加格达奇区白灰窑（白桦岗）岩画点。该岩画点位于加格达奇区白桦乡白灰窑附近，共有10处岩画，单幅近750余幅，为红色岩绘，是大兴安岭近年发现的内容最为丰富的岩画点之一，“S形鹿角龙”就是其中的一幅。龙形岩画“纵向20厘米，方向朝南，龙的头部朝东，岩画身形为S形，弯曲如云朵，线条优美，身躯无爪，头部使用了极具美感的鹿角代替，夸张、稚拙。”[2]

C形鹿角龙岩画所在的新林区翠岗岩点位于新林区翠岗镇五支线30公里处，共有8处岩画。“C形鹿角龙岩画位于一处6米高的石面平整的岩壁上。岩画为十余个双手上举直立人、平躺人和半蹲人，这些人物呈舞蹈状；在其右侧，为一个C形鹿角龙，其头部为三个枝叉的鹿角，中间和末梢绘有2只脚状图案，C内侧绘有人字纹和十字纹图形，龙与人形纹、十字纹呈环形排列。在这个岩画点，还发现有带光芒状的太阳图案以及犬科动物和多幅人形图案。”[3]

在加格达奇翠峰林场施业区的一处岩石上还有一处岩画，笔者认为也是C形龙岩画。岩画的左上方为两个十字纹符号，中间为一个开口向右的C形纹和11个人形纹，C形位于从左至右的第二位，C形大小为人形的二倍。人形双臂上举，双腿叉开，其中7个人形图像清晰，4个人形被7个人形叠压，模糊不清。当地岩画爱好者崔越领等认为此岩画为日月星云天体崇拜图，笔者也曾认同这一观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个C形图象与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C型玉龙一样，为C形龙或者一条腾飞的C形巨蛇，仔细观察，这个C形龙或腾飞的C形巨蛇也有像三星他拉C型玉龙一样的长鬃。因此，这是一处表现龙蛇崇拜的岩画。

龙是中华民族崇拜的图腾, 《尔雅·翼》中对龙的描绘为：“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虽然中国龙的形象是将各种动物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虚拟的图腾，但它们的核心部分为蛇身。正如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所说的那样：“然而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们的答案是：它是一种图腾（Totem）……。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 “大概图腾未合并之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从对这三处龙图形岩画及周围的岩画图形综合分析，这三处龙形岩画图像，更确切地表述应为S形鹿角蛇身图像、C形鹿角蛇身图像和C形腾飞的蛇图像。如果说是龙，这个龙也尚处于龙形成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它们处所的位置均在大型祭祀活动场所的高大且较平整的岩壁上。周围均有描绘祭祀活动场景的或舞蹈或朝拜的多人图像，还有太阳以及作为祭牲的动物图像。因此，龙形图像岩画或可作为当时人们崇拜的对象或图腾之一。在这里，人们有意识地将蛇与鹿两种动物结合，将蛇与鹿两种生命功能叠加，再加之太阳图形的组合，体现了先民超越生命的原始宇宙意识。

黑龙江流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黑龙江流域及中国东北地区也是中国龙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黑龙江流域有龙的记载。《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有蜚蛭，四翼。有虫，兽首蛇身，名曰琴虫。”迄今为止，大量的考古发现更证明了这一点。从大兴安岭山脉南端红山文化区域内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C形玉龙，到红山文化区域发现的大量玉猪龙；从松花江流域左家山石猪龙，再到黑龙江入海口处出土的蛇龙纹陶器，如今大兴安岭北部又发现鹿角蛇身龙形图式岩画，足见黑龙江流域乃至东北广大地区是中华龙的发源地之一。从龙的初始形象的形成看，大兴安岭岩画中的鹿角龙是将鹿角与蛇身融合在一起，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和松花江流域左家山石猪龙则是将猪首与蛇身融合在一起。

在大兴安岭南端的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距今7200—6800年的陶尊上则同时刻有鹿龙、猪龙和凤鸟三种图案。“器表施猪形首、鹿形首和鸟首等灵物图像。施纹时首先压出轮廓线，然后填上细密规整的风格……猪形首灵物细眼，长吻前突，鼻端上翘，獠牙长而略弯，蛇身躯体作卷曲状……鹿形首灵物生扁菱形眼，长角分叉，桃形耳，前肢有偶蹄。……三种灵物图像都向左，绕器一周，颇有宇宙无究任巡游的宏大气魄。”[4]这件距今7000年左右的陶尊上同时出现了代表狩猎文化的“蛇身鹿”和代表农耕文化的“蛇身猪”，而鸟形首则代表太阳崇拜，这不正是大兴安岭岩画蛇身鹿角龙与代表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在这里的碰撞与融合吗？这也正体现出它们不同的文化形态，大兴安岭岩画的“C”形或“S”形蛇身鹿角龙代表着狩猎文化崇拜，红山文化玉猪龙则代表着农耕文化崇拜。

在俄罗斯境内的黑龙江下游，也出土有类似赵宝沟陶尊的蛇龙纹浮雕的陶器。“这个蛇龙纹浮雕出土于黑龙江口右岸旧称庙街附近的塔赫达遗址。蛇形纹浮雕是作为附加堆纹压印在器表上的。器胎为磨光红陶，蛇身为浅褐色，全身突起，布满连续压印网格纹，弯曲缠绕器表一周。头部高昂，嘴尖，前伸，两眼斜吊。雕刻得神态活现，惟妙惟肖。发掘者认定为距今约5000年。”[5]

黑龙江流域先民对龙蛇的崇拜在满通古斯语族中得到了延续。清代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云：“萨满，大凡大小家中立木一根,刻蛇像以祀”。在满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文化中，蛇被视为太阳神，祭祀的蛇神神偶通常是长条形木雕，蛇的主要造型为双蛇对视交尾。满族的《蛇桥》的故事说，在洪水中，是两条大蛇化身为两座大桥,解救了祖先。鄂温克人也有祖先“舍卧刻”神来自头上长着两只犄角的15尺长的大蛇的传说。在通古斯诸民族萨满的传统祭神图案及神服装饰上,也有以龙蛇崇拜占据着主神的地位。通古斯诸民族的萨满服饰图案，一般分为上、 中、下三层，那乃人萨满服饰图的上界是蛇和四足蛇的天界，中界是大蛇和狩猎动物的地界,下层则是龟鳖的水界，并画有水波纹；双蛇纹是赫哲族萨满神鼓普遍的纹饰；在俄罗斯境内黑龙江流域霍尔河真嘎村的乌德赫人的萨满服饰上，也绘有三界图。“在一个由两条大蛇围起来的方框中，上界为对称的神鸟、太阳和天兔，中界为7个神人，下界为一条龙形巨蛇。”[6]

在北美西海岸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梵可维岛刻有海怪和龙，墨西哥的巴雅·加里福尼亚的圣弗朗斯柯崖壁上也绘有类似的怪物岩画，一条长达3.5米长着羚羊角的巨莽,而另一条巨莽身长达1.5米头部却长着鹿角。”[7]

加拿大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崖壁上，也经常绘有水怪的形象“水怪的形象长着动物的四条腿，却用鸟爪带替蹄子，背部有锯齿状的芒刺，头上有犄角，尾巴卷曲上翘，集多种猛兽与猛禽于一身，赋予其强悍的力量。至今一些印第安人仍然崇拜它，我们时常还会见到在岩画的水怪形象前，供奉着祈祷者的圣杖、衣服和烟叶之类的物品。”[8]

根据陈兆复先生对这一地区岩画的考察与描述，我们发现，在北美地区的岩绘中，不论是长着羚羊角和鹿角的巨莽，还是长着犄角和鸟爪、背部带有锯齿状芒刺的水怪，都与中国的龙在形成过程中的初始形象相类似。

从北美大布列颠哥伦比亚、密西西比河和墨西哥下加里福尼亚的长着鹿角的巨莽和头上长角、背部有锯齿和鸟爪的水怪，都是在蛇崇拜的基础上形成的虚拟动物，与中国龙的形成过程如出一辙。在美洲印第安人和玛雅人的神话中确有许多崇拜羽蛇的故事。中美洲文明神话中的羽蛇神是一种会飞的蛇神，是阿兹特克神话中重要的神祇之一，它带给人类玉米和丰收，是主宰星辰，发明了书籍、立法，还代表着死亡和重生，是祭司们的保护神。在玛雅古城就有一座以羽蛇神库库尔坎命名的金字塔。羽蛇神的形象在玛雅遗址的著名的博南帕克厅的屋顶和祭司所持权杖上都有雕刻。其牛头鹿角、蛇身鱼鳞、虎爪长须的形象与腾飞的中国龙非常相似。这虽然是否为从中国大陆跨越白令海峡陆桥来到北美的印第安先民的杰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兴安岭“C”形、“S”形蛇身鹿角龙岩画、赵宝沟文化的中华第一龙和蛇身鹿形首、蛇身猪形首陶尊，到俄罗斯境内黑龙江入海口处的蛇形浮雕陶器，再到北美洲大布列颠哥伦比亚、密西西比河和墨西哥下加里福尼亚的长着鹿角的巨莽和头上长角、背部的锯齿和鸟爪的水怪，都是以蛇身为核心，融合了鹿角、背部锯齿、鸟爪等其他动物的精华形成的，并最终形成了类似中国龙的图腾。从大兴安岭南端的赵宝沟文化到大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再到北美和中美，这恰与史前亚洲先民穿越白令海峡陆桥进入北美并沿着北美西海岸一路向南迁徙的路线相吻合，绝非偶然。

作为记述黑龙江流域早期文明的活化石，大兴安岭岩画中的龙形图像不是孤立的，从大兴安岭岩画中龙形图像表现出的中华龙图腾的初始形态以及与东北地区其他龙形图像及造型的内在联系，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龙形岩画作为黑龙江流域文明的一部分，参与了中华龙图腾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体系的一部分。同时，还参与了黑龙江流域文明在环太平洋文化带中的传播，在考古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中具有连结亚美文化圈结点的作用。目前，我们正在将大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的彩绘岩画与北美及墨西哥岩画进行对比研究，以期找到它们之间更多的内在联系，龙形岩画的对比研究只是从一个小小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是一个开始，对这一课题，我们还将继续求证与研究，更期待能得到更多的方家指正。

　　[1]朱之勇.中国细石器起源之我见[J].北方文物，2008，（4）.

　　[2]王利文等.大兴安岭岩画[M].加格达奇:大兴安岭地委宣传部(内部)2014:90.

　　[3]王利文等.大兴安岭岩画[M].加格达奇:大兴安岭地委宣传部(内部)2014:90.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J]，考古.1987(6).

　　[5]董万伦.黑龙江流域岩画碑刻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39.

　　[6]孙运来.黑龙江流域民族的造型艺术[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00.

　　[7]陈兆复、邢琏.世界岩画·欧美大洋洲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133.

　　[8]陈兆复、邢琏.世界岩画·欧美大洋洲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143.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兴安岭岩画与环太平洋岩画带研究》（14BZS057）、《东北文化史》（14BZS093）、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北方民族文化概论》（13A006）阶段性成果）——中国第四届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庄鸿雁：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3904642721，邮箱:hong1965@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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