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有了重大发现。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要项目工作进展会议宣布：在三星堆接连发现6个重要的祭祀坑，已经出土了金面具残片、青铜神树、象牙等。本期推送段渝教授研究三星堆文化的文章，以飨读者。　　 摘要：商代以三星堆文化为表征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文明古国。从考古学上对三星堆的物质文化特征所进行的研 ...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有了重大发现。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要项目工作进展会议宣布：在三星堆接连发现6个重要的祭祀坑，已经出土了金面具残片、青铜神树、象牙等。本期推送段渝教授研究三星堆文化的文章，以飨读者。

　　

摘要：商代以三星堆文化为表征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文明古国。从考古学上对三星堆的物质文化特征所进行的研究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但对三星堆文化所蕴涵的古代文明的非物质文化的本质性特征，还须通过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才能透彻地揭示出来。从三星堆文化进行透视，可见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在于从酋邦制社会里发展出了一个能够控制并占有基本资源的政治组织，这个政治组织就是国家。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古代文明；本质特征；殷商时代

殷商时代，在秦岭以南、横断山纵谷以东的长江上游地区，以今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为中心，分布范围北达陕南汉中，东至长江三峡，南临古代南中，西及横断山东麓的古蜀王国，是一个神权与王权高度结合，实行神权政治的古代王国^（1）。从物质文化上看，三星堆文化的古代文明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宏阔的古城，灿烂的青铜制品群，滥觞的文字，伟大的艺术，盛大的礼仪中心，等等。但是，三星堆文化所呈现出来的古代文明的非物质文化特征，却并不是那么容易一眼看穿的，必须通过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出来。本文试对此略作分析，以就正于海内外博学通人。

一、分层社会的复杂结构

王权形成并诞生于分层社会之中。在文明社会之前的酋邦（chiefdom）时代，社会分层还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等级制结构，不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还没有达到国家形态的复杂社会水平。只有在文明时代复杂的分层社会中所诞生的王权，才具备了对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全部垄断权，即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

在三星堆文化的时代，古蜀王国已经是一个在中央集权统治之下的高度复杂的分层社会。这个复杂的分层社会由区分为阶级的各个人群所共同构成，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别，其间的界线壁垒森严，各阶级的内部又有不同的阶层和职业集团。

古蜀王国的统治阶级由国王、王室子弟、姻亲、贵族、臣僚和武士等构成，也包括分布在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地方性族群之长，他们都是世袭贵族，世世代代享尽荣华富贵。

《古文苑》载扬雄《蜀都赋》“密促之君”下章樵注引《蜀记》说：

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

《全汉文》载扬雄《蜀王本纪》也说：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

这里的“治国久长”也好，“各数百岁”也好，其实都是指统治阶级的世官、世职制度，也就是所谓世袭制度。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各式青铜人像、人头像^①，其间的时代相距达百余年以上，可是它们却在若干基本形制方面，比如面像、表情和衣式、冠式、发式等方面颇为一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意味着它们所象征的历代统治者集团完全是一脉相传、世代相袭的，在政治上所实行的是王位和贵族的世袭制度。

古蜀王国统治阶级的上层和核心是一个权势倾人的神权政治集团，这种情况可以从三星堆一、二号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制品、黄金制品、象牙、海贝和玉石器得到确切证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的总重量达1000公斤以上。如此巨量的青铜器，需要5 - 20倍的铜矿石才能熔炼出来^②。也就是说，需要5000 -20000公斤铜矿石原料，才能炼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这还不包括制作青铜器所必需的锡和铅。成都平原本土缺乏制作青铜器的铜、锡、铅等原料，这些原料只能通过某些途径，远距离地从其他地区进口。我们曾经从四川与云南青铜器合金成分相近的角度，推论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很有可能来自四川盆地以南的云南地区^（2），而金正耀教授等对三星堆青铜器高放射性铅同位素的研究成果^（3），当可以充分证实这一假说。三星堆古蜀王国要获得铜、锡、铅等青铜原料，其获取途径主要包括贡纳、贸易以至掠夺，其交换代价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因为，贡纳必须以征服为前提，而征服又必须以豢养一支强大的军队为前提，付出包括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组织管理、指挥系统、食物供应等在内的人力、财力、物力和组织等方面的沉重代价。至于征服而后的占领，则情形更为复杂。其实掠夺也是如此，倘若没有供养一支强大的军队，要从遥远的云南地区掠夺回如此巨量的青铜原料，是决不可能的。即令是远程贸易，也必须付出商队组织、军事保护以及用以交换的物品等代价。能够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来占有并享用这些贵重物品的，除了核心统治者集团而外，没有任何个人和社会集团能够做到。至于其珍贵价值远远超过青铜器的黄金制品，以及数量庞大的整支象牙，和专门用于重大祭祀和礼仪场合的成批玉石制品，其获取和制作过程及其使用权力，也都同样不是除了核心统治者集团而外的其他任何个人和社会集团所能够拥有的。这就说明，居于三星堆古蜀王国最上层的核心统治者集团——神权统治集团，垄断了这个王国的所有青铜原料和其他贵重珍稀物品的获取、占有和使用等一切权力。

三星堆遗址巨大的城墙也是神权统治者集团高高在上的重要证据。据试掘，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调查与勘测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古城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现有总面积3. 5-3. 6平方公里，其规模超过了早商时期商王朝统治中心的郑州商城。修建如此高大坚固的城墙，开掘如此巨量的土方，加上土方运输、工具制作、城墙设计、城垣施工、食物供给、组织调配、监督指挥以及再分配体制等一系列必需的庞大配套系统，足以表明统治者集团控制着足够支配征发的劳动力资源，控制着众多的人口，控制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源，控制着各种各样的劳动专门化分工和各种类型的生产性经济。神权统治者从把自然资源、生产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物化为大型城墙建筑的角度，来显示国家的巨大威力，来标志神权与王权的强大和尊严，来象征统治权力的构造物和它的无限支配能力。而城圈的广阔，则表明城内的社会生活、政治结构早已超出酋邦制水平。结合对众多劳动者的统治和对丰富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控制来看，三星堆文化时代已有一个集权的国家组织，应当是没有疑问的^（4）。这个集权的国家组织的核心，便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者集团，他们拥有并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意识形态等一切大权。

在核心统治者集团的外围，是由各级臣僚和分布在各地的大小权贵以及众多的地方性族群之长所组成的统治阶级中下层，他们的权力或大或小，各受其上层或王室的直接指挥和制约，整个统治阶级呈现为一种层层从属的金字塔结构或品级结构。

三星堆古蜀王国的统治阶级豢养了一支常设的武装力量。在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内出土了大批玉石兵器，主要有戈、矛、剑等形制，虽然它们在这里充当的是礼仪用器的角色，但它们毫无疑问是从实战使用的兵器演化而来的，而戈、矛、剑正是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古蜀王国最富特色也是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还发现了20件青铜戈，均为三角形援直内无胡戈。这批青铜戈的特点，在于上下援均作无刀的锯齿形，显然它们同样也是充作礼仪用器的。但同样显然的是，它们也是从实战兵器演化而来的。在陕南汉中地区，也就是在古蜀王国的北部边疆，历年来发现了大量三角形援直内无胡青铜戈，均为蜀戈，占当地所发现的全部青铜戈的84%，与古蜀文化特有的陶尖底器共存，这就清楚无误地说明了三星堆礼仪青铜戈从实战武器演化而来的事实^（5）。三星堆祭祀坑中还发现了不少全身披挂戎装的青铜甲士雕像，既有站立甲士像，又有跪坐甲士像，可以充分证明古蜀王国常设武装力量的存在。在古蜀王国腹心地区的成都新繁水观音和彭县竹瓦街发现的大量属于殷末的各式青铜兵器，以及在作为古蜀王国北部边疆重镇的陕南汉中城固发现的80多件商代中、晚期的三角形援蜀式青铜戈，更加证明了古蜀王国豢养了一支强悍的职业军队的事实。

古蜀王国的被统治阶级包括各种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精神资料的生产者。大体说来，有各种农业生产者、陶工、木工、漆工、雕刻工、纺织工、酿造工、矿工、石工、玉工、运输工、冶炼工、建筑工、艺人，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劳动生产者。此外，还有专门的商人阶层，在神权统治集团的支配下，从事对内对外的各种交换和贸易活动。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有着壁垒森严的界限，不得逾越。三星堆遗址内多出生产工具的区域，与基本不出生产工具却出有大批玉石礼器和雕花漆木器等奢侈品的区域之间；几乎完全没有随葬品的狭小墓葬，与瘗埋着巨量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的大型祭祀坑之间，形成无比强烈的反差和对照。而三星堆遗址内出土的两具双手反缚、跪坐、无首的石雕奴隶像，则意味着统治阶级不但可以剥夺并无偿占有被统治阶级的剩余劳动，而且还握有对被统治阶级的生杀予夺大权。这些，非常深刻而鲜活地刻画出了古蜀王国这个神权政体的性质。

①本文所引三星堆考古资料，除特别注明外，均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②青铜制品与青铜原料的熔炼比例至少为1:5，若是贫矿，比例可高达1: 20以上。参考中国古代冶金编写组 《中国古代冶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

三号坑器物露头

现场3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器局部

二、基本资源的占有模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当社会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成为两大对立阶级时，为了压制阶级之间公开的冲突而出现了第三种力量，这个第三种力量便是国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这篇重要著作中阐释说：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6）

根据恩格斯的看法，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所实施的镇压和剥削手段，是通过在经济上所占有的统治地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政治组织（国家）而获得的。

恩格斯以后，由于大量新材料特别是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的发现与积累，使学术界对于国家起源的问题得以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获得了若干新的进展。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分层的概念，并且提出和进一步完善了基本资源的概念。

社会各人群对于基本资源的不同关系，形成经济分层，它是一切社会分层和权力分层的基础。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获得统治地位，首先是通过控制并占有基本资源来获得的。美国人类学家弗里德（Morton H. Fried）在其名著《政治社会的演进》（1967）中指出，只要有获取基本资源的不平等情况，就有分层存在，伴随着分层的是社会分化为根本不同的经济集团，那些获取基本资源较多或者获取基本资源不受限制的人构成一个阶级，那些获取基本资源受到限制或者很少能够获取同样资源的人构成另一个阶级。按照弗里德的解释，所谓基本资源，不单是指人们生存和再生产所必需的包括食物、工具等在内的各种消费品，还包括这些消费品的来源^（7）。对此，美国人类学家哈斯（Jonahan Haas 在《史前国家的演进》中进一步补充阐释说，基本资源还应该包括获取和制造维持人的生存和再生产的必需品的那些手段。这些手段包括：食品、用于获得或生产食品的工具、制备食品的工具、对付自然环境的防卫手段，以及对付入侵社会环境的防卫手段等等^（8）。这些分析，提供了关于古代社会从经济分层到政治分层的认识基础。

以下，我们对古蜀王国的基本资源占有模式进行一些初步分析。

1.对基本生活资源和生产者的占有与控制

基本生活资源主要是指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古蜀王国的各级统治者、大大小小的奴隶主，数量不少。从方圆3. 5 - 3. 6平方公里的巨大的三星堆古城看，其中必然聚集着大批权贵和显宦。作为商代古蜀王国次级中心城市的成都^①，由近年成都市金沙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再次证实^②。商代晚期它同样是一座颇具规模的早期城市，其中照样聚集着大批权贵和显宦。这些为数众多的权贵和显宦之所以能够花天酒地，为所欲为，生活得很奢侈，最基本的前提，就在于他们占有并控制了全部土地资源、生产资源、食物资源以及大量的食物生产者。古蜀王国的贵族统治者们嗜酒如命，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式样不同、制作精美的青铜和陶质酒器^（9），为这些贵族和权贵们所专有，其腥闻在上、作长夜之饮的奢糜场面可以想见。大量的酒必然是以消耗巨量的粮食原料为前提的。这种情况十分明显地说明，古蜀的贵族统治者已经控制了食物生产，控制了食物生产者，而这些又毫无疑问是以对于土地资源的控制和占有为前提的。这种现象，不但是贵族统治者阶级占有了农业劳动者阶级剩余劳动的证据，而且也是他们控制了基本生活资源的证据。

①在1992年举行的“纪念三星堆考古发掘六十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作为一座早期城市，成都形成于商代晚期。见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以下引此，恕不一一注明。

三星堆发掘

金面具

象牙

2.对手工业生产者及其产品的占有和控制

规模庞大的三星堆古城，巨量青铜原料的开采、加工、运输、冶炼、翻模和铸造，大批玉器和石器的生产和加工，大片宫殿、居宅的建筑，以及成都羊子山高达10米、总面积约10733平方米、使用泥砖130多万块、用土总量达7万立方米以上的三级四方形大型礼仪性土台，^（10）成都十二桥商代大型木结构宫殿建筑^（11），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和重达1吨以上的象牙，大量的、各式各样精美的金、玉、铜、石、陶质等工艺美术品，如此等等，均无不出自于各类专门手工业劳动者之手。而所有这些物质成果连同蕴涵在其中的全部精神成果，都统统被贵族统治者们攫取，据为己有。这就充分表明，这些手工业生产部门已经全部成为显贵们直接控制的生产领域，所有生产者及其产品，都成为他们那贪得无厌的巨大物质享受和奢侈糜烂生活的重要源泉。

3.对生产资源包括基本资源和战略性物资的占有和控制

在古代文明之初，铜矿、锡矿、金矿、玉矿等自然资源，往往是一个文明古国各种资源中最为重要、并且最富于战略意义的资源，同时也是一国之中最为重要的物资财富。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重达1000公斤以上的青铜制品，所消耗的铜矿砂、锡矿石等原材料达5-20倍以上，足见制造青铜器所需的铜、锡矿原料之多，表明神权与王权控制并占有着这些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资源，或其来源，或获取它们的各种手段。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各种黄金器物多达100件以上，不仅其金器数量之多，而且其金器形体之大，均为商代中国所仅见^（12）。黄金自古被视为珍宝。人们总是将黄金世代相传，从不轻易抛置，所以亘古以来，考古中发现的黄金器物并不多见。可是仅仅在古蜀国故都废墟的一角，便埋藏着如此丰富的纯金器物，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古蜀国的神权政治领袖们是何等严密地控制着金矿的开采、黄金的加工和金器的制作，并把所有黄金据为己有。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绝大多数发现于显贵们的居住区和两个祭祀坑中，这同样表现了玉石资源为统治阶级所控制和独占的事实。

4.对生产工具以及劳动分工的占有和控制

迄今为止，有关商代末叶之前古蜀窖藏和墓葬中埋葬生产工具的最早材料，见于四川新繁水观音墓葬^（13）和两次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的青铜器窖藏^（I4）。从新繁水观音晚期墓葬开始，蜀墓中埋葬大量、成套的金属生产工具这种习俗成为传统，并且生产工具还往往与青铜礼器和兵器等形成组合关系，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青铜礼器和兵器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重要代表和象征，在古代“事死如事生”观念的支配下，贵族墓葬中埋葬青铜器数量的多寡，代表着墓主生前地位的高低与身份的尊卑贵贱。蜀墓中青铜生产工具与青铜礼器和兵器共生的情形显然意味着，对于墓主来说，埋葬青铜生产工具，与埋葬青铜礼器和兵器具有同样的内涵和意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5）。这种体制和观念表现在墓葬中，就是大量埋葬各式精美的青铜礼器和兵器：礼器代表“祀”，象征着对宗教礼仪的占有和控制；兵器代表“戎”，象征着对武装力量的占有和控制。而蜀墓中与青铜礼器和兵器共生的大量青铜生产工具，其意义显然是代表着劳动分工，象征着对生产工具和劳动分工的占有和控制。从整个蜀墓的发展序列来看，墓主生前地位越高，墓葬规模越大，随葬的金属生产工具的数量就越大，品种就越多。四川新都大墓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代表^（16）。这种情形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随葬金属生产工具数量的大小、品种的多少，是与墓主生前的身份和地位有直接关系的。对金属生产工具的占有数量和种类，成为对劳动分工领域的占有深度和广度，以及以此来区分尊卑贵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社会分层的情况。

蜀墓和窖藏出土的金属生产工具，大多数是刀、凿、斧、斤、削、锯、锛等，与手工业有着密切关系。这种情形意味着，古蜀的青铜手工业工具是属于官方所有的，手工业生产和分工完全被贵族统治者所控制和垄断。

5.对宗教礼仪用器以及宗教性建筑的占有和控制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全部青铜器群、玉石器群、黄金器物群以及某些陶器群，在性质上多属礼仪之器，均在礼仪和祭祀场合使用，无一不为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兀立在成都平原一望无垠的原野川泽上的三星堆古城城墙，也是古蜀神权无比强大的表征，它以无法抗拒的物质形式的力量来威慑万民的心灵，从而达到巩固神权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宗教神权是古蜀王权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王权的核心。

以上分析表明，在古蜀王国，基本资源是由国家和统治阶级所占有的。其中，自然资源、战略性物资资源和宗教礼仪资源，由统治阶级当中的核心统治者集团代表神权国家所垄断占有，生活资源如粮食、酒类、肉类等和一些生产性资源（如生产工具）则由各级统治者分别占有，国家则以收取贡赋的形式同各级统治者分享这些资源。

三、再分配系统的运作机制

关于古蜀王国的再分配系统的运作机制问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农业产品的再分配模式

在古代社会，一切农业生产品的流动模式，总是从次级聚落流向中心城邑，供各个脱离食物生产的阶级和阶层消费，而次级聚落的食物资源，都从广大农村直接流动而来。

三星堆古城、成都金沙和十二桥遗址，都分布有不少平民的居址、作坊和工场，表明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非食物生产者。他们当中，有建筑者、运输者、各门各类的手工业生产者以及艺术者等等，也有贵族统治者们的家内奴隶。这是一大批脱离食物生产的人群，他们的基本生活资料，须由周边甚至远地的农村生产，直接或间接地流向这些中心城邑。这部分农业产品，连同被中心城邑内虞集着的大批贵族显宦们所消耗、挥霍的大量粮食、酒类、肉类、瓜果、蔬菜以及其他各种食品，均由各个次级聚落和低级聚落以交纳贡赋或其他形式无偿提供。

2. 畜牧和渔猎产品的再分配模式

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各种兽类的遗骨遗骸，如鹿骨和一些大型动物的遗骸等等。这些动物和野兽，都是狩猎或兼事狩猎、畜牧的部落为中心城邑的统治者提供的，也是一种由次级或低级聚落向高级中心流动的模式。

成都金沙遗址发现了大型卜用龟甲，十二桥遗址除出土各种兽类遗骨外，也还出土了不少龟甲，都是占卜所用的。据动物学家研究，成都十二桥出土的卜用龟甲是陆龟的腹甲，而陆龟并不出产在成都平原^（17）。可见，十二桥出土的陆龟是从外地引进的。根据《山海经·中次九经》、《华阳国志·巴志》、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谯周《异物志》等记载，岷山和川东各地出产大龟。古蜀王国在这些地方虽有若干文化传播和渗透，然而究非蜀土，蜀王政令也不能直接抵达。因而，出产在这些地方的大龟，只能是通过贸易交换的方式引入古蜀中心城邑的，是一种双向性的物资流动模式。

3.手工业产品的再分配模式

一是贵重的手工业产品，如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雕花漆木器等，仅在中心城邑出现，表现出单向性的流动模式。

二是珍稀原材料，如金、玉、铜、锡、铅、象牙、海贝等资源的流向，可分为几种情况：其中出产在蜀地的，呈单向性地流往中心城邑；不产于蜀地的，则以贡纳或交换等形式，呈单向或双向性地流往中心城邑。如海贝和象牙，分别出产在印度洋和南亚地区，这些产品就只可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双向性地交换而来。

三是青铜兵器的流动。三星堆遗址以外各地发现的蜀式青铜兵器，在出土地点均未发现铸铜作坊的遗迹。而在三星堆遗址，却发现大量铸铜的坩锅和铸出铜器后取出的模具碎块，以及大量熔炼青铜器后遗留下来的炼渣，表明三星堆遗址有大型青铜器作坊和工场。这些现象可以说明，包括兵器在内的金属军事装备，在古蜀王国是由中心城邑直接流向次级城邑或各个军事据点的，属于单向性的流动模式。

四是大型礼器群的流动，仅仅出现在古蜀核心统治者集团所在的三星堆古城和作为次级统治中心所在的成都金沙遗址，分布范围极为有限，其成品的制作就在这两座城市内，或部分来源于次级城邑，呈现为封闭式、单向性的流动模式。

4.富于特殊用途的自然资源的再分配模式

这类自然资源，本身其实是大自然极其普通的赐品，例如土、石、木材等。但由于这类自然资源可以充作各种各样的生产和生活材料，所以被赋予了某种权力或神秘力量的内涵。

据《华阳国志》以及其他舆地之书的记载，在成都平原古蜀王国的故土上，有数量众多的巨石建筑，这就是为学者们所盛称的“大石文化遗迹”，来源于古蜀人对其先民及其居住环境的怀念，被作为一种国家崇拜性质的纪念性建筑，矗立在成都平原古蜀王国故土各处。成都平原是一个大河冲积扇平原，本土不产任何大石。作为古蜀王国大石文化建筑材料的巨石，都是从邛崃山开采，经过千辛万苦运送到成都平原，再立于各地的^（18）。这种流动，是一种单向性的流动模式。

此外，海洋生物资源的发现应当引起充分注意。三星堆一、二号坑内出土了数千枚海贝，其原产地主要是印度洋深海水域和南海，是古代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均从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交换而来，它们不仅被古蜀王国的权贵们作为财富的象征，更是作为垄断对外贸易的标志^（19）。海贝的发现，表明了古蜀王国的权贵们对于外贸及其手段的独占。显然，从对外贸易而言，这是一种互动的、双向性的物资流动模式。

再分配模式体现了生产、消费、交换、分配体系的全过程及其运作机制。古蜀王国的再分配模式，根据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类结构：第一类是各次级聚落或族体间广泛的互惠性交换和贸易。对于这种结构，我们这里不多作分析论述。第二类是各种物资从次级聚落向中心城邑的单向性流动以至高度汇聚，主要物资种类有食物、贵重手工业生产品、艺术品、奢侈品，尤其是富于王权权威和神权权威以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自然资源和物资。

第三类是从中心城邑反向流动于各次级聚落和军事据点的单向性流动，这类物资主要是青铜兵器。第二类物资流动的大规模化及其在中心城邑的集中化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社会控制，与第三类物资的反向流动所表现出来的对专职暴力机构的控制和垄断，充分说明古蜀王国的王权行使范围和程度，都已远远超出酋邦制组织的酋长权力，达到国家政权的水平。这一方面意味着古蜀王国的城乡连续体、文明中心和原始边缘等多重结构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深刻地揭示出，在古蜀王国的再分配体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控制系统，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其核心是王权和神权，其典型物化形式是金杖、青铜雕像群、青铜礼器、青铜兵器、玉石器、城墙、宫殿建筑和大型祭坛。

四、统治集团的分级制体系

权力系统的研究，是了解权力性质、权力行使的广度和深度的关键。在这方面，历史文献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但通过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将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便是其中的秘密之所在。

我们曾经指出，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包括各式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像，以及金杖、金面罩等，是古蜀王国采借外来文化并加以创造性适应整合的一种对权力内涵的表现方式^（20）。这些采借移入的文化因素，因其处处充满着的神秘王国气氛，因其为古代蜀人所从未曾见，为整个古代中国所从未曾见，而恰好适应了古蜀王国在神权的庇护下强化王权的需要。例如，作为王权、神权和财富垄断之权三位一体的最高权力象征物的金杖，无疑就适应了代表蜀王统一政权和群巫之长的标志物那样一种现实需要；而大型青铜雕像群不仅显示了蜀王对物质财富的垄断和在精神世界中的巨大威慑力量，并且还活生生地展现出古蜀王国的神权与王权结构，即群巫从属于大巫、诸王从属于蜀王这一现实的权力结构，也足以使诸神和诸王对于大型礼仪中心的朝拜奢望得到充分满足。同时，这种文化采借和移入，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古蜀王国的地方主义运动，有助于同“大国商”相抗衡，也特别有助于王权的神化，因而被古蜀加以采借并同自己的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整合。

那么，青铜雕像群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呢?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M.萨林斯和L.塞维斯在《文化的进化》中指出，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可能引起文化的变迁，但以不影响基本结构为限^（21）。青铜雕像群等新的文化因素集结在古蜀王国的出现，对于土著文化来说，无疑是一种变异。但发生变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古蜀王国的核心统治者集团依然是以鱼是王为代表的王者和巫师——而在于适应一种由新的统治层级和结构所造成的新的统治机制。这就是以蜀王为核心的一个统治空间更广、族类更多的政治实体的形成，即以古蜀为中心、包括西南夷在内的多元一体的统治的形成。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有好几种形制，各式之间存在着服式、冠式和发式上的若干区别。服式上，有左衽长袍、对襟长袍、右衽长袖短衣、犊鼻裤等，各不相同。冠式上，有兽面域花状齿形）高冠、平顶冠、双角盔形冠等区别。发式上，有椎结、辫发、光头等区别。不论从人类学还是从中国古代文献对古代民族的识别标准来看，衣、冠、发式都是区分族别的最重要的标志，此外还有语言、饮食等。三星堆文化的语言和饮食今已难以详考，但就其衣、冠、发式而言，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群明显地表现了不同族类的集合。证之史籍，不难看出这些族类包括氐羌和西南夷诸族。

根据结构分析，这些雕像所代表的社会地位至少有两个层级。二号坑所出连座通高260厘米、与真人大小基本一样的、头戴兽面域花状五齿）高冠的青铜大立人像，衣襟前后均饰异形龙纹，双手前伸围抱，做手握象牙状，可以肯定是群像之长、一代蜀王，即古蜀王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同时又是主持宗教礼仪活动的神权领袖，即群巫之长、一代大巫师。第二个层级是各式人头雕像，其间看不出有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它们共置一处，无主次之别，意味着地位基本没有差别，当然更不可能是用作祭祀礼仪牺牲认牲）的代用品。各坑人像与礼器共存的情况，表现出众多族类举行共同祭祀礼仪活动的情景。这个青铜雕像群结构的核心，便是青铜大立人。

青铜大立人头戴兽面高冠，其形象与金杖图案上的人头像一致，表明是最高神权政治领袖。它身着左衽长衣，脑后椎结，与《蜀王本纪》所记载的蜀人“椎结左衽”完全一致，确切表明是蜀国之王、群巫之长。其余各式人头雕像，则是各族首领、次级群巫。不论群巫之长还是群巫，在当时都被各地奉若神明，代表着各地大大小小的神。

在古代社会，各国之君、各族之长同时又是其治民所尊奉的神，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又因为这些君长们主持各种祭祀仪式，垄断天人之际的交通，正如《国语·楚语》所记载的重、黎“绝地天通”一样，因而同时又成为了掌握神权的巫师。于是，君统与神统就这样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既然三星堆古蜀王国把西南夷群巫聚集一起，共奉蜀之主神，那么，这种群巫与群巫之长、各国之君与天下共主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多元一体，有层次、有主从的层级结构关系。^（22）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由于其巫师的形象特别突出，由于它高居于群像之上，既有王者之风，又有主神之仪，因此无疑是群巫之长。其他人头像、人面像则多为西南夷形象，或氐羌人形象，代表着蜀王治下各地的各级统治者、各族之长或群巫。由此看来，青铜雕像群所表现的内涵，是一个以古蜀王为核心的、有众多族类拥戴的统治集团的层级权力结构。

包括出土青铜雕像群的一、二号祭祀坑时期的三星堆文化面貌，是成序列地继承和演进的，表明从三星堆遗址二期以来，古蜀的社会基本结构未变，统治者族属未变。同一时期三星堆文化的空间分布，除三星堆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而外，从考古文化上显示出来的还有成都金沙和十二桥遗址商代文化层、羊子山土台、指挥街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雅安沙溪遗址、汉源和石棉商代遗址和遗存、重庆忠县治井沟遗址、汉中城固青铜器群等，以及古文献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载的崛江上游的蜀文化等一大片连续性空间，它们不论在文化面貌还是文化内涵上都同属于三星堆文化，因此均应纳入古蜀文化区范畴^（23）。它们与古蜀文化的关系，是蜀文化结构框架中各个层面和各个支撑点同文化中心的关系。其空间构架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从平面结构看，三星堆遗址与其他遗址的关系，是一种中心遗址与边缘遗址的关系； 第二，从垂直结构看，它们之间又是一种高级中心与次级中心和一般性聚落的关系。

平面与垂直两种结构，使我们能以立体的视角，清楚地看出商代古蜀王国的统治在空间上的广延性和层级性，从而看出王权行使的广度和深度。

从时序的角度看，根据从考古学地层理论发展而来的人类学“年代一区域原则”（age- area principle）在一定条件下，广为分布的文化因素比分布受到限制的文化因素的历史更悠久；一种文化因素的空间分布越广，其历史就越悠久。由此判断，分布在成都平原到汉中盆地的与三星堆文化相同的遗址，由于在当地找不到其起源、演变的序列，而三星堆遗址本身有着清楚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序列，年代又早于那些遗址，因而它们必定是三星堆文化在空间上的延伸，三星堆遗址则是同一文化的传播源所在。同时，三星堆文化本身持续发展达上千年之久，又充分说明了古蜀王国的统治在时间序列上所达到的高度稳定性。

空间上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稳定性，无可置疑地表明：三星堆作为蜀王之都，是最高权力中心之所在；其他位于不同层级和边缘地区的各级次中心及其支撑点，则是这个中心在各地实施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只是其族别各异而已。这种情况，与青铜雕像群所呈现出来的统治结构完全一致，表明古蜀王国的最高权力中心控制着分布有众多族类的广阔地域，这片广阔地域内的各个地方性族系之长，都是臣属于古蜀国王权的小国之君，既是蜀之附庸^（24），又是共奉蜀国主神的群巫。这一点，同商代诸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极为类似。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一方面揭示出商代蜀国王权的宗教神权性质，另一方面揭示出古蜀王国统治集团的分级制体系，看出它王权行使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对广阔地域上各个地方性族系之长的直接控制的。

五、余论：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

通过以上对三星堆文化的主要物质文明要素所蕴涵的深层政治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所进行的分析论述，我们不难看出，物质文明其实是人类文化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文明社会的物化表现。国内学术界一向以“三要素”城市、文字、青铜器）来界定古代文明，这仅仅是从考古学上即从物的方面来界定文明的若干种基本方法中的一种。这种方法有它的好处，那就是直观、易找，但要用这种直观的方法来研究古代文明，就显得远远不够了。文明既然是人类文化发展演进到较高级阶段的产物，而人类创造这些物质成果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内进行的，那么，从功能的角度而言，它就是一种组织行为，组织结构在古代文明的创造中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当组织结构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可能产生相应的物质文化形式。所以，对古代文明的研究，除了要研究它的物质成果外，还必须研究它的政治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才可能从比较完整的意义上透彻地阐释一个古代文明社会，也才能够从中发现文化发展演变的动力系统及其各种机制。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man R. Sevice）在其名著《国家与文明的起源》（1975）中对古代文明特征的阐释包括了四个方面：（1）权力系统通过宗教这种诱取赞同方式来获得对民众的统治权；（2）通过裁决或解决内部争端或利益冲突来进行社会管理；（3）提供军事上集中的攻击和防御优势；（4）提供再分配系统或贸易网络的经济利益^（25）。塞维斯所论述的这四点，其实也是古代文明社会的政治组织结构体系的部分内容，它们包括宗教神权系统、制裁系统、军事系统和再分配系统等子系统。由这四个系统整合成为古代文明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关系，以及权力统治之下的各种社会关系及其相应的组织结构。物质文明的大部分成果是由于组织系统的某种相应需要而产生的，比如，青铜器产生于祭祀或宴享的需要，文字产生于管理或祭祀的需要，城市产生于防御、治水、宗教或展示权力的需要，大型礼仪建筑产生于宗教的需要，如此等等。以致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物质文明系统是古代社会的权力系统、宗教系统、军事系统等的功能性表现。反过来也可以这样来认识：物质文明所蕴涵、所体现的深层内容，是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系统和它的各个子系统如权力结构、管理体制和宗教传统等社会关系及其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物质文明是古代社会政治组织各种功能的物化表现^（26）。由此可以说明，国家组织是古代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起根本性的、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也是古代文明的最本质特征。

虽然，古代文明中的个别物质文明要素可以分别产生在一些酋邦制水平的社会里，但是，多项物质文明要素的集中出现或共同出现，却只能产生在国家水平的社会里，这是为世界古代文明史所充分证实了的，所以不能以单个出现的物质文明要素作为文明社会诞生的依据。克拉克洪（C. K. luckhom）强调，至少要有两个物质文明要素再加上大型礼仪中心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社会里，才可以称得上文明^（27），这是很有道理的。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早在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即距今4500年左右以前，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地区，黄河上游的河套地区，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就出现了若干古城群；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黄河上游的甘肃东乡林家出现了零星、小件的青铜器；黄河下游的山东邹平丁公出现了成行的陶文。但这些物质文明要素却并没有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社会里，因此还不能以此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依据。从政治社会的发展角度看，文明要素的单个出现，意味着在酋邦组织中还没有产生复杂社会的更高需要，还没有形成它的社会组织基础和经济技术条件。成都平原以及其他地区的早期城址群就是这样，由于没有能够证明存在阶级冲突因而必然导致建立一支常设武装力量来支撑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治组织—国家的考古材料，因而对它们城墙形成的原因，就不能解释为国家政权作用的结果^（28）。要判断当时社会究竟是国家还是酋邦，必须对各种资料加以全面的综合分析，考古学“三要素”可以作为衡量标准之一，但不全面，还必须从政治社会的角度看它是否有跨血缘的地缘性组织的材料，和是否有公共权力机关的材料。这些材料尤其是武装力量和政权机构的材料，一般说来可以从考古材料中发现，就像我们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材料中所大量发现的那样。

由上述各点可见，古代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从史前的酋邦社会里发展出了一个能够控制并占有基本资源的政治组织，它掌握了基本资源，控制了经济命脉，垄断了行使权力的经济手段，为了保证经济权力的稳固和扩大，又发展出了常设武装力量和意识形态权力，这就是国家。由此便导致了物质文化形态方面作为古代文明诞生标志的各种要素的集中出现。这一结论，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权力运作系统所产生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这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国上古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深入透彻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古代文明各种物化形式的深刻内涵。

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

链接：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遗址。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汉州志》“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

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1934年原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Graham）第一次进行了发掘。20纪80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终于迎来了长达20年的大规模发掘，其中1986年在遗址祭祀区发掘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尤以80余件青铜雕像为前所未见的重器，这些“惊世大发现”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注释：

（1）（22）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J].四川大学学报，1991：（2）.

（2）段渝. 四川通史：第1册[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146.

（3）金正耀，等.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 [J].文物,1995,(2).

（4）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J].历史研究,1993(1).

（5）段渝.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 [J].文物,1996(3）.

（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5.

（7）Morton H. Fried The Eov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New York. 1969,P187.

（8）Jonahan Haas The Evolution of the Prehistoric State New York.1982.

（9）林向.蜀酒探源[A].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C].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10）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J].考古学报,1957,(4).

（11）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发掘简报 [J].文物,1987,(12).

（12）段渝.商代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J].考古与文物,2004,(2).

（13）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1959,(8).

（14）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J]文物,1961,(1);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J].考古,1981,(6).

（15）左传·成公十七年[M].

（16）四川省博物馆.新都战国木椁墓[J].文物,1981,(6).

（17）转引自王毅.成都市蜀文化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J].成都文物,1988(1).

（18）冯汉骥.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J].原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16期,转载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83.

（19）段渝.古代巴蜀与近东文明[J].历史月刊(台北)1993,(1).

（20）段渝:论商代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J].东南文化,1993(2).

（21）M.萨林斯,L.塞维斯.文化的进化:第3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3）段渝.三星堆文化·绪论·古蜀文化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9-12.

（2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15.

（25） E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oronto.1975.PP291-296.

（26）段渝.略论古蜀文化的物资流动机制[N].社会科学报,1990-12-06.

（27） C. K. luckhom The Moral Order in the Expanding Society 1961.P 400

（28）段渝，陈剑.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初探[J].天府新论，2001, ( 6 ).

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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