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河西笔谈：从河西走廊发现更广阔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边疆史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李大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李鸿宾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一级教授、著名秦汉史专家 王子今人类学博士《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编辑 王剑利“从走廊发现中国”专题（下文简称“走廊专题”）要回答“何谓中国”的问题。我 ...

河西笔谈：从河西走廊发现

更广阔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边疆史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李大龙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李鸿宾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一级教授、著名秦汉史专家 王子今

人类学博士《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编辑 王剑利

“从走廊发现中国”专题（下文简称“走廊专题”）要回答“何谓中国”的问题。我们从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这三个层面出发，去探讨“多元一体”中国的历史进程、演化路径和动力机制。我们不仅要基于走廊地带呈现出多元的、区域性的发展道路，更要探索“多元”共生向“一体”凝聚的进程、路径和机制，从而呈现出更具整体性、更为丰富立体的中国。

“我们”是我们的知识的总和，历史留存下来的知识，参与了“我们”的建构。走廊专题注重从久远的历史关照中讨论走廊的意义和变迁，尝试从一个古今关联、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知识体系来“发现”中国。因此，中国民族报社理论周刊编辑部邀请到李大龙、李鸿宾、王子今三位学者，结合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与走廊专题的策划人之一、理论周刊编辑王剑利共同讨论河西走廊，从走廊发现“更广阔的中国”。

“卯榫”：从“如何认识中国”定位河西走廊

王剑利：

中国民族报社理论周刊编辑部在2017年末策划“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疆域治理”专题（下文简称“疆域专题”）时，意识到“史观”及思想传播的重要性。何谓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如何形成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一个宏大视野出发，在中原与边疆的互动历程中，呈现“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这需要一种新的“史观”表达。在对走廊地带的思考中，我们发现了拓展这样的“史观”的切入点，由此开启了“从走廊发现中国”专题。我们尝试从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这三个层面出发，对“何谓中国”这一问题给出更加丰富、立体的解释。

李大龙老师您在汉唐史和疆域理论方面有很多系统性的思考。在我们编辑部和黄达远、施展、蔺海鲲三位学者共同策划走廊专题的河西走廊篇（以下简称“河西专题”）期间，您也贡献了很多思想。您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的系统思考。您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定位走廊？我们从河西走廊说起。

李大龙：

“史观”的定位我十分赞同!何谓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这两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来说，就是史观性的问题。因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制约着我们每个人对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演变和族群互动交融历史的认识，有不同的回答就有不同的认识。诸如王朝国家、民族国家、游牧帝国等不同观点的出现，其根源即在于此。

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一书，它虽然是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思考，但其中也体现着我的史观：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存在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族群共同努力构筑的结果。分裂与统一是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对矛盾因素，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往往伴随着分裂和统一。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国而言，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分裂与统一之后，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终于让产生于农耕族群中的“中国”发展成为了一个幅员辽阔、族群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中国并非哪个族群所独有的，而是众多族群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族群共同缔造的。基于这一史观，我认为，将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演变和族群凝聚置于多民族国家中国构建的视域下进行分析，是符合中华大地上政治格局演变与族群凝聚的大势及其最终发展结果的。这一最终结果就是当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我将其比喻为“家园”，而我们今天的56个民族则称为“家人”。

通过走廊地带寻找答案是一个有意义的路径。一方面，这让我们的讨论从宏观进入了实证性的微观领域，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视角，从走廊地带来寻找答案很可能和我的认识会殊途同归，更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华大地上存在很多“走廊”，目前被学界关注的主要有藏彝走廊、河西走廊、辽西走廊、南岭走廊、苗疆走廊、武陵走廊等。就这些走廊的界定而言，有些是从族群互动的角度定义的，如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武陵走廊，有些则是从交通道路和族群互动等多视角定义的，如河西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但不管如何定义，这些走廊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都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肯定的。

从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视角，如何定位这些走廊？或者说，如何认识这些走廊对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很值得学界关注的理论问题。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看，这些走廊的作用恰似代表中国建筑文化精髓的构件——卯榫一样，将中华大地上的不同区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作用在河西走廊体现得尤为典型。河西走廊犹如一个巨大的“榫”，将南部的青藏高原、北部的蒙古草原、西部的西域和东部的陕甘与中原地区“卯”在了一起，使四大不同区域共同成为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的族群融入到了中华民族之中。将走廊地带称之为“卯榫”，不仅准确地认定了走廊地带在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恰当地印证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轨迹。

当然，起到“卯榫”作用的走廊并不仅仅只有河西走廊一个，辽西走廊、苗疆走廊、藏彝走廊等也都发挥着形式各异但性质类同的“卯榫”作用。因此，我认为“从走廊发现中国”不仅可以为学界、国民“如何认识中国”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和视角，同时也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史观。

王剑利：

您用“卯榫”的比喻形象地表达了走廊的意义。我们还借用了施展老师提出的“多元互构”理念，来表达走廊的作用以及走廊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多元亚区域之间有着长久而深刻的互动过程，它们互为条件，相互影响，在历史进程中共生演化为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之间由若干个走廊地带相互衔接、相互嵌入，这些走廊地带是“多元”得以具体连接的历史-地理-文化基础；这些走廊地带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也逐渐成为区域单元或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无论是“卯榫”，还是“多元互构”，都表达出了走廊专题的整体定位：并非孤立地呈现不同走廊各自的历史意义和区域意义，而是将各条走廊放在“中国”这个整体背景下来考察，分析它们在整体秩序中各自的结构性地位，以及各大区域及至各条走廊之间相互的构成性意义，展开一种整体性、体系性的视野。走廊专题期待在对走廊联动性的探索中，从时间和空间，从宏观和微观，多层次、立体性、有机地呈现出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发展过程。

农耕和游牧两大群体的互动是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您的一个研究路径也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讨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中国内部有多条走廊，学界关注到了这些走廊内部及其周边不同族群与中原农耕族群的交往互动。但我们还想向前推想：各个走廊及周边区域呈现出的历史过程，很可能以中原为传动机制而形成了某种联动效应。现在，我们将视线从河西走廊向东转向辽西走廊。在您看来，在历史上的农牧族群互动过程中，河西走廊和辽西走廊有何内在关联？这些关联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有何意义？

李大龙：

中国古人对人群的划分有多种，但将中华大地的人群分为农耕和游牧两大群体，最早的标志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长城，民国时期胡焕庸划出从黑河到腾冲的人口分界线将中华大地分为东农西牧两部分更强化了这种划分。历史上，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的互动是早已被关注到的，司马迁的《史记》中已经有“城国”和“行国”的划分。但从已有的众多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多数是从历代王朝的视角出发，在边疆治理的框架内将两大族群的互动定位为游牧族群的南侵和农耕族群的防御，而国外的学者则多将游牧族群作为主体来看待两大族群的互动，和我们的传统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的互动也是我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我的视角是将两大族群的互动置于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框架下，审视其互动过程和发展规律。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子项目“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已经结项，即将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总的观点即是农耕和游牧两大族群的互动是中国历史的主线，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动力。

走廊在两大族群互动中的作用，前辈学者早就给予了关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关注某一个具体的走廊，从中国国家建构、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视角来整体上审视走廊作用的学者和著作还不多。

河西走廊和辽西走廊虽然相隔很远，但从农耕和游牧两大族群的互动视角审视，二者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单纯从地理位置上看，两个走廊位于人为设置的两大族群分界线——长城的一东一西，构成了两大族群互动的前沿，由此也成为了中原王朝尤其是“大一统”王朝在处理和游牧政权关系的过程中重点经营的区域。在中原农耕王朝和游牧政权对峙的状态下，走廊地带属于重点防御乃至争夺的焦点；而在“大一统”王朝将游牧族群纳入到有效管辖之下后，走廊地带则成为了农耕和游牧交往交流乃至交融的前沿处所。

从历史发展来看，在西汉代秦而立实现了对中原农耕地区的统一之后，北部草原地区的匈奴最迟在文帝时期（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6年）也完成了对草原地区游牧族群（包括西域）的统一。为了维持两大族群交流的正常进行，二者不断重申西汉初期订立的约定：“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史记》卷110《匈奴传》）但是，随着汉朝国力的增长，对河西走廊和辽西走廊的经略不仅成为汉武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构建“大一统”王朝的重要步骤。在汉武帝对匈奴实施的具体战略中即有断“匈奴右臂”和匈奴“左地”之说。张骞建议“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为汉武帝所接受，其实施的最终结果是汉武帝设置了河西四郡，以“隔断羌胡”。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后汉书》卷120《乌桓传》）。“匈奴左地”即是包括辽西走廊在内的地区。

王剑利：

也就是说，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的时空关联，不仅仅因为中原与这两个方向的联系，同时也因为北方草原与这两个方向的联系。换言之，河西走廊和辽西走廊处于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两翼。这是理解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的关系，以及思考二者与中原、北方草原发生时空联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这与西南方向的走廊地带是有区别的。

李大龙：

是的。汉代对河西走廊和辽西走廊地带的有效经营不仅为其后诸多王朝所借鉴，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和东北地区的重要基地、游牧政权南下进入中原农耕地区的重要通道，同时也为两大族群的互动与交融提供了极大便利，两大走廊地带多元的文化积淀即是两大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结果。而更重要的是，两大族群的互动与交融推动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两大族群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核心内容的“大一统”思想形成于农耕族群之中，秦汉王朝的积极实践，在历史演化中更是逐渐将一部分匈奴、乌桓、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族群纳入“大一统”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此后，以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赵）政权为开端，先是游牧族群在中原地区建立了所谓的“五胡十六国”，继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人建立的金等，先后南下农耕地区建立政权争夺“中国正统”，最终蒙古人建立的元实现了对中华大地的“大一统”。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将游牧族群对农耕地区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南下称为“掠夺”，并认为游牧族群“从文明中一无所获”，原因就在于其视角只关注游牧族群一方。这样自然难以认识到，正是游牧族群“重复出现”的南下争夺“中国正统”，才出现了北魏、辽、金、元等王朝成为中国“正统”，有了女真人的后裔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入关，才最终促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定型。

政权的疆域是随着国力的强弱而盈缩的，但中国疆域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在这些政权的互相兼并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更大范围内的“大一统”王朝。从三国到隋唐，从五代到元，从明到清，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华大地上政权兼并发展的轨迹。其背后的主导因素即是农耕和游牧两大族群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走廊，尤其是河西和辽西走廊，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待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探讨。

王剑利：

从您的讨论中是否也可以得出一个观点——河西走廊和辽西走廊是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发展以及中国实现“大一统”至关重要的“国家走廊”。在河西专题中，黄达远等学者初步呈现“中国历史演进的绿洲道路”。河西走廊绿洲基于特殊的区位和宜农宜牧的环境，在历史上发挥了在游牧与农耕两大异质性区域之间的分界、过渡和缓冲作用，形成了绿洲发展道路，不仅有效“粘合”了游牧与农耕力量，也对农牧两大政权的最终统一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我们还想继续探讨，就古代中国而言，实现“大一统”所依靠的庞大财政只有中原能够提供，因此古代的“大一统”确实以中原为根基，没有中原的统一，多元整合的“大一统”就不成为可能。但多元整合的“大一统”又是来自边疆非农耕民族建立王朝的结果。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多元亚区域互为条件、多元互构的历程。从“大一统”思想出发，讨论走廊地带和中国的多元亚区域从多元共生向“一体”凝聚的的动力机制，也许是我们今后探索的一个方向。

您将多民族国家中国比喻为“家园”，将我们今天的56个民族喻为“家人”。在您对“家园”和“家人”的理解中，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凝聚，是一个同构的过程吗？

李大龙：

通过对多民族国家疆域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探讨，我的总体认识是中华大地上的农耕和游牧两大族群在构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同时，也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而凝聚为了中华民族，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二者同步进行，互为因果。

王剑利：

河西走廊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学、历史学（民族史）学界非常注重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民族互动与融合。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这一学术概念，旨在为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供研究路径。“民族走廊”作为一定历史时期若干民族频繁往来迁徙的大通道，河西走廊则是“西北民族走廊”上的咽喉要道。走廊专题的一个重要目标也在于进一步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相关机制。除了费孝通先生本人所言“很少有人的研究的”“凝聚与分解两类过程”之“分合机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中华民族凝聚的动力机制。我注意到，您也曾就此提出一个思考：“‘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鲜的血液'，而‘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但如此是否成为了‘中华民族'‘凝聚'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您认为中华民族凝聚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河西走廊相关的演化历史为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什么路径？

李大龙：

我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探讨实际上也是源于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的发表。经过多年思考，我非常赞同费孝通先生的理论，并且认为从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来看，“多元一体格局”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也是一种史观。这种史观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历史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以说，中华大地乃至世界范围内每一个文明、每一种文化，其来源基本都是多元的，其发展则呈现一体化的趋势，是诸多因素交融的结果，且都可以用从“多元”到“一体”来概括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费孝通先生在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中，着重论述了“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的血液”和“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并认为“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贵报走廊专题特意刊发的谷苞先生的文章《在我国历史上有为数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最初也发表于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际，更加具体地论证了这个问题。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是有益的，但是导致中华民族凝聚的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我觉得还需要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完善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认识。

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等，这些不同人群称呼的出现是夏朝、商朝、周朝、秦朝和汉朝存在的结果。而汉朝长达4个多世纪的存在则是夏人、商人、周人、秦人被整合为汉人的关键性因素。从中可以看出，政权的存在对族群凝聚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梁启超创造性地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之前，唐人已经在用“中华人”来称呼唐朝的百姓。《全唐诗》卷637顾云的《筑城篇》中有“西川父老贺子孙，从兹始是中华人”的诗句，杜佑所著《通典》在185卷《边防一》记述“濊”时，言“正始六年，不耐濊侯等举邑降，四时诣乐浪、带方二郡朝谒，有军征赋调，如中华人焉。”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4中也有：“没落，谓中华人没落蕃中。”这些记载说明，最迟在唐代已经有“中华人”的用法，而且从该词出现在唐诗中的情况看，其使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中华人”和“唐人”“中国人”具有相同的性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对唐朝主体族群的称呼。梁启超创造的“中华民族”概念更多是具有国民的性质，其与唐代以来“中华人”是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或许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会为解开中华民族凝聚的原因提供一个新思路。

名称的演变只是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凝聚在表象上的反映。这些人群是由于什么更深层次的因素融合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家人”？或者说，中华大地上的人群是遵循何种信念凝聚在了一起，共同创造了我们多民族的家园？我认为对以汉字为载体、连绵不断发展的中华文明的解析，或许可以解开其中的谜团。我们一直骄傲地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但在很多人心目中却把中华文明等同于汉文化，实际上这是一种狭隘的错误的认识。我越来越坚信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核心内容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核心思想的“大一统”观念及其制度文化不断地被农耕和游牧族群继承与发扬。

中大通元年（529年），南梁重臣陈庆之出使北魏后，说：“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资治通鉴》卷153）即是对鲜卑人所建北魏政权对中华文明继承与发展的肯定。其后出现的辽、金乃至元、清各朝，尽管其统治者出于“夷狄”，但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着中华文明。

河西走廊上的诸多遗迹，尤其是1987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敦煌莫高窟，则从世俗文化、宗教文化等多个层面体现着从晋到元，前后11个时代活动在河西走廊的诸多政权和族群为其作出的贡献，更体现着两大族群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扬，诠释着中华文明是由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创造的，同时也是对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发展轨迹的很好证明。王剑利：我和施展老师在疆域专题的笔谈中谈到，历代中央王朝经略边疆有两个中层逻辑:一是“经略边疆的正当性”，以“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的意涵置换为核心，二是“经略边疆的技术”，集中表现为“因俗而治”的制度策略。这一讨论也许可以延续到走廊专题中，成为从整体上理解中国的一个路径。您如何看待“因俗而治”和“大一统”的关联？

李大龙：

针对不同族群实施不同的政策，是历代王朝治边政策的突出特点，被称之为“因俗而治”。其中，建立辽朝的契丹人针对燕云十六州和契丹部众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史书称之为“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是较为典型的例证。这一治理原则源自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春秋集传详说·纲领》将“大一统”解释为：“春秋大一统之义，内京师而外诸夏，内中国而外吴楚，尊王抑霸，讨贼扶善，以存天理而遏乱源。”由此，“德被蛮貊四夷”“四夷宾服”“泽及四夷”“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德服四夷”等等成为了标榜皇帝德政的重要尺度。但是，这种治理方式往往成为“严华夷之辨”等极端思想的借口，并不利于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大一统”观念的施行更强调“用夏变夷”和政令的统一，即《春秋公羊传》所说“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秦灭六国，在中原地区实施郡县制，开政令统一之先河，而汉武帝灭南越设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等九郡，同时设置西域都护、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使匈奴中郎将等，对西域、西羌、乌桓及匈奴等进行管理，逐渐改变着“因俗而治”的方式。唐朝效仿汉代，将都护制度推广到了包括草原地区在内的更广阔的边疆地区，王朝对边疆游牧等族群的管理有了逐渐加强的趋势。汉唐试图加强对边疆管理的努力并没有为五代、宋、辽、金时期诸多政权所继承，元代土司制度、明代羁縻卫所制度在边疆地区的推行，看似又回到了“因俗而治”，但相伴而生的改土归流不仅在明朝既有推行，清朝雍正时期更是加大了力度，而同时《蒙古律》《回疆则律》等在边疆的实施，却是加强边疆管理的趋势进一步强化的表现。

王剑利：

从您的观点看来，“大一统”与“因俗而治”的关系也要放在一个关联互动的动态历史过程中才能加以理解。河西走廊历史上发生着从“边地”演化为“内地”，其人民从“边民”演化为“国民”的历程。如何从治理走廊地带的历史来理解“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应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话题。

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历时性呈现

王剑利：

李鸿宾教授您长期关注中国的疆域议题，尤其对唐朝的地缘政治、族群关系有深入研究。我们看到，由于古代中国政治重心的地理转移，王朝国家的首都从汉唐之间的关洛地区转移到了宋代以来的华北地区，对于王朝国家的秩序建构而言，河西走廊的功能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您如何看待河西走廊战略意涵的转型呢？

李鸿宾：

河西走廊地位的战略性呈现，应当始于汉武帝遣派张骞沟通西域纵深之地的政治势力那个时代，这已为人所熟知。但是对它怎么定位呢？人们通常采用德国人李希霍芬的说法，将其视作沟通中国至地中海东岸（包括欧洲东南部）的以丝绸贸易为中心的通道。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么一条不间断地从东方的端点持续至西方端点的道路以作贸易，更多的则是某些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易。其范围不能太大，否则成本过高，利润过少，交易就不可能持续。虽然如此，人们还是将这些不能连缀的区域、甚至彼此毫不搭界的“大道”视作通途给予关照。支配人们如此向往的动机固然多种多样，但国家层面的现实利益考量应当是首屈一指的。对中国王朝而言，它的意义与这个王朝一统化的建构密切相关，或者说“丝绸之路”本身就是王朝盛世的某种展现。那么，历史上这种战略地位的表现又在哪里呢？

去除纷繁复杂的细节不论，在我看来，它的战略性地位主要呈现于中国古典王朝的前期和当下这两个时段。王朝前期以汉唐为代表，包括秦隋，但后者因存续过短，丝路的重要意义无从展现。汉唐以朝廷掌控幅员辽阔的地域和以耕作为主的大量人口并依此构建“盛世”局面而著称，“丝绸之路”恰巧以它与周边远域的勾连作用而得以凸显。事实上，隐藏在相互贸易、彼此交流的盛世景象背后的，则是中原王朝与其周边诸种政治势力（或政治体）尤其是与草原游牧力量相互博弈的场景。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建构起以农耕为基业的中央集权式王朝之时，他就北征匈奴以扩展定居型王朝的规模，由此开启了中原王朝向草原发展，构建生态、地域与族群异质型王朝的道路；汉朝的刘邦继其衣钵企图征服匈奴，无奈力有不逮，反被对手围困；汉武帝大规模地北上进军，既是秦始皇、汉高祖开拓方略的延续又超越了此前的幅度。张骞“凿空”西域的目标就是联络当地势力以夹击匈奴而“斩其右臂”，汉武帝挺进东北的动作同样意在削弱正北面对手的实力。所谓削其东西两翼而左右夹击，这样的方略开启于秦汉，又被隋唐所继承。唐朝对西域的开拓与向东北的挺进，其最终诉求同样指向了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突厥汗国。唐廷一度成功地控制漠北草原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宣达了兼跨长城南北的异质型王朝时代的到来。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对东突厥的征服及随后高宗时期西突厥的降属，标志着秦汉以来兼控长城南北建构巨型王朝夙愿的实现。唐廷为此展开的征服西域高昌国及其以安西四镇为鹄的在天山南北的驻军、向东北方向的进军及相应机构的设置，均系围绕跨越式王朝之构造不可或缺的组建措施。

河西走廊的战略价值，只有从这样的架构中才能更突出地展现出来。唐太宗意图完成的，就是一统化兼跨越式王朝的盛世格局。西域腹地成为维系统驭长城北部草原纵深之地的有效保障，只有控制天山南北，中原正北面的草原才能得到有效羁控。相比于东北翼而言，西北方向幅员更加广远，势力更加复杂，形势也更加危殆，这也正是伸展性朝廷所刻意关注并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方略的构筑下，河西走廊沟通内地与西域的作用，就不啻是区域性的，而是战略性的；其作用随着跨越式王朝的建构而凸现。

唐朝以后，河西走廊的战略性地位发生了变化。从整体上看，对宋、明这样以农耕人群为主体建立的政权而言，其控幅区域基本限定在传统的农耕地带，周边外围则由其他非农耕政治集团所操控。跨地域的一统化王朝的再度形成，是由蒙古贵族和满洲贵族集团所建构的，即元和清。这种异质型巨型王朝的战略布局，则是以华北北部的北京为都城，依托中原，宰控江南而羁制西北。王朝的重心由关中转向华北，沟通西域的河西走廊在这样的格局中，其战略性地位被区域属性所替代乃势所必然。古代后期，王朝经营的重心依然面对着草原。但与此前不同的是，草原东部力量开始成为北方的新主人。从契丹开始，经女真、蒙古，直到东北的后金-满洲势力，他们依靠政权的建构，相继将长城北南抟成一体，构建了超越此前规模的王朝（主要体现在元和清）。以华北为国家中心的布局，意味着地缘政治由西向东的转移，河西走廊以军事性为主的战略地位因此而丧失。

由此可见，河西走廊地位的全局性抑或地区性的呈现，与其说在它自身，不如说建基于全国性王朝的整体架构之中。当以关中为核心的全国架构成立之时，意味着走廊战略地位确定之始；当以东部河北为重心的全国架构另行确立，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就变化了。决定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就是它所担负的沟通王朝核心本部同外界联系最为密切也最为关键的那个世界的角色。前期的外界重心在西域乃至西域以外的西方，后期外界的重心显然并不局限于西域，更包括了王朝的周围四方。王朝与外界联系方位的转轨，是河西走廊地位确立与转变的本质因素，这是我理解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关键所在。

王剑利：

在河西专题的开篇笔谈中，施展老师也曾提到，中原社会结构的变迁改变着王朝在内政外交方面各类战略的优先性排序，驱动着王朝政治重心的转移。您的论述主要从国家战略、政权建设的角度展开。那么，当全国政治和战略重心转移之后，恰恰是在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大一统”王朝中，河西走廊的防御功能不再如过去那般重要，但作为走廊、通道和枢纽的角色，其重要性则日益凸显，对民族交往、族群凝聚、人口变迁等方面都产生过深远影响。与此相关，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张亚辉认为，今日河西走廊在整个中国的地理区位、民族格局、宗教文化格局上的意义是从元代后被重新奠定的，其中凉州会盟是一个关键事件。他也指出，河湟走廊在西夏时期逐渐发展成为另外一条联通东西的民族迁徙和商贸路线，即“青海路”；河西走廊北侧的草原通道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直到民国时期，这两条商路仍旧发挥着联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道路转换带来了新的边疆营建策略。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西部地区的民族、宗教交往使得河西走廊呈现出了另外一种面貌。

李鸿宾：

至少在古典的王朝国家时代，河西走廊所呈现出的沟通中西之间的“丝绸之路”，其核心乃是中原王朝经营国家所展开的地缘战略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本质是政治和军事行为，经济、贸易则依属于此而呈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从秦始皇开创巨型王朝的发展模式之后，中国历代王朝凡是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势力，无不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个艰巨的任务由农耕人群的政治集团开其路，接着又被非农耕人群的政治势力所继承和延续，通过类似河西走廊连通西域这样的沟通方式而达成以关中为中心、跨越长城南北的巨型王朝的建构，最后是由多民族组建的以北京为中心的清朝而告结。在这种王朝国家的架构中，河西走廊所扮演的角色才得以呈现。

当今，在“一带一路”建设的驱动下，河西走廊又呈现出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与古代王朝的政治属性不同，今日“一带一路”更多体现的是中外之间经济和贸易的交流与互动，走廊被赋予的沟通职能成为首要诉求。走廊的性质转变与国家政治体构成的要素及其职能直接关联。古典时代的王朝国家本质上是从中心向周边的开拓与发展，那个时代的政权建设并没有成型的国际组织和法规的制约，它的大小与强弱主要取决于所属地区、人口规模尤其政治集团的意愿；现代国家的领土资源、主权的保障及其公民权的维护，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确立在国际法和全球的规则之下，促使国家的行为限定在国际社会准许的规范之内。古代王朝开拓的河西走廊在当今亦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开启了新的走向，转变成为今日中国与域外，尤其是与西方世界交往的新通途。因应新的局面，走廊历史上联络西域的那个角色，就被人们刻意地渲染起来，成为人们追寻时代目标的历史支撑。在这种氛围之下，走廊在政治与军事战略方面的作用与角色就被人们摒弃了。话题至此，河西走廊作为专题成为讨论的中心，我们分明看到：历史“史实”的呈现与人们对它的关注与解说，并非总在一个频道上。尤其是将历史与现实环境交织在一起加以考量时，人们刻意追寻的往往并非历史的“本真”，他们更关注现实的诉求如何从历史中获得正当性的启示，寻找精神依托，并给予自身行为以“正能量”的支撑。

王剑利：

历史与现实之间确实是一种相互塑造、相互生成的关系。历史叙述同样对于现实有着很强的塑造力和影响力，对历史的叙述和关照反映着、塑造着我们如何理解当下的自身。在策划专题期间，我曾和关注河西走廊的学者们共同探讨河西对当下中国的意义。陕西师范大学的李如东博士提到，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尤为关注河西走廊，其中河西走廊的自然与历史地理、地质地貌、矿产资源、社会问题等较之于民族问题被讨论得更多。这种研究取向与当时抗战救国将西北作为大后方、开发和建设西北的时代关切密切相关。一个时代对特定疆域的关切角度，无法脱开时代大势而获得理解。

时代大势是一种时间线索。从空间线索来看，古代帝国政治重心的转移，也会联动地反映在河西与辽西两条走廊战略意义的变迁上，它们对于王朝秩序的结构性功能都会发生变化。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中国境内若干条走廊地带的联动效应，正是这种联动性，让中国的“多元”有机地联系为“一体”。“从走廊发现中国”，去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所回应的也是当下的时代关切。

河西走廊的交通格局、文化与人的流动

王剑利：

王子今先生对中国古代的交通文化研究有很深造诣。您尤其关注秦汉北部边地的交通建设和文化交往。“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汉书》卷69《赵充国传》）。河西与辽西在这样一种视野中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您关注从长城沿线及并行线路的东西两翼对王朝经略和文明交汇的意义。这些研究展示出“交通进步为大一统国家文化的发育创造了条件”，而这恰恰也是我们从走廊地带讨论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进路。

王子今：

秦汉王朝修筑长城以抵御草原民族南下的威胁。长城作为军事体系发生效能的同时，其交通体系的作用也得以彰显。长城地带即秦汉人习称的“北边”，因工程、防卫、出击的需要，北边交通系统具有较内地道路更完备的结构，不仅有与长城并行横亘万里的主要干线，也包括北向草原大漠的出塞道路和与内地联系的多条大道，以及保证北边新经济区正常生产与流通的疏密相间的道路网。

自霍去病两次大败匈奴，结束了匈奴对河西地方的控制，汉武帝置四郡，长城防务体系向西延伸，通达西域地方。其最西的路段，实际上与丝绸之路重合。河西走廊作为北边道的左翼，在外交史、军事史和边疆行政史上的意义益显突出。这一地方的交通格局与民族关系，不仅关系到汉王朝西北经营的得失成败，也明显影响着东亚与中亚的文化交往，影响着世界文化史进步的历程。

北边交通体系中与河西对应的辽东一翼，是汉朝外交的另一重心，其作用之一是直接密切了中原与朝鲜地方的交往。在北边交通网中，长城和直道构成了一个“T”形的结构，兼具防卫与交通的功能、军事史与文化史的意义，这样的道路结构当然也有益于中原农耕区与草原游牧区的经济来往与文化交流。而北边防务体系东段的辽东道路与并海道的联通成为东部地区另一个“T”形结构。正是秦始皇、汉武帝“自碣石循海东行”的辽西道路实现了并海道与北边道两组交通系统的沟通,辽西道路也成为秦汉王朝联通全国的交通网络中的重要路段，其战略意义重大。环渤海地区的许多地方与中原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而辽西走廊的交通条件是其重要保障。有学者认为，辽西走廊通路主要由“卢龙—平刚”道、“白狼水—渝水”谷道和辽西“傍海道”三干道组成,形成多线并行、主次分明、布局合理的高效交通网。

王剑利：

我注意到您的研究中一直在讨论文明形态的变迁与交通条件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刚才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大的视野，将各条走廊地带在中华文明多元共生演化历程中的作用，联动起来讨论了。

王子今：

实际上还可以纳入一个海洋视角。回顾中国古史，可以看到北边的草原和东方的海域共同为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孕育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明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实现了与其他文化体系的外际交流，形成了大致呈“r”形的文化交汇带。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为各地区间的交流和融汇创造了条件。但交通的进步在为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凝定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催进作用。中国历史上由“关东·关西”到“江南·江北”及至后来“南方·北方”、近世“沿海·内地”或“东部·西部”的文化区划的演变过程，无疑都有着交通条件的作用。

王剑利：

在您描绘的秦汉交通文化史的整体结构中，河西走廊的历史与空间定位更清晰地呈现出来了。从秦汉北地交通线的建设而言，河西走廊已经具有了东连西引、北上南下的枢纽位置。交通道路不仅对于北边军事局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另一意义上，交通也推动着一个文明对于自身、对于世界的知识的形成。而河西走廊对于打开汉王朝的空间格局，开拓中原王朝对世界的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王子今：

从成书年代大致相当于战国前后的《穆天子传》《山海经》《逸周书》等古籍对于西行的记载，可以看到当时人对于包括今新疆以至中亚地区在内的广阔区域内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已经有了初步了解。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和阿尔泰地区的文化交往，还有考古资料以为实证。这说明上古时代欧亚大陆之间东西交通孔道已经初步形成，并促成了中原对于远地的知识。

但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在《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被誉为“凿空”。司马迁肯定张骞开通中原与西域交通大道的功绩，对于汉与西域外交关系的波折，他又写道：“……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汉书》卷61《张骞传》也有同样的记载。颜师古注：“‘空，孔也。犹言始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当空道'而《西域传》谓'孔道'也。”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孔道”条提出“孔道”“空道”“犹言大道”的说法，而“大道亦谓之通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衢大道”。

由“空道”这一交通地理概念，可以真切理解“张骞凿空”的涵义。而河西走廊就是中原通向西北方向的最便捷、最重要的“大道”。

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体现了当时社会对西北方向的特殊关注，以及对于往西北方向人生进取前程之“富昌长乐”的乐观预想。河西作为西北“空道”的交通形势，无疑是构成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条件。

王剑利：

您的研究不仅关注东西向的交通体系，还深入讨论了由南北向的交通体系实现的农耕区和游牧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历史上的河西地区，我们通常关注其东西向的交通作用，对于其南北向交通作用的讨论相对有限。

王子今：

河西置郡的重要目的，是开通往西域通道并保障其畅通。然而，河西行政又有断绝匈奴人与羌人联系的作用。交通条件的开创与阻断即“通道”与“隔绝”，是河西交通史的两面。

“隔绝羌胡”是军事策略。而河西经营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又有“通货羌胡”的表现。《后汉书》卷31《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由此可见，“羌胡”受益于河西市场，同时亦促进河西市场的繁荣。关市是联系农耕区和畜牧区经济往来的重要形式。关市贸易的活跃，促进了中原文化的扩张，也是东亚历史文化进步过程中的一个亮点。战争曾短暂限制了这种交往，但即使在敌对条件下，匈奴和汉之间的关市贸易仍然长期维持。

河西地方经济形势的优越，与丝绸之路贸易的活跃有关。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也应当关注来自西域，曾经与汉人以及“胡羌”“羌胡”均有过交往的“商胡”“贾胡”在河西地方的活跃表现。

王剑利：

无论是“隔绝羌胡”还是“通货羌胡”，在汉王朝经营河西走廊的同时，匈奴、南羌、月氏、乌孙等民族也共同参与了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演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您对丝绸之路的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尤其是对河西“之蜀”的草原通道——丝路别支的考证也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河西走廊与南北向的草原通路在历史上的连接与共生演化，恰恰也是我们在之后的走廊专题中要延续探讨的一个重要篇章。

王子今：

无论是《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所谓“鬲绝南羌、匈奴”，还是《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所谓“隔绝南羌、月氏”，“南羌”都是汉王朝战略防备的重心。“南羌”作为民族称谓，体现了当时比较确定的民族地理知识。新疆汉代遗存所见有“讨南羌”字样的织锦，告知我们“南羌”曾经是丝绸之路交通长期提防与警备的民族力量。

与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的论点类似，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指出：“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他们特别重视民族关系在这种“交往”中的动态。从汉代历史文化研究获得的信息看，“南羌”作为在河西地方以南曾经相当活跃的民族力量，对于与丝绸之路史有关的民族交往的实现，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在与丝绸之路河西段西端形成某种对应关系的今西藏阿里地区，出土了汉代“宜侯王”文字织锦及其他文物。有学者提出“高原丝路”的文化沟通效应，由此得到证明。这一历史进步，或许与“南羌”的活动有关。敦煌马圈湾汉简可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简文。从河西军

第10页共12页事据点出发南下“之蜀”的这一规模颇可观的运输活动，是要经过羌人控制的地区即所谓“南羌”地方的。许多迹象表明，追溯巴蜀地方与河西地方的早期联系，羌人的活动有交通开发的意义。在与丝绸之路河西段东端形成对应关系的汉金城郡以南以及东南方向与蜀地联系，也有交通道路存在，构成了四川平原与河西地方实现经济往来的基本条件。我们借助汉简资料，讨论过“广汉八稯布”进入河西经济生活中织品市场的情形。考察蜀地纺织品运达河西的路径，不能忽略羌人活动区域的交通条件与民族关系。现在看来，结合考古文物资料就此进行更深层次的考论与说明，还需要进行更细致、更持久的工作。

王剑利：

古代羌人的活动不仅具有开发交通的意义，羌人还在这一过程中壮大了别的民族，历史上很多民族从羌人中得到血液。发生在走廊、通道上的历史，是由人的流动和交往完成的。您前文谈到“宜西北万里”，我注意到，您也用这句话来概括当时社会的移民方向的主流。基于对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珍贵史料的精细研究，您对汉代河西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控制等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我们创作这篇笔谈时，您刚结束在河西走廊数十天的行走，正从河西南下川西北。读您的文字，总让人想要沿着这些通道，去想象和描绘千年前的边地生活和文化景象!在历史讨论中，我们通常会关注到郡县制对于塑造“大一统”所具有的深远意涵，您对汉代河西“亡人”与“客”的思考，却从另一角度呈现了边地人的跨界流动如何成为塑造闳放历史和空间感的一个特殊基底。这些远离中原的边缘人的流动，与“编户齐民”的理想控制形式相游离，却对跨越边界的文化交流发挥重要作用。作为过渡地带的人，他们同样让我们去想象“奋疾”“驰骛”“奔扬”的西汉人是何等样貌。

王子今：

“亡人”是汉代对从内地逃往匈奴居住的民人的通行称谓。居延汉简的相关资料告诉我们，“亡人越塞”的现象相当普遍。对于“越塞”的“亡人”予以“逐捕搜索”,曾经是汉代长城体系戍守部队的防务内容之一。汉文帝致匈奴单于的的外交文书中也肯定对方“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的认识。汉代”亡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持极端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例如，他们将汉地较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了匈奴地区。漠北匈奴文化遗存中可以更多地看到汉“亡人”的文化创造。同时，汉王朝也往往“得匈奴降者”。可以作为与汉“亡人”反方向人口流动的历史例证的，还有“胡巫”“胡贾”“胡骑”在中原的活跃表现，“胡奴”也服务于内地的社会经济。而较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内迁的史实，则是匈奴的内附。这些现象都表现出北边交通体系作为民族交往的走廊的重要文化作用。东汉以后，军役往来、灾民流徙、异族南下、边人内迁等特殊的交通活动，都进一步加速了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

王剑利：

“亡人”身份边缘，在历史中的存在并不引人注目，但他们在跨越边界的过程中对文化和人群交融的重要意义，又值得深入探讨。人口的迁徙流动是河西走廊千年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

您和河西专题中各位学者对河西的历史、社会、文化不同面相的研究，也启发着我持续地走近河西走廊。在河西专题的开篇笔谈中，我尝试从冲突和沟通这两个机制，来理解河西走廊成为过渡地带的历史进程。河西走廊处于农牧交错带西北向的要地，历史上既是疆域变迁的回旋起落之处、饱受战争破坏之区，又是连结不同文化地理区域的“十字路口”。河西的文化多元共生与民族交融，是由冲突和沟通两大驱动力共同塑造的；同时，冲突和沟通的张力又将这种多元性辐射到走廊地带的周边区域，成就了走廊地带的连接性。在策划专题的过程中，我进一步尝试从共享和互嵌两方面来理解走廊地带自身的独特性。

河西走廊地貌多样，域内高山、河谷、绿洲、荒漠、草原等自然生境并存，不同人群在不同历史时期出入河西，形成了既交错共存又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这里的人们共享着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记忆，河西走廊上呈现出了地理生态、生计方式、民族、语言、文化、社会组织等各个层面的互嵌结构。

在河西专题的系列文章中，李并成教授和张景平博士展示出，国家力量和地方社会的人们共同塑造着河西走廊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各族人民共同发展水利、开发绿洲；李建宗、孙明远、王卫东等学者展示了走廊上的各民族如何通过商贸往来结成命运共同体，日常生活的智慧蕴含其间，农区和牧区的人们通过“认干亲”来建构关系网络，以实现经济交换与生计互补，骆驼客穿梭于丝绸之路的不同人群和文化之间，用他们的人生历程书写走廊的历史记忆；蔺海鲲教授呈现了敦煌哲学蕴含的文明共生逻辑；安惠娟、王文仁、钟进文等学者展示了不同民族群体共通的审美情趣，他们共享着《格萨尔》、“贤孝”、花儿等文化艺术，在语言的相互嵌入之中，实现了文化的调适与再创造。

如果说，河西走廊上历史而今发展出的民族交融、文化共生，是走廊地带能够在多个层面实现“多元互构”或“卯榫”功能的关键特质，那么可以说，冲突和沟通是实现交融、共生的外部驱动力，共享和互嵌是实现交融、共生的内部动力和关键途径。对河西走廊而言，不论是作为经略西北疆域、实现“大一统”的“国家走廊”，还是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形成与发展的“民族走廊”，抑或是作为对外开放的丝路要道和“文化走廊”，这些功能的实现，都与这一机制密切相关。

河西走廊专题进展到现在，主要是对河西的各个面相进行了粗线条勾勒和综观呈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辽西走廊并继续探索中国的区域联动机制的同时，我们还会尝试设计一些小专题，从更细微、生动、精细的角度“深描”河西的历史文化、社会形态和精神气质。时间与空间、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也许会让我们对于“何谓中国”拥有更深入的认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发，拥有更丰富、立体的视角。

作者简介：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边疆史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李鸿宾，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一级教授、著名秦汉史专家。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8年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