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据本阶段中国考古学取得的若干重要发现，将这一阶段的考古学发展划分为两期。第一期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文革”结束；第二期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

1949年10月成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5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属之），该所主动开展多个大型考古项目，尤其重视都城遗址考古，如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发掘、汉魏洛阳城考古、隋唐东都洛阳城考古、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考古等。另外，文化部文物局也组织了石窟寺遗址的调查等。与此同时，全国多个省博物馆或市县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以及北京大学等也开展了若干地方性考古项目，重要的发掘有河南的邓县南朝画像砖墓、洛阳西晋徐美人墓等；陕西的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李寿墓、李贞墓、西安隋唐墓群和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铜川耀州窑址等；江苏的南京南唐二陵、东晋帝陵、东晋王氏家族墓地、东晋颜氏家族墓地，南京及丹阳南朝帝王陵、大型砖印壁画墓，宜兴西晋周处家族墓，扬州唐城遗址等；吉林的集安长川高句丽壁画墓、集安洞沟高句丽古墓群、渤海国墓葬等；云南的东晋霍承嗣墓、南诏国都城太和城等；甘肃的炳灵寺遗址、大云寺塔基、嘉峪关魏晋壁画墓等；辽宁的北燕冯素弗夫妇墓等；浙江的曹娥江流域古窑址的调查发掘等；山东的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等；河北的磁县北齐高润墓等；山西的北齐厍狄迴洛墓、大同方山永固陵及万年堂、司马金龙墓等；广东的西沙群岛考古调查等；安徽亳州的曹操家族墓等；湖北鄂州的东吴孙将军墓等。以上是第一期内三国至隋唐考古比较有代表性的重要发现。这些工作对三国至隋唐的都城或少数重要城市考古、陵墓制度研究及墓葬分期、石窟寺研究、瓷业研究及瓷器分期、边疆考古及民族文化研究、南海考古等都有重要作用。即使是在“文革”时期，考古学者们也坚持田野工作，为三国至隋唐时期的考古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这一期的考古工作总体上还缺少学术主动性和体系性，重大发现较少，学术突破性不多。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遗物

▲冯素弗墓出土鸭形玻璃水注

▲集安高句丽王陵大型积石冢

第二期内，中国考古学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史无前例的思想解放及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下，在世纪之交的考古学学科意识激励下，在日益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引领下，在文物主管部门、专业机构、专业人员、考古经费、装备设施、专业出版等事业发展必要条件的支撑下，取得了重大进步，仅以1990至2018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例，本历史阶段就有31个考古项目入选。

▲法门寺地宫出土佛影骨舍利

本时期的主要学术特点：第一，重大考古发现大规模增加，为解决都城及其他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帝王陵墓及一般墓葬考古、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多民族文化考古等若干历史和文化学术问题提供了根本性条件。大型考古报告、考古简报、学术论文、学术专著、专业教科书、学术会议等日益增多。第二，各省级考古机构独立及市级城市专业考古机构的不断增加，对本期考古成果的增加发挥了重大作用。从此，以城市考古为中心的工作局面得以开创，这方面以西安、洛阳、南京、杭州、成都、北京、广州、宁波、郑州、开封、扬州、镇江、大同等城市考古专业机构的工作成就最为突出。第三，学术主动性考古逐步乃至普遍展开，以都城考古、瓷业考古、佛教考古、帝王陵考古、贵族及一般墓葬考古等最为典型。第四，丝绸之路考古事业的兴起，包括陆上丝路、海上丝路、草原丝路、西南丝路等考古工作全面展开，一些跨国合作考古项目和专业研究机构建设快速推进。第五，多民族文化及区域性文明的考古事业受到重视，如十六国考古，鲜卑从草原民族到中原民族转化过程的考古，三燕、高句丽、渤海国、吐蕃、回鹘高昌国、契丹、吐谷浑、南诏等考古受到重视，成果众多；敦煌学、吐鲁番学、龟兹学、北庭学、西域学等与考古学直接相关的专门学术领域的提出及相关成果纷纷涌现。第六，相关考古发现转化为文化遗产并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及世界遗产事业服务意识的普遍增强。这方面以西安大明宫、隋唐洛阳城、扬州唐城等一批大遗址及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专题博物馆建设、丝绸之路申遗、文旅融合发展项目等最为突出。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胡商贩马图

▲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图

运用丰富的考古资料揭示了中华文明核心区域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并立时期的文化与文明成就。特别是多民族文化及区域性文明的共生和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相关考古如鲜卑、三燕、吐谷浑、高句丽、渤海国、回鹘与高昌国、吐蕃、南诏、契丹、西域诸国考古等都取得了突出成果。以北方草原民族鲜卑族逐步融入中原文化的考古为例，其先后使用的都城盛乐、平城、洛阳、邺城、长安等皆有诸多考古发现；南方自秦以后也第一次出现政治中心建业及建康，对南方地区起到了社会引领和组织作用。黄河流域的百万人口和长期积累的若干文明要素南下之后对江南区域产生深刻影响，导致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化，中国新的经济中心逐渐养成，隋唐时代为了使西北政治中心与东南经济中心有机结合，不得不开挖联通南北的大运河，由此一直影响到唐以后的宋元明清，也促使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沟通。六朝都城考古、唐代扬州城考古、大运河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等对这些历史过程和具体的文化细节都有大量的实证性发现。

▲洛阳隋代回洛仓遗址

考古学对研究从三国政治分裂到隋唐统一及盛唐出现的“文化”运动过程及其必然性规律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方面涉及到三国至隋唐的都城制度、城市结构与形态、建筑、产业形态及物质文化面貌、技术、社会结构、帝王陵制度、一般墓葬制度、宗教、艺术、书写材料与文字等的变迁、演化、创新、走向统一等许多问题。以邺城、平城、洛阳、建康、长安等都城制度考古为例，考古学发现这一时期中国都城开创了中轴对称制、单一宫城制、里坊制、三重城郭制等，并于建筑材料、建筑形态等方面都有新的建树。在物质文化考古方面，这一时期的青瓷、白瓷、黑瓷、彩瓷等以及相关窑口的陶瓷业考古地位重要，资料证明，当时越窑、长沙窑、邛窑、邢窑、耀州窑等南北方多种窑口繁荣发展，以秘色瓷等为代表的“官窑”制度正式形成，外销瓷也登上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文化交流的舞台。唐代金银器、唐三彩、唐青花、唐代铜镜、唐代玉器、唐代墓葬壁画、唐代石刻及书法、唐代乐舞等专门性考古充分展现了大唐文化的博大精彩。

这一时期，南亚及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第一次全面影响中国文化，包括石窟寺、佛教寺庙遗址与建筑、佛教造像等在内的佛教考古与其他宗教考古成为重要领域，并且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佛教考古直接推动了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著名佛教文化遗存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全面进入影响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的重要阶段，从三国到南北朝的频繁通使，到唐代日本、新罗全面学习中国，使得这一时期的东亚考古成为显学。当然，中国的许多物质文化（如佛教艺术、金银器等）和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丧葬习俗等）也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发生诸多变化。西汉正式由中央政府主持开通的丝绸之路及对西域地区的有效治理，在这一时期正式开花结果，西域地区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汇合交融、民族互动进入新阶段。经丝绸之路进入内地的文化要素逐渐增多，特别是隋唐时代，西域在被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后，“胡汉文化”共生的现象通过都城、建筑、文字、墓葬形态、宗教艺术、军事与交通设施、思想与习俗等考古现象得到普遍的揭示和证明。今天的维吾尔族的直接来源“回纥（鹘）”民族也从中国的北方草原地带西迁，进入今新疆地区，逐渐融入当地文化。为此，丝绸之路考古及跨文化或跨文明考古成为本时期重要学术方向。丝路考古、西域考古、中亚考古等近年受到我国考古界的普遍重视。

除常规考古学方法，考古与历史文献、历史地理方法相结合等之外，三国至隋唐考古学者也注意使用新型科技方法。除田野调查发掘中使用的现代遥感、测绘、计算机建模、统计学分析等之外，近年来已经比较多地开展陶瓷、砖瓦、玻璃、金属、颜料、纺织品、历史环境等方面的科技考古研究，提高了资料的微观分析价值，在技术、材料、工艺、年代学、环境变迁、跨文化交流等各方面都获得许多新的发现。

当然，从总体上说，三国至隋唐考古存在偏墓葬，轻遗址；偏都城，轻地方城市；偏中原，轻边疆；偏传统方法，轻新科技方法的运用等现象。有的省份这一时期的考古力量不足，田野考古工作相对较少，相关考古学术成果比较薄弱。今后，建议继续抓好三国至隋唐时期的都城考古，同时重视一般城市聚落考古；丝绸之路考古（陆上、海上、草原等）应加大力度；多民族文化及区域性文明乃至多元一体化过程的考古研究有待进一步增强；做好手工业及其技术考古、大运河考古、科技考古、美术考古等专门性考古；以佛教考古为中心的宗教考古应进一步得到重视；加大现代科技手段在这一时期城市考古、民族融合、人口迁移、人地关系、文物保护等方面的使用；加强国内地区间、城市间、专门考古机构与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跨国的考古合作和交流。没有充分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这一时期有的问题达不到应有的研究高度与深度；希望有更多的城市建立专业考古机构，目前城市考古专业机构还是太少。同时加快对重要考古发现的资料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让社会各界共享三国至隋唐考古发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