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后，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将“观众”置于工作的核心。我国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博物馆等界定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这是对公共性的强调，要求其在收藏、研究等幕后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上，进一步聚焦直面公众的台前工作，也即以展示、教育、观众服务为主，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

早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性服务行业就已认识到服务质量对维持现有受众和开拓新受众的重要性。在博物馆界，1990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在解释博物馆的定义时，将教育与为公众服务并列视为核心要素。并且，学者古德（G. B. Goode）认为，“博物馆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有用的资源做了什么”。但对我国很多场馆而言，藏品或展览就是全部的观念根深蒂固。同时，不少场馆虽践行了相关观众服务，但业界尚未使用统一术语界定，包括混用社会服务、公共服务、公众服务、开放服务等，它们之间其实存在差异。

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备案博物馆达到5535座，举办展览2.86万个、教育活动33.46万场，拥有观众近12.27亿。可以说，博物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持续显现，已成为大家向往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2021年3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专列了“第十篇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并下设“第三十五章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这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跨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时代要求，亦是不断夯实文化强国基础的重要任务，以更好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在此背景下，提升博物馆的观众服务水平、强化相应的态度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将机构与公众连接，体现着一座场馆的社会价值。本文主要围绕博物馆“观众服务”是什么、为何重要以及如何强化建设等展开论述。

博物馆观众服务的供给是为了促使场馆成为任何家庭背景、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年龄层次或性别的人都能轻松参观和愉快体验的地方。《经营博物馆》（Running a Museum）一书指出，优质的观众服务能减少参观者的沮丧情绪、不适感及疲劳感，更能帮助他们享受展览与教育活动。若缺少了优质服务，观众学习与享受的机会将减少，回访人数也会下降。

那究竟什么是“观众服务”？根据国际博物馆界的惯例，它是相关生活服务的统称。若对应具体空间，《博物馆规划手册》（Manual of Museum Planning）一书将一系列非参观、非活动性公共区域一并纳入，包括门廊、主大堂、信息中心、售票处、寄存处、零售店、饮食区、VIP区域、公共厕所等。同时，根据美国博物馆评估项目的界定，观众服务指代为参观者提供的舒适设施和服务，覆盖了衣帽间、餐饮区、急救站、咨询台、卫生间、座椅、标示牌、电话亭、饮用水等。

2012年年初，故宫博物院开启了一场管理革命，更关注观众需求、注重公益性和人性化的细节设计，也即“不以管理方便为中心、而以观众方便为中心”。包括即刻新设了30个售票窗口并购置了很多快速售票设备，保证观众到馆30分钟内能买上票；在端门广场火速安置了200把椅子、56组树凳；对男女洗手间进行调整，甚至将一个职工食堂也改造成了洗手间。此外，南京博物院致力于从观众进馆到结束参观的全过程，提供全方位关心并照顾参观者，让他们充分体验优质服务。

在《博物馆观众服务手册》（Museum Visitor Services Manual）一书中，观众的服务体验被视为一个穿越一系列事件的“旅程”。而博物馆则是专业化服务的供给方，帮助观众就他们想参观什么、希望以何种方式参观等做出决定。无独有偶，《如何管理一家博物馆 博物馆吸引人的秘密》（The Engaging Museum:Developing Museums for Visitor Involvement）一书也采用了接近的观众“行程”概念。也即，观众服务涉及参观者从最初期望到参观结束这一体验的所有方面。同时，博物馆其实只能把控整个“行程”的一部分，虽然参观者视其为一个整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要求，“形成场馆服务、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相结合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而对入馆前、在馆中、离馆后三阶段观众服务的一体化策划与实施，正是对场馆服务、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相结合的博物馆观众服务网络的构建。同时，恪守服务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特点。在此背景下，我国博物馆“观众服务”主要是以满足民众基本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设施、产品、活动及其他相关服务。并且，它不是单一体验，而是一系列产品与服务的集成。当然，观众满意度也由一系列因素综合而成，但博物馆理应对其能把控的方面负责。

长期以来，我国博物馆都偏重收藏和研究等幕后业务，后来虽不断加大对展示和教育等台前领域的重视，但对观众服务这项不属于核心的外围工作，始终投入不足，并直接导致“一流的藏品、二流的展览、三流的服务”窘境。当下，文旅融合的大背景愈发凸显了服务经济时代博物馆在此领域的滞后。同时，博物馆面临的已不只是业内挑战，更严峻的还有业外文化娱乐休闲场所的竞争。这些机构的共通点在于，都致力于生产和传播难忘体验。而博物馆若想脱颖而出，唯有强化观众服务能力，并坚持丰富度、娱乐性、舒适度的三位一体。

（一）博物馆应实行“观众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人除非满足了基本需求，否则不会有精神追求。鉴于此，物质享受、生理舒适性是博物馆观众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首先回应人的生活需求。此外，参观者往往将其经历视为一段整体记忆，覆盖了展览和教育活动、商店、餐厅、卫生间、员工的友善程度等。正如美国学者约翰·福克（John H. Falk）、林恩·德肯（Lynn D. Dierking）在《博物馆体验》（The Museum Experience）一书中指出的：“观众对博物馆的感性认识是功能性的，因为他们是使用者，不是规划者或局内人，其看法不局限在学术层面或单件展品。相反，观众的感性认识是高度情境化的，其体验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

研究显示，自助参观者占据相当的比例，而观众服务尤其影响这类对象。因此，博物馆理应促使他们的旅程尽可能便利和愉快。并且，对大部分人而言，体验的质量取决于方方面面，是一个综合体。也就是说，即便场馆供给了优质的学习服务，但若在生活服务上不到位、让人产生负面印象，参观者就不会再来，同时他们还容易将糟糕体验传播。值得比较的是，在一家餐馆受冷遇并不会让一个人放弃下馆子，而在一家博物馆受冷遇，尤其是那些不常光顾的人，则会让他一辈子不再进馆。

另有研究显示，超过65%的观众同家人或朋友一起前来博物馆，目的是娱乐、学习或消遣。事实上，参观本身即是一项社交体验，无论你是单独前往还是与他人一起。而观众来馆主要有三项目的：看看那儿有什么、学习、与家人朋友在此共度好时光。对许多人而言，最后一项反而是主要考量。可惜，社交因素为我国博物馆所普遍忽略，由此也导向相应服务的缺位。玛丽莲·胡德（Marilyn G. Hood）在《游离：为何人们不选择去博物馆》（Staying Away: Why People Choose Not To Visit Museums）一文中分析，“与他人在一起，或是社会互动”“感觉环境舒服、自由自在”“积极参与”这三项属性的缺位，是绝大部分偶尔参观者和非参与者游离的主要原因，不管机构供给的文教产品与服务有多好（通常这些更契合经常性参观者）。

鉴于此，博物馆能否从当下公众的休闲开支中分得一杯羹，能否成为新型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中的重要一环，关键看其对观众的舒适度等是否敏感，同时机构需要更有效地推销自己。比如，与其将自身定位为供家庭一同学习的教育机构，不妨强调是一个供探索和发现的地方，家庭可享受一次短途旅游，与他人在此共度好时光等。时下，公众对于将要消耗金钱和有限休闲时间的活动，都变得越来越谨慎和挑剔。毕竟，在服务经济时代，人人都期待物有所值，并在价格和价值之间权衡。同时，即便是免费入场的博物馆，他们也希望在参观上花的时间与精力是值得的，能学习新知识、有娱乐性，并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等。

目前，“市场化”一词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表达博物馆与受众之间与日俱增的“供给——需求方”关系。一方面，这源于文化娱乐休闲场所、博物馆数量的急剧增长，间接形成了买方市场。另一方面，我国博物馆观众服务的缺憾并不止于供给总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有效供给不足。同时，信息公开也不足，包括许多观众都不知晓馆方拥有母婴室、便民药箱、轮椅、拐杖、婴幼儿手推车、便民针线包等。而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即是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供给是对需求的回应。因此，观众服务正如其名，得以受众需求为导向，以帮助机构维持现有观众，吸引新观众。

（二）“观众服务”强化博物馆的首要目的和教育功能

自2007年起，国际业界明确了“教育”是博物馆的首要目的和功能，于是教育、学习被很多机构纳入了使命/宗旨。但若我们不把观众服务好，教育又从何谈起？如果场馆环境令人难以接受，观众看展时也心不在焉。其实，那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硬件和软件如停车位、灯光、休息座椅、废纸篓、噪音水平、空气质量、温湿度等，都会影响人的学习体验。也即，优质生活服务的最终结果将强化博物馆的核心功能——教育，而将观众体验置于最高位置正是场馆教育的本质。诚如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所言：“现代博物馆的教育理应是建立在服务基础之上的教育，是寓于服务之中的教育。”

约翰·福克和林恩·德肯于20世纪90年代创设的“学习情境模型”（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中，已解读了个人、社会文化、物理三大情境的八大因素对博物馆学习的至关重要性，其中许多都直指观众服务。他们认为，任何学习的发生都是有环境的，学习是个体及其环境之间历经时间的对话。若观众在场馆中感觉安全或是知道预期是什么，他们将更好地学习。但当他们对方向或目标迷惑，将直接影响其聚焦展教内容的能力。

美国博物馆协会1992年的标志性出版物——《卓越与平等：博物馆教育与公共维度》（Excellence and Equity: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Museums）指出，美国博物馆作为教育与公共服务机构，有责任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并培养文明而人道的公民。同时，它提倡广义的公共服务理念，以实现博物馆教育和多元性使命。该报告标志着该国博物馆从传统的、强调学术的模式逐步转向新模式：虽然仍致力于“卓越”的学术研究，但更重视吸引社区民众，为更广泛的观众服务，这便是对“公平”部分的强调。

而与博物馆公平相关的，还有多元性（Diversity）与可及性（Accessibility）议题，以及通用设计（Universal Design，又称全民设计、全方位设计）等。它们都关涉观众服务，也即通过服务减缓甚至消弭公众参与博物馆的障碍，包括物理、感官、智识、态度、社会、文化或财务的。这正是对2020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Museums for Equality:Diversity and Inclusion）的注脚，亦是对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37条的呼应。

（三）“观众服务”是博物馆评估等顶层设计的要求

在我国最新版“博物馆定级评估标准”（2019年12月版）中，对一、二、三级博物馆都要求：“博物馆能依托自身资源，发挥特色和优势，在观众服务等领域，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引领行业发展方向，作出卓越贡献”等。并且，其覆盖范围已不止于观众服务中心、文创产品销售服务设施，还鼓励互联网售票、二维码验票以及拓展场馆开放时间等产品与服务供给。

我国现行的博物馆定级评估体系始于2008年，它从“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陈列展览与社会服务”三方面（总分1000分）进行评价并确定等级，其中“陈列展览与社会服务”占据了半壁江山（500分）。2019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办法、标准及评分细则修订，旨在引领场馆提升以展示教育、开放服务为核心的质量。具体说来，新体系树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愈发重视公众体验，更关注作为场馆建设、发展和受益主体的观众。比如，增加了对博物馆主动融入城乡人民文化生活及免费服务的考察，强化了观众调查、开放服务、讲解导览、志愿者服务等指标设计。也即，不再将传统的馆舍面积、员工构成、藏品和展览数量作为主要评估依据，而是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来评价什么是好的博物馆，让脱颖而出的馆首先是人民满意的馆。

与此同时，在我国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指标体系（2017年12月版，总分100分）中，一级指标分为“内部管理”（20分）、“服务产出”（60分）、“社会反馈”（20分）三方面，并且其下许多指标都关涉观众服务。如作为二级指标的“公众评价”（10分）就由“观众满意度”（5分）与“社会关注度”（5分）构成。并且，“观众数量”（10）等二级指标也都是观众服务水平的彰显。

2015年3月20日起施行、中国博物馆行业首部全国性法规——《博物馆条例》辟有“博物馆社会服务”一章。当然，该社会服务的边界大于观众服务。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物博物馆单位要强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盘活用好国有文物资源。支持社会力量依法依规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以及“鼓励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其所得收入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可用于公共服务、藏品征集、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等”。这些都对我国博物馆强化观众服务能力提出了制度性要求。

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我们得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就如何强化博物馆的“观众服务”能力而言，一方面需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加大服务总量供给；另一方面要提升服务品质，创新实施惠民举措，以实现量与质的一体化发展。总之，充分释放博物馆观众服务与场馆空间集聚共生的积极效应，推动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统一“观众服务”边界，构建与机构宗旨吻合的服务使命，制定中长期规划

近年来，全世界的博物馆都面临着从以藏品为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的转身，也即在定位上由物达人。但要真正成为以观众为导向的场馆，意味着机构在具体起草政策、规划项目时，必须对参观者的生理、情感需求等都保持敏感，并直接体现在服务上。当然，当务之急是统一“观众服务”边界，因为国内博物馆界时常混用社会服务、公共服务、公众服务、开放服务等概念，甚至是等同。其实，它们之间存在差异，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公众服务的边界都大于观众服务、开放服务。

边界明晰之后，不妨制定与机构宗旨相吻合的观众服务使命。如果馆方还未确立使命宣言，可直接将服务价值观等纳入。美国波士顿儿童博物馆（Boston Children’s Museum）率先构建了《服务使命宣言》。它首先用一句话声明其主要使命，然后陈述了几大目标，最后将这些总结成四个关键词以表达使命中的价值观：安全、关爱、展示、知识。

与此同时，博物馆在中长期规划中也应纳入观众服务内容。事实上，我们既需抓好“十四五”时期的相关规划及研究工作，又要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当代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建设。在规划中，我们得根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观众服务经费纳入预算，安排资金；不只是确立目标以吸引更多观众，关键在于明确对现有观众的服务是否完善等。美国拉斯维加斯市莱伊德儿童发现博物馆（The Lied Discovery Children’s Museum）的规划覆盖了两项以观众服务为导向的目标：通过改进展览、教育项目、观众服务质量，提高回访率；通过改进评估和调查方法，提高对参观者的了解。

上海科技馆于2016年编制了《上海科技馆“十三五”发展行动纲要》及11个专项规划。其中，在教育子规划中纳入了观众研究等重点任务。同时，该馆践行大调研与日常工作、问需与问计、对标看齐与联系实际、全面覆盖与突出重点、领导带动与部门联动的“5个结合”。比如，大调研期间，适逢五一黄金周和春游高峰，排队难问题突出。上海科技馆即刻推出网约、网售等措施，大大缩短了排队时间，影院上座率也提高了20%。此外，2018年春游师生团队同比增长8.5%，但就餐难问题凸显。博物馆又及时推出了临时用餐点，既满足了场地需求，又促进了孩子的习惯养成教育。

其实，无论是在博物馆使命/宗旨中，还是在政策、规划中明确和提升观众服务的位置，我们首先呼唤博物馆界人士的观念改变，毕竟理念先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最终形成机构对观众需求敏感和对质量投入的组织文化。

（二）设立观众服务部，在博物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中纳入公众代表

按照广义的界定，博物馆咨询台员工、讲解员、商店员工、热线接线员、清洁工、保安、维修工、志愿者以及观众服务区域的其他员工，几乎所有一线工作者都可被纳入观众服务部。当然，不同国家、不同场馆的部门设置有异，但观众服务部不可或缺，且其存在与发展是大势所趋。

可以说，所有理念与功能的转换都不可避免地影响或反作用于机构设置，或需要借助机构设置的调整来实现。当然，国内外博物馆在观众服务部的工作边界上存在差异，但核心内容是相通的。比如，国内往往将保洁、保安工作外包，并多使用开放服务部（如上海博物馆）、开放接待部（如湖南省博物馆）、开放部（如苏州博物馆）等称谓，其业务涉及票务、预约、接待、衣帽寄存、语音导览器租赁、展厅等开放区域的管理、观众投诉意见受理等。此外，大部分馆将开放（服务/接待）部与教育部/宣教部并列，区别在于有些将讲解、志愿者工作纳入教育部（如上海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有些则置于开放部（如苏州博物馆）。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南京博物院率先将社会教育部更名为社会服务部，正是基于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的初衷，更名后的部门集教育、导览、公众活动、观众服务于一体。

当然，博物馆除了设置专门的观众服务部门，还应根据其功能、任务和服务人口规模，合理设置岗位，配备专业人员。更重要的是，给予该部门足够的重视、投入。包括：提供资金支持；馆长及决策、管理层将部门主管纳入高层；让部门员工觉得馆方、同事重视其工作，并通过培训提升其综合素养等。毕竟，观众服务涉及许多不起眼甚至不为人知的工作，远不及新展览和教育项目那样光鲜亮丽。同时，相关员工作为服务的主力，却往往在馆内拿最低薪水、获最少关注。此外，业内只是近年来才逐步认识到观众服务同样需要专业知识。鉴于此，波士顿儿童博物馆的馆长和高层鼓励所有员工在中小学放假期间承担一线职位。许多人表示，一线职位乍一看扰乱了其业务，但有机会关心观众最终极大丰富了其工作，并让他们树立起对观众服务员工的尊重。另外，越来越多的场馆正在加大相关培训，从决策层、管理层开始，并且向所有员工普及，同时覆盖至志愿者、保安、保洁人员等。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界如火如荼开展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即提倡建立理事会等决策机构，它由博物馆举办者或其代表、馆长、职工代表、社会人士组成。不仅《博物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对此有立法规定，新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要求“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设施建设运营”“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这些顶层设计都敦促博物馆赋予公众更大的场馆使用自主权，并应用众包、众筹的新路径，提升观众服务发展。

（三）基于公众视角评估观众服务，进行标准化、系统化管理

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休戚相关。在日常工作中，博物馆工作者首先需要具备责任和使命以及能力和意愿去检视其观众服务结果，从中寻找不足并努力改善。若服务供给方只提供创意和内容，却没有评估成效及观众体验，那便如同没有尽到基本职责。

值得参照的是，“质量审查”是许多企业评估和加强服务的重要手段，它从受众角度提供了一种快速、有效的路径。早期的质量审查主要基于服务供给方角度，典型的做法是：提供一个清单，列举管理层认为重要的方面，然后逐项审核。目前，它已转向受众感受审查，即呈现受众眼中的服务，并且通常由专业咨询机构完成，而非内部员工。此外，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塞沃克尔质量评估体系（Servqual）是依据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理论应用在服务行业的一种新测量方法。其核心是服务质量差距模型，也即服务质量取决于受众感知水平与期望水平之间的差别程度。其中，期望是先决条件，供给优质服务的关键是超越受众的期望值。

无论哪种服务评估体系，其核心目标是相通的：帮助博物馆等不断达求观众服务的提升，以动态平衡受众感知与期望值。毕竟，所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都想证明其生存和发展价值，而开展内、外部评估业已成为运营的必须项。当然，受众的期望随时间而改变，所以对质量的追求是一种动态概念。鉴于此，馆方宜建立一种系统衡量方法，并且评估结果能与先前的比对，如此才能检测出整改的效果等。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已规定：“建立反映公众文化需求的征询反馈制度和有公众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考核评价制度，并将考核评价结果作为确定补贴或者奖励的依据。”

博物馆除了启用顾问、寻求第三方专业人士协助评估外，更重要的是，鼓励观众服务部或相关部门员工参与评估进程，并将每年的结果纳入年报、年鉴中。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在每年都在官网上发布数据，呈现过去一年的观众服务、安全保障、陈列展览、藏品征管、科研活动、社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文创开发8大板块内容，且将观众服务置于首位。同时，北京汽车博物馆自2013年起率先创建了服务标准化，已制定标准化管理体系企业标准178个，编制岗位工作手册263份。标准覆盖率达100%，实施率达95%，并出版有“北京汽车博物馆标准系列丛书”。其中，馆方决策层、管理层的职责可以为创建上述环境营造氛围，搭建制度框架。而关注结果但更关注过程的氛围有利于培育一种机构文化，以鼓励自我评估和观众评价。

当然，除了各馆“点”上的努力，在“线”和“面”上，我国博物馆界于2018年发布有《博物馆开放服务规范》（GB/T 36721-2018）国家标准，目前正编制有《博物馆公共服务规范 总则》《博物馆公共服务规范 经营性服务》等全国性行业标准。同时，各级各地文物主管单位亦可制定指导标准，建立博物馆观众服务的综合协调机制等。

（四）量身打造多元化、个性化的观众服务，契合文旅融合的迭代升级需求

能否供给观众优质的学习和生活服务，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在知识、技能、情感上的收获，而且从长远看，也影响到其忠诚度，关系到各馆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一方面博物馆需要通过观众服务这一窗口，搭建机构、员工、民众之间的桥梁。而一旦构建起了三者之间真诚以待的氛围，甚至创造了员工和观众互相学习的循环体系，将极大丰富场馆优质服务的内涵，同时观众也一定会感受到。事实上，在服务环境的所有构成因素中，面对公众的人是最重要的。如果机构善待自己的服务供给者，他们也会善待你的公众。《如何管理一家博物馆 博物馆吸引人的秘密》一书将博物馆员工与观众发生直接接触的时刻，称作“关键时刻”。此外，塞沃克尔评估系统也特别强调人力维度，在定义服务质量的五大维度中有三项（响应度、保证、移情作用）都取决于员工的表现。当然，博物馆内部善用授权机制也很重要，也即授权相关员工根据实际情况，提供解决信息、建议、方案，最大化发挥其态度和能力。

另一方面，博物馆体验的意义成型并受限于公众先前的知识、兴趣、信念，因此场馆中的学习总是高度个人化的。而我们的目标是，在为观众供给共性、基本服务的同时，也为其量身打造独一无二的体验。事实上，服务的标准化、系统化与多元化、个性化并不矛盾，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质的提升。包括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状况、环境条件、文化特色，合理确定观众服务的种类、数量、规模及布局；根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提供富有针对性的服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提高数字化和网络服务能力等。

可以说，量身打造的体验是博物馆与观众之间永远的合作，不再是单向解说，而是双向交流，从独白进阶到对话。过去，博物馆的特别服务往往只针对特殊观众，但现在是时候学习如何为大众量体裁衣了。包括利用众包方式了解公众需求，并促使不仅想“看”还想“做”的对象进一步参与部分业务，同时这也有利于机构获取社会支持。当下，不少场馆已通过富有“相关性”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对观众的身心产生影响，以达求“共鸣度”，并进一步激发其“同理心”，作用于日后的行为。而相关性、共鸣度、同理心正是博物馆企及观众的关键所在。同时，到位的博物馆观众服务，即便只是一个细节，也绝对带有温度，让人难忘。对博物馆而言，践行卓越与平等的终极目标之一，恰恰是激活观众的内在情感、影响其态度甚至是改变其价值观，最终每个人都将在博物馆体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拥有美好回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要求：“应当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优秀公共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鉴于此，推进多元化、个性化，亦是博物馆观众服务发展的指向。也即，既突出价值引领，坚守以人为中心的供给要求，又彰显场馆文化创新的要义，释放文化产业开发的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在大众文旅需求不断升级、对供给侧要求越来越高、消费迭代升级加速的背景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博物馆必须紧盯趋势变化，在提供传统产品、服务的基础上推出更多独特体验，以达求更高的品质分享与更多的公众参与。

自20世纪80年代的新博物馆学运动以来，博物馆界发生了一系列改变。相较于传统博物馆学，新博物馆学的重心更在于关怀公众、社区乃至全社会的需求，提倡大众主义的发展策略，这也体现在2019年9月日本京都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研讨并投票的新博物馆定义上。事实上，现代博物馆除了不断加大展示、教育力度，还有一大改变是，较之以往更注重观众服务，以受众体验作为重要考量。而观众服务的滞后恰恰是制约我国博物馆发展的一大瓶颈。

时下，文旅融合的新背景正指引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大繁荣。2020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多处提及博物馆线上预约、文创、红色旅游、夜间经济内容，它们与观众服务直接相关。事实上，文化建设对旅游业的战略引领和支撑作用将愈发明显，因此博物馆若想被作为社会中有价值、积极的参与者，就得为尽可能广的人所使用。而为了更好地生产和传播知识，博物馆首先要成为合格的观众服务供给者，这是基础，也是前提。

在此，特别呼唤博物馆加大重视和投入观众服务工作，包括将其纳入机构使命/宗旨并制定规划，提高部门地位并加强员工梯队建设，基于观众角度评估博物馆的标准化运营，并为受众供给既达标的共性产品、又富有个性与温度的服务。一言以蔽之，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而“迈向真正的公共性”恰恰是我国博物馆在结构转型社会背景下的一大目标。也即，以“教育”为核心，以“服务”为关键。此外，我们还将秉持为大局服务的理念，充分发挥场馆对文化、旅游交流与合作的窗口和纽带作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进一步促使博物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增强民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