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考古天团来长沙　　1951年10月11日晚8时11分，从武汉开来的列车缓缓驶入小吴门外的长沙火车站。下来的乘客当中，有夏鼐、安志敏、王伯洪、陈公柔、钟少林、宋伯胤、王文林七人，前五人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二人来自南京博物院。他们此行组队来长沙的目的，是发掘长沙近郊的古墓。　　10月中旬的长沙之夜，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时节好，心情理 ...

　　考古天团来长沙

　　1951年10月11日晚8时11分，从武汉开来的列车缓缓驶入小吴门外的长沙火车站。下来的乘客当中，有夏鼐、安志敏、王伯洪、陈公柔、钟少林、宋伯胤、王文林七人，前五人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二人来自南京博物院。他们此行组队来长沙的目的，是发掘长沙近郊的古墓。

　　10月中旬的长沙之夜，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时节好，心情理应亦好。但此时却未免有些小意外——车站出口竟没有接站人员。幸亏宋伯胤此前曾来长沙，并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湖南省文管会）有些沟通。因此，就由他领着大家前往位于局关祠协和里七号的湖南省文管会。方知，因中南局文化部发来的电报尚未送达，并不知道工作队抵达长沙的具体时间，以至误了接站，且住房亦未安排妥当。无奈，只能由文管会联系湖南省政府交际处安排在和记公寓住下，用完餐已是晚上10点多。

　　这次在长沙即将开展的考古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考古队在长江以南进行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工作。长沙乃楚汉重镇，周边战国汉墓甚多。建国初年长沙大兴土木，建筑工程中发现很多墓葬，被毁被盗严重，墓中文物流向社会，影响很坏。1951年1月，中南区文化部致湖南省政府函《严禁盗掘长沙古墓》云：“查长沙近郊，年来发现古墓多处，大都为战国至汉之遗址，遗存极丰，并多珍贵。因之商贩外人，趋之若鹜，勾结土霸地主从事大规模的盗掘。搜罗所得，不仅制作精美，且保存完好。……我中央人民政府三令五申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对文化遗产之重视，远逾前代。故今后长沙古墓、遗址不容再有破坏，遗存不容再有损失，自无待言。你府职责所在，对于中央人民政府政令，谅已严格执行。除对于古墓及附近一带地区，暂时绝对封禁止任何挖掘外，以待将来清理，并嘱交通检查机关加紧注意古物运出，调查出土古物之在商贩手中者，及私人收藏者，以便收集。此为贯彻我中央人民政府保护文物政策的基本条件，想你府必表同意。”在此情况之下，湖南省政府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抢救性考古发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但湖南省文管会缺乏考古人员，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决定由常务副所长夏鼐率队来长沙配合工程发掘古墓葬。为准备这次发掘，夏鼐数月前就开始查阅有关长沙历史的书籍，包括陈运溶《湘城访古录》、光绪《善化县志》、嘉庆《长沙县志》、蒋玄怡《长沙出土器物图谱》、金陵大学（三十二年）《长沙古器物展览目录》及柯强（柯克思Cox）《耶鲁长沙古物展览目录》、光绪《长沙县志》，并做了札记。在前往长沙的火车上，还阅读了商承祚的《长沙古物闻见记》。他所率领的队员安志敏、王伯洪、陈公柔，以及12月6日抵达的石兴邦、王仲殊，是为考古所著名的“五虎上将”。这些成员，年前跟随夏鼐参加了辉县琉璃阁、固围村的发掘及在河南进行的考古调查，熟练掌握田野考古技术方法。多少年后再看这支队伍，真可称得上考古天团：队长夏鼐41岁，安志敏27岁，王仲殊26岁，陈公柔32岁，石兴邦28岁，宋伯胤30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经夏鼐亲自培养、调教，日后都成为了中国考古界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到来，是长沙文物之幸，湖南考古之幸。

　　和所有的考古发掘队开展工作一样，工作队首先是与地方联系，取得协助和支持，本地对口协作单位是湖南省文管会，于1950年10月成立，省文教厅长朱凡任主任，副主任为陈浴新，实际主持日常工作。到达长沙的次日，即由湖南省文管会成员蔡季襄带领，前往文管会拜会陈裕新副主任。陈为湖南安化蓝田（现涟源市城区蓝田街道）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长期军旅生涯，为长沙和平解放和湘西剿匪做出重要贡献，时任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湖南军区高参、省政府委员，1950年10月被任命为省文管会副主任委员。见面是礼节性的，午餐亦由文管会招待，地点在李合盛牛肉馆。下午搬入省立博物馆筹备处，在兴汉门外留芳岭46号，乃洋式楼房，颇为宽敞。这就成了工作队的驻地了。

　　此后数天做考古发掘前的准备工作，如与湖南省文管会谈合作事宜，考察观摩长沙出土古物，包括观摩蔡季襄捐赠的此前陈家大山楚墓出土人物龙凤帛画。购置工具、晒蓝地图、野外踏查、确定发掘地点。湖南方面派出了省博物馆筹备处程鹤轩参与发掘，后有土夫子谢少初（谢丙）加入其中。这是有姓名的土夫子，是否还有其他土夫子加入，未可知也。

　　10月18日考古发掘正式开工，首选发掘点为陈家大山，即今长沙九所宾馆西侧的省委接待办陈家山宿舍一带。当日即开始发掘三墓（M101—M103）。后来又陆续新开了几个发掘地点，基本情况如下：

　　陈家大山，10月18日开始发掘，10月29日结束，编号M101——M125 ，共计发掘战国—汉墓24座。

　　伍家岭，10月26日开始发掘，1月10日结束，编号M201——M273，共计发掘战国—汉墓64座。该墓地M203（西汉后期）发现了车船模型，夏鼐亲自修复和复原车船结构，将“有栏杆的两辆车子复原问题，大致加以解决。”整理木船时“发现船上楼阁结构。”该墓前室还出土了“鱼鲊一斛”的封泥匣。鱼鲊，是用盐和红曲腌制的鱼，该工艺至今还存留于湘西、湘南地区。

　　识字岭（子弹库），10月29日开始发掘，1月16日结束，编号M301——M357，共计发掘战国—汉墓50座。12月28日清理M345木坑（战国），《夏鼐日记》云：“木椁及木棺保存极佳，为抵长沙以来所初次遇到保存如此之佳者。木棺有盗洞二，揭盖后，露出人首，头颅尚带头发，此为来长沙发掘迄今第一次见到人骨，棺内又有草席及丝绢痕迹，但遗物似不多。”

　　徐家湾（杨家山、五里牌），12月6日开始发掘，2月22日结束。编号M401——M407，共计发掘战国—汉墓7座。M401为大墓（西汉后期），《安志敏日记》云：“找清墓室东壁及墓道，墓道宽4米，墓广13.2米，土堆高5米，直径20米，此墓在王后冢之东，其规模较王后冢为大，虽曾经盗掘，必仍有剩余。”1月4日，M401“午后清出金锭一，形制与伍家岭出土者相同，唯表面印有一字，似为‘黄’字。”1月5日“清出一漆盘残片，背面书有‘杨主家般’，可知其与王后冢，当为同一家族之墓葬。”该墓发掘费时费力颇甚，《安志敏日记》载：“M401共用工2197个，在数目上讲不为太多。”

　　发掘期间，还了解到湖南长沙以外其他地区——澧县发现新石器遗存。《夏鼐日记》云：“12月30日，中午蔡君偕邝委员来。今年3月间赴澧县调查文物，知其地有新石器出土，现藏文管会之有孔石斧及小石锛即澧县出土。闻出土地点在离城10里之铁坑，当地人修筑澧水河堤时所掘。”这是湖南新石器遗存的首次记载，而发现地是新石器文化遗存重镇澧阳平原，意义深远。

　　关于工地发掘结束的时间，《长沙发掘报告》说2月7日发掘结束。但据《安志敏日记》记载，实际上到2月22日才结束，因为这天安志敏还去工地观察M406（战国）二棺二椁墓之水沟，并踏查马王堆。

　　工作队成员是陆续离开的，1月12日，夏鼐离长沙，1月24日王伯洪离开，2月20日，石兴邦、王文林、陈公柔离开。宋伯胤何时离开，查无实据，从《夏鼐日记》中看，1月12日夏离开时宋还曾前往车站送行，此后安氏日记无载，推测宋伯胤应是在夏之后不久即离开长沙的。2月28日安志敏、钟少林离长沙，长沙发掘工作正式结束。

　　在长沙发掘期间，有些旧事亦应提及。10月12日，即考古队到达后第二天上午拜会湖南省文管会副主任陈裕新，陈在三兴街李合盛牛肉馆设宴招待。一个月之后，1月11日夏鼐离开长沙前，同样在三泰街李合盛牛肉馆回请了陈裕老（新）及蔡季襄，夏鼐非常详细地记载了这次宴请的菜谱及所花费用。一共花了21万余元（菜价14万元，计两冷：花腱、盐鸭；两热：盐炸腊舌、药蒸牛鞭；八炒：炒牛百叶、红烧牛脑、红烧牛筋、麻辣子鸡、红烧桂鱼、笋尖牛丝、清炖牛肉、金钩白菜）。李合盛牛肉馆是长沙颇富盛名的酒馆，从前能办全牛席，34样菜皆出于牛身上。为长沙军政界人士经常光顾之地，郭沫若、田汉亦多次在李合盛牛肉馆用餐。其镇馆之宝是牛中三杰——烩牛脑髓、发丝牛百叶、红烧牛蹄筋。

　　发掘期间，涉及物资购买、民工管理、文物暂存、工作转场都有不少具体事项需要队员们，特别是队长夏鼐去一一落实。同时还要处理与湖南省文管会的关系问题，这个文管会名义上是文物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数十人，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乡绅耆宿，其中除蔡季襄具有一些文物知识外，其余均不懂文物，更不懂考古，但文管会每天都会派人参与考古发掘，名为参与，“实际上当为监视工作”。文管会一再提出要求工作队将文物副本——我理解为同种类型器物两件以上者——留在长沙，但出于考古发掘工作的基本程序，这个要求没有答应。这导致次年湖南省文管会自行组织违反操作规程的胡乱发掘，招来中南区文化部对湖南省文管会提出严厉批评，也为陈裕新后来政治生涯埋下祸根。程序规范及规矩意识，大局意识，无论何时何地，看来都是需要严格遵循的。

　　模式与范式

　　长沙发掘规范了发掘古墓的操作程序和方法，拉开了湖南考古七十年的序幕。

　　长沙发掘工作团为湖南考古留下了火种。对于一次考古发掘项目，组建考古工作团或考古队成为后来考古发掘与管理的基本模式，队长即为后来的领队或项目负责人。在夏鼐执笔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里，署名是“考古研究所湖南调查发掘团”，在正式的发掘报告里，署名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工作队”。工作队走后，湖南开始了自己的考古工作，1952年湖南省文管会组成“长沙市近郊古墓葬清理工作队”。同年，顾铁符率领队伍来长沙指导发掘。1953年成立“湖南省文物清理工作队”。1958年，成立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1986年6月考古部从博物馆分立，成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就是湖南考古机构的历史沿革和大致演变过程。

　　有人指出：模式是外在的规范、规律性的描述；范式是内在的，更加深入的原理、原则的描述，甚至可以认为，范式是模式的模式。长沙考古奠定了良好的考古工作模式和学术范式。首先是坚守与责任，考古队一切以工作为重，在住宿、请工等方面尽可能节约，工作期间尽量赶时间，雨天也上工。工作不分白天晚上，不分工作日节假日，即使元旦、大年三十也都在工作。这开创了一种精神，成为中国田野考古的特点与作风。其次是工作细致严谨，科学求实。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严谨扎实的学风。比如对于车船模型的复原，对于棺椁的清理，对于墓地的编号等，方法先进，描述准确。对于墓葬棺椁结构的研究、墓葬形制分析、陶器与墓葬形制结合进行分期等，都是相当好的创建。第三是形成一套墓葬发掘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并从方法论上予以概括，这就是很好的学术范式。多年之后，石兴邦执笔的《考古工作手册》田野考古方法中涉及的墓葬发掘内容，显然是有长沙发掘积累起来的经验之总结与提炼。第四是考古发掘成果及时公布，及时向公众宣传。在发掘期间举行发掘成果展览会，第一时间将成果向社会公布。扩大了考古的影响，宣传了地方文化。这绝非多余，而是考古学的最终使命，直接指向考古发掘、保护与研究的目的，直接回答考古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更是建立在工作模式和学术范式上的理论与实践。

　　1951年的发掘还见证了长沙城市的历史变迁。小吴门外的火车站已在城外，伍家岭、沙河桥遍布砖厂，陈家大山，识字岭、徐家湾、杨家山、五里牌都是郊外。《安志敏日记》中记载当时的长沙城，就是以现在还保留的那些叫“XX门”的地方为边界的。东边的浏阳门、小吴门、经武门；北边的新开门、湘春门；南边的黄道门，再加上西边的三门，俗称长沙老九门。城外就是郊区，是古墓葬集中的地方。实际上，九门之内也有战国西汉墓葬和墓地，因为早年的城还要小。从这个意义上说，1951年的长沙发掘亦可视为中国城市考古之发轫。

　　薪火相传、星火燎原

　　长沙发掘的薪火，已闪耀于湖南历史的星空；长沙发掘的点点星火，已燃遍湖湘大地。从1951年到现在，70年的湖南考古，为中华文明探源和湖湘文化探源提供了切实的学术成果。湖南考古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仅填补了秦汉以来湖南历史的大片空白，更重建了先秦时期湖南历史的基本框架。我们的工作延伸了湖南历史轴线，将湖湘文化源头大大提前；我们的工作增强了湖南历史信度，丰富了湖湘文化内涵；我们的工作证明古代湖南积极主动参与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在长达数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湖南地区与周边文化融合与互动，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70年湖南考古主要成就如下：

　　一是通过考古工作，建立了湖南地区先秦史和史前史的基本框架。这方面有几项重要考古发现具有典型意义：津市虎爪山发现距今50万年前的旧石器，从虎爪山到十里岗，旧石器年代和文化序列的建立使得湖南成为南中国旧石器文化谱系最清楚的地区；玉蟾岩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水稻，并复原出中国最早的完整陶器；高庙的白陶是中国最早的精神文化和史前艺术的杰出代表；城头山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址；孙家岗出土的玉器表明湖南广泛参与了早期中国文明化的进程。

　　二是通过考古工作，填补了秦汉以来湖南历史的大片空白。炭河里古城的发现表明湖南在商周时期存在过方国，并缔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东周时期系列楚城的发现实证湖南从化外荒蛮之地进入国家序列；战国秦汉简牍的发现表明湖南从楚国开始就建立了郡县管辖；马王堆汉墓及一系列汉代王侯陵墓的发掘打开了湖南两汉与上古文化关联的基因密码；走马楼吴简的发现揭示六朝时期湖南的历史图景；隋唐至宋元明清湖南陶瓷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湘阴窑、岳州窑、长沙窑、衡州窑、衡阳窑、醴陵窑六大窑址耀彩中华；老司城土司遗址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是通过考古工作，揭示了湖南华夏化进程和湖湘文化起源与发展过程。

　　首先，湖南史前考古证明湖南地区史前文化参与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互动，为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文明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水稻的驯化与栽培对于中国稻作农业文明的贡献、城池的建立对于中国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贡献、高庙白陶图像对于中国艺术与信仰等精神文化方面的贡献。其次，湖南历史时期考古实证了湖南华夏化进程和湖湘文化发展进程。湖南青铜器吸收融合中原和本地特色，为中国青铜文明增添了湖南瑰宝。通过商周时期湖南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要服化外之地接受华夏文明的具体过程。考古还显示，华夏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民族的南迁，实际上从距今4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三代又以楚国为高峰，直到长沙国建立、三国混战、衣冠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元明时期江西填湖南等，都能找到谭其骧所说的湖南人之由来，蛮族血统与华夏血缘结合的考古学证据，湖南的华夏化和湖湘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融合与交流中达成的。

　　四是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利用：主要方式是开展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湖南“十三五”期间的国家大遗址项目有十一处，位列南方各省前列。考古遗址公园开放为文旅融合提供支撑。其中之一的方式是做好文物考古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做好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通过考古遗址公园推动文旅融合、文物科技融合。开展考古研学游，发展文旅产业。在澧县城头山、长沙铜官窑、宁乡炭河里等考古遗址公园开展考古研学游，将考古科研的成果通过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展示和考古体验等方式，向社会公众传播文物考古知识，助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湖南考古所积累起来的文旅资源正为文旅产业开发利用持续带来强劲动力，犹如春潮奔涌，滚滚而来。

　　这些工作都是自1951年长沙发掘之后开始的，其成果也都是从那之后取得的。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湖南考古就是总书记讲话精神的生动体现，也再一次印证了夏鼐先生给《湖南考古辑刊》的题词：“湖楚文明数千年，长沙发掘著先鞭；马王堆里多瑰宝，更出新篇后胜前。”

　　初始在路上

　　2021年是建党百周年，正好又迎来中国考古百年。奋斗百年路，起航新征程。对于中国考古而言，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百年才是初始，湖南考古70年更是初始，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对于考古发掘对象而言，每一次的发掘都是初始，是过去与现在重逢的初始，每一次发掘的出土文物也都是其进入史料的初始。考古的目的是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因此注定考古从来就是常挖常新，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湖南考古肩负着构建中华文明，传播湖湘文化的光荣使命，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考古工作者要从服务大局、增强文化自信的政治高度。实施好“中华文明探源”、“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围绕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研究等重大历史问题集中考古力量，开展专项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开展考古工作的同时，要强化保护第一，切实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此外，要加强成果传播，更好展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湖湘文明和中华文明。做好湖南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宣传推广，让文物活起来。

　　具体就湖南考古而言，要做的学术课题主要是以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为基本任务，围绕考古中国和湖南区域文明化进程的总基点，构建五大研究体系：一是以更新世环境与文化研究为重点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体系，核心是现代人迁徙和文化变迁研究。二是以稻作农业起源和社会复杂化研究为重点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体系，核心是聚落考古研究。三是以蛮夷之地华夏化进程研究为重点的湖南商周秦汉考古学研究体系，核心是商周青铜器和战国秦汉城址研究。四是以湖湘文化研究为重点的六朝——明清考古学研究体系，核心是城址、墓葬与陶瓷研究。五是以文物保护勘察设计及保护规划、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公众考古为重点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体系，核心是遗产价值、保护技术与利用方式研究。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永远行进在考古初始的路上。惟脚踏实地，走好当下的路，才能一步步走向未来，走向成功。

（文章来源：“湖南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