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石器考古与文明起源研究》　　李绍连，《河南文物考古论集》 第124~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　　作者认为文明的产生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社会条件:　　一、社会生产力必须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能够制造出生产所必须的各式具，尤其能够铸造和使用金属工具。农业和手工业发达，个人所掌握的工具和生产技术足以使个人生产所得除维持个人生存外还有 ...

　　《新石器考古与文明起源研究》

　　李绍连，《河南文物考古论集》 第124~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

　　作者认为文明的产生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社会条件:

　　一、社会生产力必须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能够制造出生产所必须的各式具，尤其能够铸造和使用金属工具。农业和手工业发达，个人所掌握的工具和生产技术足以使个人生产所得除维持个人生存外还有一定的剩余。我国仰韶文化晚期以后的生产力水平已具备了产生社会文明的基础。

　　二、作为社会细胞的父系个体小家庭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条件。它具有以下几点作用:①瓦解了氏族制度存在的基础。②促进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③刺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三、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也是文明产生的重要社会条件。私有制是在氏族公社

　　公有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进入文明社会后通行的普遍的社会经济制度。据我们分析，仰韶文化晚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之间，已产生了私有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被少数人所占有，广大劳动者日益贫困，由此导致阶级对立，进而产生国家，进人文明社会。

　　四、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思想意识的质变，是文明社会产生的社会精神条件。这种变化具有其客观必然性，它促进了各种文明社会必要条件的产生，可以把它看做是古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除了社会条件外，我们不应忽视外部条件的影响。文明产生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原始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变革。我们考察文明起源时应充分考虑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但亦不能将它作为文明的决定因素来看待。

　　

　　《中国史前文明的多元发生及其融聚轨迹》

　　邓乐群，《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1期第21~27页

　　本文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古文献材料来论述中国古文明的发生与发展的轨迹。指出中国史前文明的发生与发展，具有多元复合的显著特点。早在先夏时代，中国的原始部族文明即经历了星散于全国各地，融聚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然后再辐射于中国各地乃至环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轨迹，至西周时已初步奠定了政治统一、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文明格局。中国文明“一 元发生论”与“满天星斗论”虽各有所据，但这两种静态的古史观，均难以解释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成因。所以，本文作者旨在纠正两者的偏差，对中国史前文明的多元发生及其融聚轨迹做一动态的描述。始自炎黄时代的阪泉、涿鹿之战，并延续至商周之际的部族统一战争，在中国史前文明多元发生及其融聚轨迹中，客观上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第一，史前部族战争导致的血缘旋涡，造就了华夏族和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家庭一中华民族。

　　第二，史前部族战争导致的政治突变，规范了以中原华夏族政权为正统的历代大统一王朝的发展模式。

　　第三，史前部族战争导致的经济交流，开创了中华民族以农立国的发展道路。第四，史前部族战争导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中华“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的思想文化基础。炎黄至西周，是中国史前文明首次发生突变的重要历史时期。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部族战争，将多元发生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初步纳入了政治统一、 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道路。由于远古史迹的湮灭不彰，这一重要的文明时期给人们留下了无数难解的谜团，并导致了“一元发生”论者与“满天星斗”论者的各执-端。因此，作者最后强调探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成因，必须广泛采纳各学科的最新成果，并借助去伪存真、取宏用精的研究方法和大文化的学术视野，才有可能拨开重重迷雾，把握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波澜叠起，从多元不断走向一体的历史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