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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葆台汉墓一号墓(七)纺织品
壹 墓葬位置和发掘经过
贰 壹号墓
一 墓葬形制
(一)封土
(二)墓道、(三)墓室
(四)棺椁、(五)人骨
二、随葬器物
(一)陶器
(二)铜器
(三)铁器
(四)玉石器
(五)骨角牙器
(六)漆木器及其嵌件
(七)纺织品
共出土12件。有绢类、刺绣、漆纱和组带等。均出土于外棺与中棺底板上。因棺椁坍塌,纺织品多错落褶绉粘结为一体,很难展开,故全貌已不可辨。下面仅取一-些标本加以介绍:
绢类 得到的绢织物较多(见附表),如标本(844). (848)和(849)残片,均发现于中棺内底的南端。(844)现呈驼色,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88x58根。(848)现呈棕黄至深褐色。绢中不规则地夹有丝棉及朱砂,其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42 x 72根, (849)最细,为185x75根,平滑光洁细薄如纸,在低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织物表面几乎全为均匀的轻浮点所组成,织得极为紧密,其密度仅次于满城刘胜墓出土的细绢①(每平方厘米200x90根)是当时称为纨素的高级平纹丝织物。
刺绣 绛紫绢地刺绣残片有2件,都发现于外棺棺底的内面南端,(842)残长61.5、宽35.5厘米。(843)残长80、宽40厘米,它们正好为中棺底板所压,被紧紧地夹封在有完好漆膜的两层棺底板之间,从而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但因错褶绉和重压,已粘结为一体,表面平滑得如同腊笺纸一样,很难完全展开,推测可能是棺衣的某一部分,棺衣的形制或与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类似。绢上附有数段压扁了的绳索(可能为麻制品,已碳化)。有粗细两种,皆为双股拈合,绳外还套着绢条缝制的套子。窄的1.5、宽的3厘米。绳索可能是向外棺安放中棺时使用的(图版三六,1)。此外尚有长60一80厘米不等的4合股丝绳数根,散放于绣绢织物上或棺底中,粗约0.2厘米,末端有的还结有绢带5- 6厘米长,双分作燕尾式,也许是葬具上的某种饰件,或者是乐器散乱之后留下的弦线。绣绢的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6 x 28根,绢厚0.18毫米,织造得很结实。绛紫色,色调沉着、艳丽,应是战国以来名贵一时的“齐紫"传统染法染成的②。
刺绣花纹,是典型的汉代式藤本植物图案,单位纹样由1条反S形为主干,两端再饰以蓓蕾和花穗构成(图五八),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花纹,诺因乌拉墓出土的针黹篋上的刺绣花纹及甘肃武威磨咀子第二二号墓出土的东汉织绵刺绣针黹箧都和这基本相同,是两汉规范化了的装饰纹样⑧。单位花纹的外廓, 略作菱形,约高4.7、宽2.2厘米,按菱形格排列组成面饰(图五九)。
花纹的色彩已经消退,从标本上仅能约略看出一些差别,究竞原来是什么颜色已不能分辨,但从背面观察其穿针引线,分针设色的形迹,可以知道花纹有6个颜色(图六O)。色彩可大体照针黹箧予以复原。
绣工也很精致,在绢底上先以墨线绘出底稿,然后全部采用锁法绣成。由于纹样单位较小,条蔓花叶都很纤细,故须分丝劈缕着意刻划,尤其针法灵活多变,富于表现力,五彩缤纷,实为一件优秀作品。
经编加工的漆纱和组带,在内棺北端,还发现漆纱冠的若干残片。这是一种丝织编结的手工艺品,实物有粗细两种,编号(851),每平方厘米18 x 18目,厚0.11毫米(图版五九,2)。编号852,每平方厘米20 x 20目,厚0.16毫米(图版五九,1)。外观皆呈棕黑色,涂施的漆膜富有光.泽。初见之下,仿佛是角质薄板精工打孔做的,又很象是平纹织物制成的,但据显微切片观察,漆膜中包埋着的织物组织,为纂组结构(图版六O, 1、2)。编制方法见附录一一。这种编织物的残片,以往曾有出土,只是近年来才在武威磨咀子、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见到完整的实物①。推测这种漆纱冠的形制可能与之大同小异。若就漆纱的细密程度而言,却都不能和这2件残片相比。编织加工难度大,工艺水平高,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这种织物,两汉时称之为“漆缅”,以后又称作“漆纱,”相沿约六、七个世纪一直是制冠的高级材料。但所谓的“步”或“纱”唐人解释为“方目纱”,从那时起这项工艺便失传了。其后千余年来,一直被误认为是一种平纹的机织物。如今从实物分析中才使我们知道它是极为费工的编结制品,其组织就是最基本的组带形式(可叫做纂组结构),它与平纹织物是断然不同的东西。
此外,与漆纱同出的还有经编的组带残片(853)。外观铁锈色。仅-小段保存较好,带宽约1.2.残长5厘米。通体编作斜格,格眼为正八边形,孔径约1.3-1.5厘米。单头的丝线为反手(Z)拈的合股线。直径0.15毫米左右。其组织结构十分清晰,为一般纂组的复合形式(图版六一)。其编织方法见附录出土时组带和漆纱冠残片相毗连,说明应是冠上的附属物一组缨, 即冠的带子。它的发现给组的定名和识别,得到了肯定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