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冯其庸先生在帕米尔高原考察。

孟宪实（左）与冯其庸先生（右）在楼兰。

冯其庸先生（中）在楼兰古城接受央视采访。

原文标题：红学大师探西域研究唐僧取经路

今年1月，93岁的冯其庸先生在北京逝世，冯老以其对《红楼梦》的研究为大家所熟知，但人们却不一定知道，他最热爱的还有《西游记》里的唐僧。冯老生前曾多次西行考察，发现了一代高僧玄奘许多不为人知的有趣经历。作为一个学者，冯老还包含着以历史视角、以实地调研考察的求实精神来研究和看待国家发展的愿望。他在80多岁高龄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对国内国学教育的先行做出探索，完成了人大国学院的教学理念设计和课程设置，这些理念和设计深刻影响了全国其他高校的本科国学教育。广州日报记者日前在北京专访了与冯其庸先生有20余年交往经历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孟宪实说：“除了红学，除了玄奘，除了书画，冯其庸先生还是国学教育的一颗火种。”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赵琳琳图/受访者提供

考察取经之路：20年前开始思考西部大开发

在孟宪实的印象中，冯其庸先生为人豪爽、仗义，夜里一个人写作、作画，也常以酒相伴。玄奘法师西行取经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但冯其庸先生在70多岁高龄进行的环塔里木盆地考察中得知，那位高僧最大的“伯乐”原来是高昌王麴文泰，他才是玄奘真正的结拜兄弟和最大资助者。冯其庸曾十进新疆考察，内心澎湃着从文化角度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思考。

广州日报：认识冯其庸先生20多年，老先生在你心目中印象如何？你怎么看冯先生的玄奘研究？

孟宪实：冯先生是个豪侠仗义的人，他很喜欢结交朋友，喜欢帮助别人，别人有事情找到，他一定会鼎力相助。

我1994年结识冯先生，当时我还在北京大学读硕士，虽然不是冯先生的入门弟子，但长期以来一直执弟子礼。冯其庸先生对西域研究很有兴趣，而我恰好对西域有一点了解，经常和另一位学友去拜访冯先生，因此相识。

1995年，我第一次和冯先生一同赴新疆环塔里木盆地考察玄奘之路。此前，冯先生已经多次到西部考察。一路上，冯先生讲起了对玄奘西行之路兴趣盎然的缘由，这可不仅仅是玄奘走过的一条道路那么简单。

广州日报：很多人心中对冯其庸先生的印象几乎就定格为“著名红学家”，他这么关注玄奘西行之路，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思考？

孟宪实：对玄奘西行之路的关注，源于冯先生小时候的兴趣。他童年时读过《西游记》，也读过《大唐三藏法师传》，熟知玄奘本人的经历。这实际上是冯先生从一个学者、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所做的思考。

当时，国家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开发西部的战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说，冯先生觉得中国一定会开发西部。当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进一步西向发展就会提上日程。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冯先生才会一再考察玄奘走过的道路，实际上是在用这个考察课题来研究我国西部的发展问题。

广州日报：当时的结论如何？

孟宪实：西部不仅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历史的规律。从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来看，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是向西发展。一个原因是古代的交通条件有限，航海一般向南，更艰难；另外，中国的外来文化主要是从西部来。

这实际上就涉及一个问题：西部代表着中国发展的前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学者思考西部问题就有一个中国文化全局观的问题。冯先生对我国西部地区的考察，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我们看到，西向发展的格局已经确立。从这个角度说，冯先生在学术和文化上是有远见的。

发掘历史事实：玄奘其实是高昌王的御弟

广州日报：看冯先生的经历，发现他非常重视实地的调研和考察。

孟宪实：对，因为实地考察对于学术建设很有意义。知识不仅是从书本获得，在实地考察中贯彻了古人的经验，即“行万里路”，实际上是一种更深切的体验。这种体验和“读万卷书”得来的知识相结合，有时能获得新的有价值的启发。

冯先生当时主要考察了玄奘西行在我国境内部分的去路和归途。最大的价值在于，玄奘所走的正是传统丝绸之路的大道，通过考察，能发现在玄奘西行的道路上，具体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状况。比如，对玄奘西行帮助最大的人是谁？

广州日报：如果从《西游记》的角度说，就是当时的皇帝。

孟宪实：对，《西游记》上说，帮助最大的是唐太宗，玄奘成了唐太宗的御弟。但实际情况是，当时新疆吐鲁番地区有一个高昌王叫麴文泰，玄奘西行最艰苦的时候遇到了麴文泰，他是对玄奘帮助最大的人。冯先生后来将这些考察写进了一些文献资料里，比如，对于玄奘取经而言，高昌（今吐鲁番）是他的第二个出发点，就是因为玄奘在这里获得了巨大的帮助，有多巨大呢？高昌王的这个帮助，大到成就了玄奘的西行成功。

考察能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比如，玄奘实际上是自己一个人到达高昌的，高昌王给他剃度了四个小沙弥，照顾他的起居。可以说，这四个沙弥是《西游记》当中唐僧四个徒弟的原型。高昌王一家都是汉人，老家是金城（今兰州），高昌王室笃信佛教，麴文泰对玄奘早有了解，认为玄奘是当时中国水平最高的僧人。玄奘在高昌停留时，高昌王与他举行结拜仪式，玄奘成了高昌王的御弟。为了帮助玄奘西行求法，高昌王为他准备了一笔巨款，足够玄奘师徒往返二十年的费用——黄金百两、银钱三万枚、丝绸五百匹。玄奘沿途经过二十四个王国，高昌王给每个国王都准备了礼物。

所以，玄奘确实是御弟，但并非唐太宗的御弟，而且在取经的过程中，高昌王御弟是玄奘最重要的政治身份。

广州日报：冯其庸先生怎么看待这次考察？

孟宪实：冯先生回来之后，曾在中国美术馆做过一个关于玄奘之路的书画展和摄影展。他是希望把这次考察所得进行艺术化的创作，主要是希望向大家介绍这条路以及这条路上的风光和风土人情。他更重要的一个想法很珍贵，是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让更多人来关心我国的西部地区，研究西部地区。

广州日报：2005年罗布泊的考察很艰苦吧，很难想象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是凭着什么样的精神到那么难走的地方去。

孟宪实：走罗布泊很费劲，每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车上颠。别说80多岁的老先生，我们这些年轻人都颠得受不了。而且冯先生有个习惯——他的相机从来都是自己抱着，通常是两台相机挂在脖子上。汽车颠簸，他要一边照顾自己，一边照顾相机。我们提议替他背相机，他说：摄影者，相机就是战士的枪，任何时候，枪不可离手。

就在楼兰，冯先生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采访。有一个镜头到现在我都印象非常深刻——80多岁的老先生，白发飞扬却神采奕奕，在夕阳西下中讲述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背景就是楼兰，这是怎样的精彩，又是怎样辉煌的人生写照啊。

设置国学课程：珍贵“火种”已经变成熊熊火炬

孟宪实教授一直说：“冯其庸先生是国学教育的一颗火种”。冯先生自小接受纯粹的传统国学教育，青年时进入无锡国专学习。在西方文化冲击的大背景下，无锡国专却因种种机缘奇迹般地保留了相对纯粹的国学教育传统。正是这一点点“火种”，在历经几十年以后，又以一种看似机缘巧合的方式，成为国内传统国学教育得以“复建”的火种。这颗珍贵的“种子”，终于变成了熊熊火炬。

广州日报：冯其庸先生是人大国学院的首任院长，作为亲历者，你怎样看他对人大国学院的影响？

孟宪实：最开始，人大以文科实验班的名义办国学院，尝试国学教育。之前“国学”这个概念荒废已久，长期以来，国学甚至不是个正面概念。忽然要办国学院，到底怎么办？学校开了很多会进行研究。当时的人大校长希望冯其庸先生来担任院长。

现在看来，冯先生担任院长确实非常合适，他和受新学科培养出来的人确实不同。比如，我们现在的分科是文、史、哲，彼此隔阂很大，相互不了解。但冯先生在无锡国专上学时，并没有文、史、哲的分科，在他的脑海里，这些都是可以一并研究的学问。

广州日报：就是说，国学本科教育在国内的恢复，也经历了波折。

孟宪实：2005年，办国学院所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教学体系的设置。此前，全国很多高校都进行过文、史、哲实验班，最后都失败了。因为课程设置就是文、史、哲课程的叠加，学生课业负担非常重，甚至没有时间读书。到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突破文、史、哲框架，适当进行综合教育，但是怎样打破？谁也没有经验。

这个僵局被冯其庸先生很简单地打破了——他将无锡国专的课程直接拿过来，设置了人大国学院的课程。就是以国学的经典为基本科目，加上适当的通识课。比如《论语》《老子》《左传》《红楼梦》都设计为独立课程，然后是《通史》《文学史》等通识课，就这样打破了文、史、哲的独立分科。古人研究学问，没有文、史、哲的分科，这就是国学研究。

广州日报：还记得冯先生当时是如何决定这些课程设置的吗？

孟宪实：当时大家争论很久都没用，冯先生就用两张信纸亲笔写下了他想到的课程目录，其实大体上就是无锡国专的课程目录。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在冯先生的头脑中留下深刻记忆。我们要重新进行国学教育，需要原来的教育传统，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传统的存在。冯先生的同龄人都是积极追求西学的青年，西学才是那个时期的“时尚学问”。冯先生恰好没有赶上西学的时尚，而无锡国专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异数，不仅坚持了国学的温情，也留下了教育的体系。经历无锡国专教育的人恐怕有不少，但拥有出任人大国学院首任院长机会的，几乎就冯先生一人。于是，冯先生继承下来的国学教育“火种”，如今就有了“引燃”的机会。

人大国学院办本科教育是全国最早的，后来全国办了多家国学院，都多少参考了人大国学院的课程设计。2008年，国学院创建三年，恰逢冯先生从事教育六十年，我们召开国学研究会议，总书记亲自来信，充分肯定冯先生在国学教育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