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东方”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物质文明演进的影响和历程，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也许应该是地域和历史。唐宋时期是东亚三国工艺美术交流史上的鼎盛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工艺美术造作典范通常是日本、韩国效仿的对象，并对它们后世的制度、信仰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日本遣唐使从舒明二年（630年）八月派遣犬上三田耜开始，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 ...

以“东方”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物质文明演进的影响和历程，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也许应该是地域和历史。唐宋时期是东亚三国工艺美术交流史上的鼎盛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工艺美术造作典范通常是日本、韩国效仿的对象，并对它们后世的制度、信仰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日本遣唐使从舒明二年（630年）八月派遣犬上三田耜开始，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九月停派为止，前后共任命过十九次（其中包括迎入唐使一次，送唐客使三次）。其间共历二十六代、二百六十四年。遣唐使派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唐代的典章制度，他们既是朝廷使节，也是贸易使团，除了以进献和赏赐的名义与唐朝政府展开官方交流外，也从中国购买大量商品。遣唐使进献唐朝的物品，当然也具有朝贡意义，不过文献中却不多见，见诸记载者，比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日本国遣使来朝，献美浓絁二百匹、水织絁二百匹[1]；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遣唐使献牛角7800只[2]；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求法僧最澄抵达海郡（台州），拜谒台州刺史陆淳，献上金15两、筑紫斐纸200张、筑紫笔2管、筑紫墨4挺、刀子1架、斑组、火铁2架、火石8、兰木9、水精念珠1贯[3]；唐宣宗大中年间，日本国遣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4]《延喜式》中“赐藩客例”记载：“大唐皇，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疋，细絁、黄絁各三百疋，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绵二百屯，紵布卅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判官，各彩帛廿疋，细布卌端。行官，各彩帛五疋，细布十端。使丁并水手，各彩帛三疋，细布六端。但大使、副使者，临时准量给之。”[5]应是9~10世纪朝贡中国的定例，所出都是当时日本国土的特产。针对日本的朝贡，唐王朝的回赐物有朝服、紫衣、乐器（紫檀琵琶等）、漆角弓箭、甲胄、绫锦、白檀香木等。

宋代中日交流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入宋僧，他们也承担着一定的朝贡任务，比如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僧人奝然派弟子嘉因与唐僧祚干搭乘台州商人郑仁德的归船，向太宗献上的礼品便有：

贡佛经，纳青木函；

琥珀、青红白水晶、红黑木槵子念珠各一连，并纳螺钿花形平函；

毛笼一，纳螺杯二口；

葛笼一，纳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

金银莳绘筥一合，纳发鬘二头，

又一合，纳参议正四位上藤佐理手书二卷、及进奉物数一卷、表状一卷；

又金银莳绘砚一筥一合，纳金砚一、鹿毛笔、松烟墨、金铜水瓶、铁刀；

又金银莳绘扇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

螺钿梳函一对，其一纳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纳龙骨十橛；

螺钿书案一、螺钿书几一；

金银莳绘平筥一合，纳白细布五匹；

鹿皮笼一，纳‹豸尼>裘一领。[6]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成寻与弟子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久、长明八人与宋商曾聚、吴铸、郑庆等乘船入宋，于延和殿朝见神宗皇帝，献上银香炉、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裝束念珠、青色织物绫。[7]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日僧仲回搭乘海商孙忠的船，身携答信物、大宰府牒，抵达明州，献上絁200匹，水银5000两。[8]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高丽国使栁洪，奉高丽国王之命，将日本制造的车进贡给宋朝。[9]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日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王年代纪》各一卷。[10]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寂照与弟子元灯、念救等八人入唐，“进无量寿佛像、金字法华经、水晶数珠。”[11]南宋孝宗干道九年（1173年），日本太政大臣平清盛赠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返牒，并献上法皇和平清盛的赐物莳绘厨子1脚，收纳了色革30枚，莳绘手箱1合，收纳了砂金100两，剑1腰、手箱1合。[12]

针对日本的朝贡，宋代朝廷的回赐物有紫衣（金罗紫衣）、僧衣、香染装束、束帛、绫锦绢罗、袈裟、茶器、琉璃灯炉、香料（丁子、麝香、甘松、衣香、甲香、沉（沈）香、欝金、苏陆、苏芳、同朸、槟郎等）、书籍、佛像等。

朝鲜历代皆与中国保持臣属朝贡关系，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先后与朝鲜三国时代、新罗和高丽的朝贡关系为和平型，即不以武力相胁迫，而是名义上的宗主臣属，附属国的朝贡、宗主国的回赐，既出于双方自觉自愿，经济价值也大体相等。而辽、金、元与高丽的朝贡关系为武力型，即以武力胁迫乃至军事侵略，粗暴干涉高丽内政，宗主国迫使附属国贡物，掠夺大量财物。在新罗遣使入唐的46次政治交往中，朝贡占了21次，唐朝遣使赴新罗共有15次。[13]新罗入贡方物中有锦、金总布、布匹、磁石、金银、朝霞紬、鱼牙紬、大花鱼牙锦、小花鱼牙锦、朝霞锦、白氎布、紵衫段、针筒、镂鹰铃、海豹皮、金银佛像、佛经等。唐朝回赐新罗的礼品，有衣冠、彩绢、紫衣、腰带、彩绫罗、瑞文锦、五色罗、紫绣纹袍、金银精器、锦袍、金带、彩素、绯袍、绯襕袍、绿袍、银带、银细带、鱼袋、银碗、银盒、佛经、佛牙等。百济入贡方物见于记载的有铁甲雕斧、金甲雕斧，唐朝的回赐物有锦袍、彩帛等。

宋与高丽的官方往来也很紧密，据载，高丽遣使入宋共有67次，宋朝遣使入高丽至少也有32次，其中高丽遣使贡献方物有56次，宋朝回赐有37次。[14]高丽入贡方物中有锦、罽、色罗绫、苎布、金银铜器、带饰、漆甲、青瓷等。宋朝回赐高丽的礼品，则主要有补服、绢、锦、缎、罗、绫、金银器、漆器、瓷器等。其中，丝织品是输往南宋的重要物品。

辽与高丽的官方贸易就更加频繁，仅见诸记载者，就有高丽遣使入辽共173次，辽遣使入高丽则至少有212次。[15]高丽每年有贺即位、贺辰、贺节、问候等名义向辽遣使数次，贡纳金银铜器、鞍马、藤造器物、丝织品和苎布等物，辽也一年数次以册封、贺辰、横宣等名义遣使赴高丽，输送服饰、锦、绮、绫、罗、绢等丝织品，犀玉腰带、金涂银带、象辂、鞍等马具，弓箭、仪仗和书籍等物品。

公元12世纪，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崛起，建立金朝。早在建金之前，东女真的仆散部即与高丽接壤。同时，东、西、北女真的一些部落皆与高丽有过很频繁的交往，有的甚至归附高丽，向高丽献马、兽皮等方物，并接受高丽的封爵和赐物。公元1125年，金朝建立后，与高丽陆地接壤。金与高丽的官方交流也十分频繁，其中高丽共遣使入金174次，金遣使入高丽118次[16]，高丽向金朝贡的物品有服饰和其他器用，金输入高丽的物品则主要有服饰、金银铜器等。

实际上，这些承载着制度传播的礼仪器物，也往往成为日本和韩国古代工艺美术生产中的重要样本来源，因为以官府生产为中心，所以不计工本；因为建设礼制的需要，所以积极引进技术、努力效仿形制。

二

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既是朝廷使节，也是贸易使团，他们在归国时，往往购买大量的商品携回日本。唐制，在鸿胪寺下设置典客署，置有令（从七品下）、掌客（正九品上）等官员，掌管蕃客的朝贡、宴享、迎送等事，兼管在蕃客住宿的四方馆进行互市，因此，日本遣唐使也有可能和典客署进行交易。日本朝廷对遣唐大使、副使赐宴时，有时赐给大量的砂金，《延喜式》中记载遣唐使出发时，朝廷亦大量赐予絁、绵、布等，作为入唐的旅费。[17]据《日本书纪》记载，白雉四年（653年）孝德朝遣唐大使吉士长丹回国时带回很多文书宝物；《续日本后纪》亦载。仁明朝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回到肥前国生属岛时，日本朝廷特派检校使指令由陆路递运礼物、药品等，然后在建礼门前搭起三个帐篷，称为宫市，向臣下标卖唐朝的杂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记载仁明朝遣唐即将回国时，甚至违犯唐朝的国法去购买唐朝的物品。[18]遣唐使携回大批珍贵的文物，对日本的工艺美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仓院宝物中珍藏的唐代珍品，即多数是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天平胜宝八年（756年）的《东大寺献物帐》中登录正仓院宝物，就极有可能是第9、10、11次遣唐使带往日本的，他们返回日本的时间分别是公元718、734、754年。[19]

北宋时期，日本对外贸易颇有衰退的倾向，曾一度禁止本国人私自到海外，因此往来商船只有宋船，但到南宋时代，日本随着武家的兴起，采取颇为进取的政策，平清盛等大力鼓励对外贸易，开往宋朝的商船也很频繁。北宋商人输入日本的贸易品大概有锦、香药、茶碗、文具等物，这可从《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成寻入宋后在应对神宗询问日本需要哪些中国商品时的对答可以得知。[20]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九月，福州客商周文裔前去日本，进献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方物中，有翠纹花锦一匹、小纹丝殊锦一匹、大纹白绫三匹、麝香二脐、沉香一百两、丁香五十两、薰陆香二十两、石金膏三十两、可梨勒十两、各色牋纸二百幅、光明朱砂五两、丝鞋三双。[21]而从日本输出的商品，基本也与前代相似，大致以砂金、水银、锦、绢、布等为主。南宋时期，因为日本禁海令的消除，前来中国的日本商船络绎不绝，宋朝的贸易港设置市舶司管理一切贸易，外国船一入港，市舶司的官吏便前来检查宰货，进行抽分、博买，然后再听任普通商人交易。所谓抽分，就是按照货物的几分之几抽取进口税，税率因时、因地、因货物的粗细而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是十分之一。所谓货物之粗细，是指量重体大、价格低廉的货物叫粗色；量轻体小、价格昂贵的货物叫做细色。[22]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年）日本输入中国的细色货物有金子、砂金、珠子、药珠、水银、鹿茸、茯苓，粗色货物有硫磺螺头、合蕈、松板（文细密如刷丝，而莹洁最上品也）、杉板、罗板等[23]，此外，还输出了莳绘、螺钿、水晶细工、刀剑、扇子等日本工艺美术品。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扇子在当时的中国颇受爱重，据《皇朝类苑》记载：“熙宁（神宗年号）末，余游相国寺，见卖日本扇者，琴漆柄以鸭青纸，如饼揲为旋风扇，淡粉画平远山水，薄傅以五彩。近岸为寒芦衰蓼，鸥鹭竚立，景物如八九月间。舣小舟，渔人披蓑钓其上。天末隐隐有微云飞鸟之状。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24]相国寺在当时的东京汴京（今开封），院落宽广，商旅云集，集市上竟然出现日本扇子，本来就极有趣，且又“意思深远，笔势精妙”，连有着极高艺术品位的宋人也自叹弗如，可见在当时的深受欢迎。而这一时期中国输入日本的商品，仍与前代类似，主要有香药、书籍、织物、文具、茶碗等，工艺美术品方面如源范赖于文治元年（1185年）十月二十日将唐锦十匹、唐绫帷绢等一百一十匹、墨十锭、唐席五十张献给白河法皇等。[25]

唐与百济、新罗的官方贸易，主要以朝贡、回赐的形进行，双方交流的工艺美术品已如前述。此外，唐与新罗的民间贸易也很发达，规模也相当可观，两国交流的物品主要有绫、锦、丝、布等纺织品，金、银、铜等金属，人参、牛黄等药材，以及诗文书籍等。到宋代时，宋与高丽的民间贸易就更加活跃，宋代对外贸易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四大港口，并在明州设立对外贸易机关——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征税，管理外商和出海宋商，收购舶来货物等。宋商运往高丽的物品主要有锦、绫、罗、绢、刺绣等丝织品，茶叶、瓷器、水牛角、犀牛角、象牙、佛具、染料、香药等。“高丽商人输入或宋商从高丽带回的商品，主要有高丽参、各种药材、各种布料、丹漆、铜及铜器、虎皮、弓矢等武器，以及折扇、高丽纸、墨、金银器具等其他工艺品。其品类很多，仅据《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高丽条记载，输入明州同工艺美术品有关的有：银子、大布、小布、毛丝布、䌷、螺钿、漆、青器、铜器、席等。”[26]

辽与高丽陆地接壤，曾多次入侵高丽，因此高丽对辽持有很大的戒备心，高丽为巩固边防，免遭侵略，一直强烈发对在辽丽边境展开民间贸易，但辽与高丽的民间贸易还是在暗地里进行，如在龙州的苎布库就常常在进行丝绢交易。

三

随遣唐使一道进入中国的，还有不少学习唐代先进文化的学生和学问僧，他们也从中国带回大量的物品，不过，与遣唐使不同，遣唐使带回的主要是彩帛、香药、家具等物，而学生、学问僧等带回的主要是书籍、经卷、佛像、佛画、佛具之类，其中的佛具包含不少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比如入唐八家之一空海携回的诸尊佛龛，现藏和歌山县高野山金刚峰寺，正中端坐的白檀木造优填王正是印度造像的特征。据空海法师的请来目录，此像最早由金刚智从天竺带来，传给弟子不空、惠果，作为法门传承的信物，惠果又将其传给了空海。再如法隆寺收藏的唐开元七年（719年）请来坐像一具、金堂舍利五粒[27]，九陇县唐开元十二年（724年）铭墨漆琴[28]，都是通过入唐学问僧携往日本的。其余如佛像、仗剑、袈裟、汤瓶、瓷碗、琉璃供养碗、柱杖等亦不知其数。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祥寺的开创者惠运于贞观九年（867年）勘录的《安祥寺伽蓝缘起资财帐》中登录了惠运等人从唐朝携来的物品，实可视为日本入唐学问僧回国时所携物品的代表：

金铜小佛像7躯

法界、金刚、摩尼、莲花、业用的虚空藏佛像各1躯、八大明王像各1卷、文殊菩萨像1躯、僧伽和尚像1躯

三股金刚杵4口、独股金刚杵2口、三股金刚铃3口、五股金刚铃2口

佛舍利95粒（安置在波斯国瑠璃瓶子中）、浴佛舍利塔1基

诸仪轨

五股金刚杵1口、率都婆铃1口、羯磨金刚杵4口、金刚簟1口、金刚橛4口、金刚指环1口、金刚粟文圆花盘5口、金刚子念诵珠、

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塔1基、绣额2条、绣幡8流

白铜钟1口、金刚香炉1具、白铜澡瓶2口、白铜三脚瓶子1口、白铜沙罗9口、白铜盋盂8口、白铜写阏伽瓶子1口、白铜畳子20口、白铜酢杓子1柄、笛1口、白铜镜子1具

大唐笠子1盖、义和槌1支、柽木经台1基、笠子1盖、漆泥椅子11台、白藤箱子1口

大唐研钵3口、大唐瓷瓶14口（白2·青12）（以上为唐物）

铁釜2口、铁钴母子4口、铁整2面、铁臼1口、熟铜悬1口、铁竈1脚、瓮3口（以上，是唐人的施舍）

白铜畳子130口、白铜五盛垸8畳、白铜阏伽盏10口、白铜打成涂香盘8口、白铜圆匙10柄（以上是新罗物）

白瓷茶瓶子1口、白茶碗1口、茶垸61口[29]

当然，不仅入唐学问僧归国时携回大量的工艺美术品，还有道明、道荣、道璿和鉴真和尚等入籍日本的唐朝僧人，他们也携去不少做工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尤以鉴真东渡携往日本的工艺品规格最高，也最富代表性：

漆合子盘30具、兼将画五顶像1铺、宝像1铺、金漆（染）泥像1躯、六扇佛菩萨障子1具、月令障子1具、行天障子1具、道场幡（幢）120口、珠幡（幢）14条、玉环手幡（幢）8口、螺钿经函50口、铜瓶20口、华毡24领、袈裟1000领、褊（裙）衫1000对、坐具1000床（介）、大铜盂（盖）4口、行菜盂（竹叶盖）40口、大铜盘20面、中铜盘20面、小铜盘40（30）面、一尺面铜畳80面、小铜畳200面、白藤箪16（6）领、五色藤箪6领、如来肉舎利3000粒、功徳绣普集变1铺、阿弥陀如来像1铺、琱白旃檀千手像1躯、绣千手像1铺、救世观世音像1铺、药师弥陀弥、勒菩萨瑞像各1躯、同障子、玉环水精、手幡4口、金珠□国瑠璃□(？)、菩提子3斗、青莲华(叶)20茎、玳瑁叠子8面、天竺草履2緉、阿育王塔様金铜塔1躯。[30]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鉴真东渡的过程中，还充斥着大量的外国人，其中有新罗人、日本人、婆罗门、昆仑人、波斯人、大石国、师子国、骨唐国、赤蛮、白蛮、胡国人、瞻波国人等。[31]鉴真携往日本的舍利，就极有可能得自梵僧。而今天被列为日本国宝的白琉璃壶和包裹舍利瓶的方圆彩丝花网，都带有浓厚的波斯风格。这也可以视为梵僧向日本直接移植西域文化的例证。

到北宋一百六十年间，因为日本的闭关锁国，名留史册的日本僧人仅有20人，著名者也只有奝然、寂照、成寻等三、四人。南宋时期，日宋之间商船往来极为频繁，见诸记载的入宋僧就有110人。入宋僧携来中国的工艺美术品，一部分用于朝贡进献朝廷，一部分则是作为供养品施舍到中国寺院的。较有代表性的比如宋僧念救归国时，右大臣施送天台山大慈寺的工艺品就有：木槵子念珠（6连，4连琥珀装束、2连水精装束）、螺钿莳绘二盖厨子1双、莳绘筥2合、海图莳绘衣箱1支、屏风形软障6条、奥州貂裘3领、七尺鬘1流、砂金（100两，放入莳绘丸筥）、大真珠5颗、橦华布10端。[32]“安元元年（1175年），僧觉阿在赠给他的师父杭州灵隐寺佛海慧远的物品中，有水晶降魔杵及数珠二臂，彩扇二十把。又，建长七年（1225年），前关白藤原实经接受了东福寺辨圆的意见，督率同族的儿女昆弟等亲手抄写《法华经》四部共三十二卷以报答亡母准三后太夫人的恩德，装在镂金螺钿的分层匣中，施舍给辨圆师父无凖师范的塔院，也即杭州径山的正续院。建长八年（1256年），高野山禅定院的觉心（法灯圆明国师）曾以水晶念珠一串、金子一块赠给他的师父宋朝杭州护国仁王禅寺的无门慧开（佛眼禅师）。”[33]可见莳绘、螺钿、水晶、真珠、念珠等工艺品，是宋时中日宗教往来中常见的工艺品种类。

当然，作为东亚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佛教在朝鲜半岛也十分流行。有唐一代，来中国求法的新罗僧人就有173名。高丽王朝更是崇尚佛教，将其作为国教，加以提倡，并建立一系列的崇佛制度，比如在名僧中选拔国师、王师，聘为王室顾问，又在太学中增设僧科，对僧侣进行考试，授以法阶。为进一步发展佛教，又采取向宋请佛经、派僧侣入宋求法、欢迎宋僧前来高丽传法和刊刻佛经等措施。新罗向唐贡进的佛教工艺品有金银佛像、佛经，唐对新罗的回赐有佛头骨、佛牙、佛舍利、佛所著绯罗金点袈裟等。高丽输入宋朝的佛教工艺品有经像、佛像，宋对高丽的回赐有金函盛佛牙头骨等。

佛教工艺美术品的交流在东亚地区意义重大，因为在佛家看来，布施物越精工，信仰便越虔诚，因此这些工艺美术品总是采用最新的技术，使用最好的材料，而因为供养的需要，它们往往也促进交流双方悉心研究技术，努力精工细作。

四

胡风盛行是唐代工艺美术中的重要特征，当然也间接地传入奈良时期的日本，前述已揭，随鉴真东渡的有胡国人、昆仑国人、瞻波国人等，这些来自印度、波斯、西域等地之人经过唐朝直接来到日本传播文化，他们携带大量具有西方风格的工艺美术品，比如盛放鉴真和尚舍利的金龟舍利容器，以及今藏正仓院的琉璃高杯、十二曲长杯等物，都体现着浓郁的西方风情。鉴真和尚的随从胡国人安如宝在修建唐昭提寺时出过力，后来又任少僧都，成为桓武天皇以下皇妃、皇太子、公卿等的戒师，塑造唐昭提寺讲堂丈六弥勒像及金堂左侧侍丈六药师像的军法力则是昆仑人，他们都对奈良朝的工艺造作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

宋代是内敛型的文化，在中华传统的审美风格上尤其精益求精，但辽、金等民族的崛起并恃也在中国与日、韩的工艺美术交流中产生过重要作用。辽、金具有民族风格的服饰品、金银铜器等大量输入高丽，双方因为地缘上的接壤，也不少工匠间的往还。

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在以中原王朝礼乐文化为中心的工艺美术风格东传韩国、日本的同时，也有域外文化、民族文化等异样多彩的风格因素间接流传，它们对中国工艺美术风格在向东演进的过程中，自然也产生过不容忽视的作用。

以上大致把唐宋时期东亚三国工艺美术交流的途径和形式讲清楚了，可以看到，朝贡、贸易、宗教和文化是四个主要方面，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引入交流之后工艺美术风格相互交错的梳理成果，就会知道，和与西方工艺美术交流追求形似不同，形似的背后不过反映的是一种风俗的接纳，唐时“人们慕胡俗、施胡妆、着胡服、用胡器、进胡食、好胡乐、喜胡舞、迷胡戏，胡风流行朝野，弥漫天下，因此，中国的工艺美术创作，尤如织锦和金银器，也常常浸染上浓郁的西方色彩。”[34]东亚工艺美术交流则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内在的“神似”，这种神似最直接的指向就是礼乐制度与宗教信仰。

注释：

[1]《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二》。

[2]《续日本纪》卷廿三《淳仁纪三》。

[3]《显戒论缘起》。

[4]《册府元龟》卷111《帝王部·宴享三》。

[5]《延喜式》卷三十《大藏省、织部司》。

[6]《宋史》卷491《外国七·日本》。

[7] 《宋会要辑稿》199《藩夷》。

[8]《宋史》卷491《外国七·日本》。

[9] 《宋会要辑稿》199《藩夷》。

[10]《宋史》卷491《外国七·日本》。

[11]《宋史》卷491《外国七·日本》。

[12]《百炼抄》三月三日条。

[13]杨昭全、何彤梅著《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

[14]同上，第233~243页。

[15]同上，第350~360页。

[16]同上，第363页。

[17]《延喜式》卷三十《大藏省、织部司》中“赐藩客例”：“大唐皇，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疋，细絁、黄絁各三百疋，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绵二百屯，紵布卅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判官，各彩帛廿疋，细布卌端。行官，各彩帛五疋，细布十端。使丁并水手，各彩帛三疋，细布六端。但大使、副使者，临时准量给之。”

[18]《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二年四月条：“八日，长官傔从白鸟清岑、长岑、留学生等四人，为买香药下船到市，为所由勘追，舍二百余贯钱逃走。二十一日，大使傔从粟田家继先日为买物，下船往市，所由捉缚，州里留着，今日被免来。”

[19]参见《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的“遣唐使一览表”。

[20]《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四十月十五日条：“皇帝问，日本风俗。……一问，本国要用汉地是何货物。答，本国要用汉地香、药、茶垸、锦、苏芳等也。”

[21]《小右记》长元二年三月二日条。

[22]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5~249页。

[23]《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市舶》。

[24]《皇朝类苑》卷六十《风俗杂志》。

[25]国书刊行会《吾妻镜》，东京：大观堂，1943年版。

[26]李美爱《中国与高丽的工艺美术交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02年，第8页。

[27]《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见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文学史料编纂掛《大日本古文书》（卷之2），东京：东京帝国大学，1901年版，第578~624页。

[28]《斑鸠古事便览》，见《大日本佛教全书·寺志丛书第一》，东京：佛书刊行会，1915年版，第36~123页。

[29]《大安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见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文学史料编纂掛《大日本古文书》（卷之2）， 东京：东京帝国大学，1901年版，第624~662页。

[30]梁明院《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26页。

[31]参见王勇：《鉴真和上与舍利信仰——高僧传的史实与虚构》：“第一次东渡的僧人中就有新罗人（或渤海人）如海和日本人荣睿、普照、玄朗、玄法等；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的漂流地，还耳闻目睹了婆罗门、波斯、昆仑、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外国人，并请胡人医生治疗眼病。在第六次东渡时，随行人员包括‘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聪’等异族人。”

[32]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御堂关白记》，东京：岩波书店，1952年版。

[33]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第303页。

[34]尚刚著《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原文载《设计东方学的观念与轮廓》，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第111-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