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郭家崖墓地是一处规模较大，但规格又很低的小型墓葬，按商周礼制，当为邦墓。邦墓是以小型，或中小型墓为主，埋葬密集，成组成群排列，但彼此间无打破关系。在邦墓地中，不同家族又各有自己的“私墓域”，并以尊长卑幼有序排列。《周礼·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 郑玄注：“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说明 “邦墓”是由墓大夫 ...

　　郭家崖墓地是一处规模较大，但规格又很低的小型墓葬，按商周礼制，当为邦墓。邦墓是以小型，或中小型墓为主，埋葬密集，成组成群排列，但彼此间无打破关系。在邦墓地中，不同家族又各有自己的“私墓域”，并以尊长卑幼有序排列。《周礼·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 郑玄注：“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说明 “邦墓”是由墓大夫管理的，有着地域的区划，并按照一定规划进行墓地的排列。郭家崖墓地前后两次共清理秦墓115座，从战国早期一直延续到秦代，时间跨度300年上下。但整个墓地排列有序，没有发现有打破关系的墓葬（虽有一座汉墓NM70向下打破了秦墓NM43，没有分期意义），说明这是一处经过统一规划管理的墓地；也没有发现其他身份地位更高一点的墓葬。整个墓地随葬器物都很简单，但比较而言，凡有仿铜陶鼎随葬的墓葬，同时还有其他器物共出。如南区二期的NM67，共出土仿铜陶鼎、陶壶、陶盒和铜带钩、铁刀等9件器物；北区的BM31共出仿铜陶鼎、陶壶、陶盒和玉璧及鹿角器等6件器物，表明这些随葬有仿铜陶鼎墓葬的墓主可能是一些品级低下的士大夫。说明郭家崖墓地埋葬的都是平民百姓及中小贵族的邦墓。

　　

　　

郭家崖墓地的屈肢葬

　　郭家崖墓地的最大特点是群体特征的西戎化风格，对此我们也是在资料的整理中逐步认识的。特别是通过与宝鸡周边以及与咸阳和西安地区时代相当的一些较大规模的秦国墓地比较后，这个认识就更为清晰了。

　　

　　秦人长期与戎人杂居，生活区域与西戎重合，这就是秦考古学文化所处的历史地理大环境。秦与西戎之间的关系纠葛由来已久，显而易见。并且是困扰秦墓考古中族属文化特征确认的一个关键，也是秦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经常遇到又不容回避的问题。族属研究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问题是，如何对迄今已获得的秦文化考古资料进行族属方面的研究，克服只注重研究物，不注重研究人的偏向。类型学方面的器物分型分式固然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和基础，但这些研究的落脚点往往在分期与年代的断定上。而对于使用这些器物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还是涉及不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得从考古学方法论中去找钥匙。考古讲的是物质概念，如器物学。而器物学本身又很复杂，这个部族可以使用，另一个部族也可以使用。这些不同部族使用的陶器是有差异的，但这些差异在缺少数量、时空、区域条件的墓葬资料中，很难找出它们的外在规律，最终还是很难破解创造这些历史财富的人群之间有什么不同。上述不同墓地的比较中，我们是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时间范围内，即战国这个时间段，各处墓地又都显示出了彼此有着明显区别的相同或不同的群体特征。这些群体特征又显示出了一定的规律。比如说，我们开始发现店子墓地秦墓中比较常见的仿铜陶簋、陶豆、附耳长颈方口陶壶、大喇叭口陶罐这类器种，在郭家崖墓地一件都看不到。这种现象在数百年里，数百座墓葬中，恐怕不能用偶然来解释。后来在比较中发现，这种现象在相邻的李家崖墓地、建河墓地，甚至咸阳的塔儿坡墓地、西安的西茅坡邮电学院墓地，也都是这样！不仅如此，与这些群体特征相伴随的洞室墓、壁龛的占比以及戎式鬲的出土情况，也与这些群体特征相一致。相反，店子墓地秦墓中比较常见的包括仿铜陶簋、陶豆、附耳长颈方口陶壶、大喇叭口陶罐在内的诸多随葬器物墓地，也不是店子墓地一处，如宝鸡的高庄墓地、西村墓地，以及咸阳任家咀墓地和华县东阳墓地。这几处墓地的洞室墓、壁龛的占比以及秦式鬲的出土情况，也与这些群体特征相一致。这就构成了相邻区域互有区别的两种不同文化内涵的群体特征，为我们进一步推断他们的部族关系，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撑。

　　

　　我们可以把这些群体特征概括为店子类型与郭家崖类型。店子类型是比较正宗的秦人墓地，郭家崖类型是已归顺了秦人的西戎墓地。

　　

　　店子模式包括高庄和西村墓地，以及咸阳任家嘴墓地和东阳墓地。总体文化面貌是，秦人葬俗是主流。表现在墓形制上，竖穴土圹占绝大多数，洞室墓占少数。随葬器种上比较齐全，仿铜陶簋、陶豆、附耳长颈方口陶壶、大喇叭口陶罐以及秦式鬲最为普遍。

　　

　　

摇钱树

　　郭家崖模式包括建河、李家崖、西茅坡邮电学院墓地、咸阳塔儿坡墓地，总体文化面貌是，戎式葬俗占据上风。墓葬形制上，洞室墓与壁龛占绝大多数。随葬器种比较单一，仿铜陶簋、陶豆、附耳长颈方口陶壶、大喇叭口陶罐以及秦式鬲始终不见出现，戎式铲足鬲比较多见。

　　

朱书瓶（底部）

　　从郭家崖墓地的考古材料入手，经过与关中西部乃至西安和咸阳附近较大规模墓地的比较后，把这些群体特征归纳为两个类型，这两个类型之间是不是可以反映秦文化和与其关系密切的西戎文化之间的区别关系？其实这就是集中归结到对其族属的讨论问题上。

　　

　　李伯谦先生在如何理解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时说，在考古学上，构成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具有共同特征的遗迹、遗物及遗迹现象，一般来说，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人们共同体在生产、生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这些具有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通过某种交流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共同体，在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往往称为族（或族系）。所谓考古学文化族属问题，实际上是指通过对考古学文化遗迹、遗物及遗迹现象的研究，由物及人，由物见人，揭示创造和使用该考古学文化的人们共同体即族（或族系）的真实情况，从而尽可能地恢复其历史原貌。社会发展阶段上，该考古学文化和文献记载的该族要基本处在同一发展水平；在文化特征上，该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文献记载的该族在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的某些方面能够互相印证；在文化关系上，该考古学文化与周邻文化的关系和该族与周邻诸族之间的关系要有相合之处，没有矛盾。郭家崖类型与店子类型上述这些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不同地区，但又具有共同群体特征的墓地表明，这是一群具有内在联系的族群，在生产、生活中遗留下来的。由于他们彼此间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的不同，所以在埋葬方式上，比较独立地保留了本族群的习俗。通过对这些遗物遗迹的研究，弄清创造和使用这些考古学文化的是些什么族群？达到揭示创造和使用该考古学文化的族群的真实情况，从而尽可能地恢复其历史原貌。尽管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郭家崖墓地的发掘为族属文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资料，起码在地域上和文献记载的秦与西戎族活动的地域完全重合；在年代上和文献记载的秦人与西戎在历史上活动的年代是契合的。并且与已知的相邻的秦人墓地构成了相同与区别的群体特征。因此，我们就可以认为，郭家崖战国墓地是一处有别于店子类的典型秦墓地的，而以姜戎人为主体的秦国墓地。

　　

　　但是，郭家崖墓地的群体特征虽然鲜明地反映在地域性和时代性上，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考古学文化反映的是一个相互交织的、极其复杂的文化面貌，从传统的器物形制分析转向历史背景方面的族属研究，不仅要考虑其简单的形制与组合，更要去关注它们所处的整体环境，以及具有符号标识和观念、风俗、礼仪、制度等不同层面指向性的蛛丝马迹。不仅是随葬品的器物组合，与之相关的一切元素都应有效缀合，而成为立体的背景网络。李伯谦先生提出“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必须在对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基础上进行，必须在对考古学文化进行文化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其中考古学领域的族属研究还是应当立足于考古学科自身的特点，否则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泛泛而谈。在这个意义上，李伯谦先生所提倡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和王巍先生提出的“层级视角”，其实都是考古学领域对于族属问题研究的一种思路。传统考古学方法在解决族属问题上确有其局限性，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新审视，在这样的不断尝试和坚持考古实证性的前提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考古学在这一领域将取得新的突破。

　　

　　郭家崖墓地的几个现象值得关注。

　　

　　一是框架结构的棺椁形制，我们虽然已把这种现象当作戎人的文化特征，但是这种葬俗的归迹还是不大清楚。我们归纳的西姜戎文化类型中的建河墓地，其他姜戎文化群体特征都很突出，但却没有发现框架结构的棺椁形制。因此这种现象值得在以后的发掘中给予关注，并且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料用于研究。

　　

　　二是NM25的“│”形排列放置的两具棺木与两具都是头西足东的屈肢葬的埋葬方式。从发掘清理现场看，这是一次性挖掘好的墓地与同时瘗埋的墓葬。两个壁龛，两套随葬器物数量与形状相似。这种二人合葬情况还是秦墓葬考古中第一次发现。

　　

　　三是NM6的甬道（过洞）形制，NM14也是这种情况，墓圹与洞室之间有一段间隔，似为过洞。这种带有过洞现象的洞室墓也是秦墓考古中很少遇到的。这为我们认识秦国墓的发展演变增加了新的资料。

　　

　　本文由 王琳玮 蔡鸿博 摘编自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编著《宝鸡郭家崖考古发掘报告》之结语。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978-7-03-070001-8

定价：328.00元

　　郭家崖墓地地处秦岭北麓的渭河南岸台地上，是一处规模较大、沿革时间长、保存较好的东周秦及汉唐墓葬群，也是近年来继凤翔孙家南头之后在汧渭之会有关东周秦墓葬的重要发现。对该墓地122座墓葬的发掘工作分别于2011年和2017年两次完成，这批墓葬对研究秦人社会聚落形态、秦戎关系、墓葬习俗、历史沿革以及古代秦岭南北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