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中国女性考古学人群体发展刍议
一、引言
性别考古学(Gender Archaeology)发轫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促使女性意识觉醒，随之而来的是西方世界的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引起了西方学界对于考古学性别问题的反思。一方面，女性考古学者意识到自身在学科研究和职业发展中遭受了不公正对待，要求学界正视女性群体的贡献和价值，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女性考古学者的诉求引起了学界对以往考古学研究过程与方法的反思，社会性别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固化关联由此被发现。在考古学科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摆脱社会男权中心思维对性别分工的预设，以更加公正合理的视角理解和阐释古代社会生活及其背后所反映的两性关系。
章梅芳先生在为《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所作的书评中指出：“性别考古学，有时也称女性主义考古学”[1]。事实上，二者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性别考古学在诞生之初，其研究目标中原本涵盖有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考古学(Feminist Archaeology)的内容。但由于女性主义考古学在研究中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批判意味，在后期被分裂开来，以区别于以“研究和解释过去”为重点的其他性别考古学研究。对此，伦福儒阐释道：“女权主义考古学强调实践，实践是女权主义考古学的重点，而非研究和解释过去。……女权主义考古学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存在方式，这也是女权主义考古学和性别考古学的重要区别”[2]。
需要加以解释说明的是，“考古学人”在本文中具有广泛含义，其范围应同时包含定义上带有一定重合性质的考古文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及高校考古学专业学生（无论其毕业后是否从业于专业领域）。在这一前提背景下，国内“女性考古学人”群体拥有着相当庞大的基数，笔者能力有限，讨论中显然不可能对这一群体做到全面覆盖。因此，本文将从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中，选取出部分适于搜集资料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分析。
二、国内考古文博领域性别结构的数据分析
考古工作者性别结构失衡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在一般大众的认知里，考古学通常被认为是“一项特别男性化的事业”（an especially masculine enterprise）[4]。为此，曾有不少外国学者针对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过相关的数据统计与分析，并以成果发表文章。她们试图用这种直观的方式向学界展示这种现象，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不满。但在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上，国内做的很少，值得关注和讨论的地方还有很多。对于揭示女性考古学人群体发展情况来说，领域内性别结构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图源：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0,封面图.）
（一）《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反映的性别结构
《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5]（以下简称《专家志》）是2009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由彭卿云先生主编的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考古文博专家辑录集。全书共收录有4163位文博工作者的基本信息、研究方向及主要学术成就，估计涵盖“全系统专家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关于入编标准和收编实况，该书前言介绍为：“全国文物系统至今健在，享有正式副高专业技术职称以上专家；从事文物工作30年以上，对文物事业有特殊贡献，或自学成才，身怀绝技，而未获得专业技术职称的老文物工作者、老匠师等；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10年以上，曾获得国家、省部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或受到特别嘉奖的文博工作者，均可以自愿原则入编。”
容媛与容七娪
因《专家志》成书于2008年，其中介绍的专家信息——如职位职称等——在后续十余年间必定多有变动，无法一一重新查证。为保证统计标准的一致性，本节内容的信息来源全部出自《专家志》，部分信息或与今天有所出入，且不做考量。对于《专家志》中未有录入的专家学者，亦不再增做讨论。
《专家志》正文部分按省份和机构，分为31个省、市、自治区，14个文博单位及其他共46部分内容。其中，31个省、市、自治区共收录国内除港澳台地区的文博专家3806人，其中女性906人，占比23.8%。
31个省、市、自治区中，录有明确出生年份信息的专家共3764人，其中女性892人。从图1中可以看出，女性专家数量随出生年代的推移增长速度惊人，总体上甚至超越了专家总量的增速。以出生后20年完成学业并踏入工作岗位计，图1数据表明，新中国建立后，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先进的社会性质为女性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行业内女性群体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柱状图反映出，出生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国内专家总体数量，以及这一时期出生的女性专家数量，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尤其生于70年代的专家的人数统计结果出现了断崖式跌落。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专家志》的入编标准有关。众所周知，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很大程度上与从业时间相关联。70年代出生的文博工作者在《专家志》编纂时很可能多数不符合入编条件，所以没有被统计在内。这样的数据理论上不具备参考意义，故不能凭此认为文博人的群体数量有下跌趋势。
晚年的游寿先生
（图源：王立民.文心雕虫[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3.06,第85页.）
女性考古学的发起者们认为，女性在考古学中长期处在边缘地位，缺乏主持田野发掘项目的机会，而是更多地被鼓励从事室内文献整理与考古材料的分析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又被戏称是“考古学的家务活”。当我们把《专家志》收录的文博专家的主要研究方向区分为倾向田野考古和倾向室内研究时，通过统计可以得出：倾向田野考古的专家人数共计1831人，其中男性专家的数量高达1591人，女性专家却仅仅只有240人，女性专家数量在前者中的占比仅为13.11％；倾向室内研究的专家人数共计1975人，其中男性专家的数量为1309人，女性专家的数量为666人，后者中的女性专家占比可达33.72％。
图2 各年代出生的女性专家在各研究方向中的占比变化统计图
代入时间轴中纵向比较，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从事田野发掘工作的专家学者其性别构成随出生年代的推移越来越倾向男性，而女性专家学者则越来越多地从事博物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