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是我国北方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在他漫长的生活轨迹中,留下了许多独具特色的风俗习尚。契丹“络尸葬”就是一种特殊的丧葬习俗,它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浩若烟海的历史文献对此夷地异俗记载少,只有南宋文帷简《虏廷事实》粗略地描述:契丹贵族葬俗以金银为面具,铜丝网络其手足。

从实地发掘清理中,我们得知契丹“络尸葬”就是先用绢帛将尸体缠裹起来,再罩上用细金属丝编结而成的网络,面部网络上覆盖以金属片锤锻而成的面具,最后外穿葬服。其中面具和网络是最基本的葬具。

1981年秋季,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前旗毫欠营辽墓中,发现一具保存完整的契丹族女性干尸。女尸葬于辽代中期,身着当时贵族阶层流行的花罗透背轻罗衫和细绢透背薄绢,全身罩铜丝网络,面部着铜制面具,耳鼻口目齐楚,容貌安祥。

1986年夏,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发掘清理了一座辽代陈国公主夫妻合葬墓。陈国公主系景宗皇帝的孙女,秦晋国王、圣宗皇太弟耶律隆庆之女。葬于开泰七年,年仅十八。公主之夫,驸马都尉萧绍矩,生前任泰宁军节度使、校检太师。墓主生前地位很高,所以墓葬规格远远超出了一般契丹贵族。除去许多金银首饰,佩件和琥珀、玛瑙、水晶、玻璃、玉石及瓷器、马具等随葬物品外,公主与驸马各具一套保存完整、规格很高的殡葬器具,包括银丝网络、金面具、鎏金银冠、金花银靴、金花银枕等。

如前二墓尽管等级有别,但就“络尸葬”基本的葬具而论,除所用金属质地不同外,其形状、面具锤锻纹饰、网络编结手法以及殓装方式却是一样的。

另外,有一些辽代墓葬中,还出现了有网络而无面具、有面具部分网络或只有部分网络的现象。

“络尸葬”这种基本形式的相同而各墓间又有差别的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需要我我们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加以分析。

“络尸葬”这一习俗出现在辽代中期。自太宗会同之后,随着中原文化的流入,汉族上层社会的厚葬之风也日侵辽地。恰值这个时期的辽王朝已达盛世,国库充盈。故而,早期简葬之风习被一扫而去,厚葬之俗在贵族阶层中适时而生,“络尸葬”亦成为契丹贵族所独具的身后之荣。上述陈国公主墓和契丹女性干尸墓即是典型之例。

随着历史的发展,辽朝由强至弱,日渐衰败。到了晚期,金人进逼,国内兵荒马乱,经济困乏。这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在“络尸葬”的规模程度之上已明显地反映出来。杏树洼辽墓、小刘仗子辽墓以及葬具残缺不齐的一些辽代晚期墓葬就是佐证。

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决定了其丧葬等级的高低。属于皇室成员的陈国公主和驸马以葬具齐全,材料贵重,陪葬丰富而豪奢于其它贵族墓。同为晚期的杏树洼辽墓又以银质面具的丧葬规格,而显贵于小刘仗子辽墓。这中间明显地存在着等级上的差别。

“络尸葬”墓地分布很广,有的甚至相距数千里之遥。但是,这些面具的锤锻与网络的编结手法和工序是相同的。尽管其中存在着一些微小的差异,如面具须按死者不同的面部轮廓制作,手掌上的网络有一指分叉(契丹女性干尸)和五指分叉(陈国公主和驸马)以及不分叉的区别,但这只是不同的具体对象和加工制作时的细致程度所致,不影响这种葬俗的基本形式。

由此可见,这些葬具是由某部门统一制作之后,按死者生前的身份和地位,依据不同的等级,由朝廷封赏的不同规格的葬具。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西桥公社鸽子洞沟的辽代耶律琮墓前,整齐地排列着花岗岩凿成的文官俑二座、武吏俑二座、石虎二座、石羊四座和一通石碑。宋元时期的《事林广记》载:“一品用石人四事,石柱二事,石虎石羊各二事。”以及《封氏见闻录》:“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耶律琮,曾任昭武军节度使、镇国军节度使、漆水郡开国伯等职,“位极一品”,“处三公之首,为帝王之师。”葬于保宁十一年(979年)。其丧葬方式效仿内地之俗,与汉族统治阶级依官阶而定葬仪的等级制度同为一辙。

由耶律琮墓反映出的辽早期墓仪等级制度无疑也会渗透到兴于中期而衰于晚期的“络尸葬”中去的这种等级制度就反映在葬具的齐备程度和质量高低上。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陆思贤曾提出:契丹“络尸葬”这一习俗与宗教迷信有关,人们企望借此达到一种“形不散而神不离”的目地。这种说法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契丹人在一定文化水平上的思想意识与这种独特的丧葬风习密切相关。

“络尸葬”是否具有保存尸体的作用?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和研究。陈国公主墓中,两具尸骨俱朽,仅存几齿,契丹女尸墓内,干尸保存完好毛发俱全的状况,是摆在我们面前两种截然不同的尸体存留结果。

总之,契丹“络尸葬”是辽代社会一种特殊的风俗习尚,是中晚期社会现象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其中有许多问题我们目前还不甚了解。故而,对于它的深入研究,关系到我们对契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宗教、民俗等诸方面的进一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