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00年左右气候开始变得干冷（韩建业，2006），北方的老虎山文化南下覆灭了陶寺文化（韩建业，2007），西进受到客省庄文化阻挡的三里桥文化（董霄雷，2020）在老虎山文化的威压下转向东徙（段天璟，2013），山东龙山文化推动了造律台文化的西进（李伊萍，2005）。为应对黄河流域各方势力纵横捭阖、逐鹿中原的变局，位于中原中心的煤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采取了联合造律台文化一同向南扩张的应对策略。此次南下，一方面迅速取代了石家河文化，使长江中游从此“纳入中原文化的系统”（王巍，2004）。另一方面移民到长江下游，占据了宁镇地区和环太湖地区，形成南荡遗存（张敏，2002）和广富林遗存（焦天龙，2005）。

　　煤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在联合南下的同时，也在彼此间进行着整合。三者相互整合的产物即新砦二期遗存。新砦二期遗存形成后取代了煤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并继续向南施加影响（张海，2021）。新砦二期遗存的发展催生了二里头文化的异军突起，又被称为二里头文化的孕育期（王立新2020）。二里头文化崛起后迅速成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赵海涛、许宏，2019）。二里头文化兼收并蓄四方文化因素的同时（郑光，1995；许宏，2009），也在向四面八方辐射影响（崔宗亮，2011）。二里头文化向南扩张，将长江以北的中游地区纳入文化势力范围（张昌平，2006），并进一步向鄂南、湖南、赣鄱地区施加影响（向桃初，2011）；向东南的扩张影响了江淮的斗鸡台文化（杜金鹏，1991）的进程和太湖的马桥文化的面貌（向桃初，2011），并将一些文化因素传播至华南甚至越南；向西南进入成都平原和峡江地区，催生了三星堆文化（向桃初，2005）和朝天嘴文化（于孟洲，2010）。二里头文化向北对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产生强烈影响（李伯谦，1991），推动下七垣文化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张渭莲，2007）；向西北影响了晋中的白燕文化的面貌（蒋刚，2009）；向东北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产生强烈影响（杜金鹏，1995）。二里头文化向西渗透到了关中东部（张天恩，2000），并将文化影响力扩散到甘青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之中。二里头文化向东扩张至豫东时，则遭到岳石文化的抵制，使二里头文化并没有渗透至海岱地区（郭明辉，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