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积厚流光：长江流域文明化进程
2022年11月30日下午13：30，“中国物质文化常识系列讲座”第四季第七讲“长江流域文明化进程”在立德楼403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郭伟民教授主讲。他结合大量考古发现与研究实证，阐述了长江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及其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教授主持。
讲座共分为三个部分：长江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进程、长江流域史前社会演进、长江流域史前文明进程途径与方式。首先，郭伟民教授提纲挈领梳理了长江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参考严文明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新石器时代晚期中段、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和新石器时代末期。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历史悠久，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轨迹清晰。中游地区的道县玉蟾岩、万年仙人洞和下游地区的溧水神仙洞遗址发现了我国年代最早的陶器。新石器时代中期较早阶段的彭头山文化和上山文化是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之开端。定居生活和稻作农业持续稳定地支撑着文化与社会的进步。距今6200年左右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澧县城头山，以城头山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新石器历史趋势形成。下游地区则在环太湖及其周边地区形成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中心与外围，文明曙光首现于东山村。距今5500年以后，长江中游出现一系列城池，下游良渚古城横空出世，长江流域社会发展提速，引领了中国史前早期文明化的浪潮。此后不久，长江上游地区出现了宝墩文化和众多城址，应当是接受了长江中游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后，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和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南下，造成长江中下游史前文化格局改变，在完成其中原化的同时，长江中下游文化带也正式形成。长江流域在经济技术、社会形态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一系列辉煌创造发明，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次，郭伟民教授明确了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的指标：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权力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对应至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来看，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随着稻作农业生产发展，人类社会及其组织也不断进步，聚落形态和聚落结构由简单到复杂，从一般村落发展到环壕聚落再到城壕聚落及其集群，并逐步出现社会分层。手工业精细化、标准化、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从彭头山文化的简单陶器及其组合，到屈家岭文化陶器形态的多样化，甚至出现了薄胎黑彩高温釉陶。从精神层面而言，观念与信仰、神祇与礼仪被普遍接受，成为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成分，也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接下来，郭伟民教授一一阐释长江流域上、中、下游文明化进程的途径与模式。长江上游文明化进程受到外来文化的明显影响，非原生文化中心，神权与王权目前均不明显。长江中游和下游都是原生型文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发展虽有起伏和重组，但本土传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连续发展的谱系和序列清楚，延续性和稳定性是该地区聚落演变的典型特点。稻作农业是支撑文明化进程的基础，以血缘家族为生产和社会组织单位是该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基本模式，社会分化不明显。通过宗教祭祀和对水的治理获取相对权力，军权（王权）与神权已经存在，但尚未完全凌驾于社会集团成员之上。战争迹象不明显，社会矛盾不突出。富贵并重，不尚武力。古城古国林立，大分散小聚居，没有定于一尊的最高统治者。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表现为文化连续与文化裂变。文化碰撞是造成良渚古城出现的重要原因，稻作农业的持续发达是良渚文明的基石。以玉器为通神载体，以信仰获得权力。通过再分配固化权力，控制粮食、玉器及其他物资的统筹与再分配系统，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强化神权定于一尊。
长江流域史前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贡献卓著，奠定了中国农业南稻北粟的基本形态，稻作农业凝聚的血亲社会组织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从一般村落到环壕聚落再到城壕聚落，长江流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引领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进程。社会与文化发展稳定，绵延至今，成为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活化石。干栏式木构建筑、丝绸、漆器、舟楫等发明创造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容。从高庙-良渚-肖家屋脊文化，掀起史前中国艺术浪潮，成为中华文明精神和思想观念的源头，也是中国本土宗教与哲学之源。
讲座最后，李梅田教授进行总结：郭伟民教授带来的讲座全面而生动，材料丰富、解读深入，从旧、新石器时代之交到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直至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涵盖了农业起源、社会结构、精神文化、文明模式等诸多方面。目前关于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发现众多，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郭伟民教授作为亲历者进行解读，对我们认识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都极具启发性和引领性作用。（文：高杉 图：吕佳玲）
（图文转自：“人大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