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2年发现的秦雍城（今陕西宝鸡凤翔区）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是春秋时期秦人在雍城最早修建的宫室建筑。秦雍城城址区有“五门”“五院”“前朝后寝”的格局，这对研究秦国宫殿“五门三朝”布局制度具有珍贵的实物史料价值。特别是它的结构特征与雍城中后期修建的马家庄朝寝建筑相似，又与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宗庙遗址四合院式的组合相类同，为澄清和解 ...

　　2012年发现的秦雍城（今陕西宝鸡凤翔区）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是春秋时期秦人在雍城最早修建的宫室建筑。秦雍城城址区有“五门”“五院”“前朝后寝”的格局，这对研究秦国宫殿“五门三朝”布局制度具有珍贵的实物史料价值。特别是它的结构特征与雍城中后期修建的马家庄朝寝建筑相似，又与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宗庙遗址四合院式的组合相类同，为澄清和解决周秦宫殿的一些疑难问题诸如“五门”的形制排列，“三朝”的设置布局等提供了新的依据。

秦雍城马家庄三号建筑西侧附属建筑群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秦国宫殿的五门制度

　　秦国宫殿的宫门制度承袭自周文化。春秋时期，秦人在雍城东南瓦窑头村一带最早营建的大型宫室建筑，没有严格遵守诸侯礼制，而是仿效天子制度，修建了五门。秦国宫殿即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中“五门”的排列顺序，由外向内分别为皋门、库门、雉门、应门和路门。

　　皋门是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最外边的门。此门由两组东西长8米、南北长7米的“L”形墙基，以及一段东西长11米、南北宽3米的影壁组成。皋门之屏在门内，为内屏制。《荀子·大略》：“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可知其形制采用的是诸侯礼制。

　　库门是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第二道门。考古勘探发现，在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第二院落南侧偏东有一长方形门道，宽2.4米，此门即为库门。库门两侧有房基，推测应为“门塾”，门塾即库门两侧之堂。《礼记·礼器》：“天子诸侯台门。”《逸周书·作雒解》：“库台。”孙诒让《周礼正义·大司寇》释云：“库台者，谓库门为台门之制。”又曰：“天子诸侯宫门皆筑台，台上起屋谓之台门。”可知周天子库门为台门，而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库门作为诸侯宫门之一，也应为“台门”的形制。库门两旁的门塾，则应是两观所在，主要为登高望远及悬法象之用。所谓“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释名·释宫室》）。《礼记·礼运》孔颖达疏曰：“此观又名象魏，以其县法象魏，魏，巍也。”

　　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库门的设置，为“外阙两观”（《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采用的是天子之制。

　　雉门是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第三道门。考古勘探发现，其宽2.5米，进门有堂。雉门门台正中有一前殿，或为秦人当时修建的台门，是宫门“台门一观”（孙诒让《周礼正义·阍人》）的具体体现。

　　应门是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第四道门，其复原宽度为12.6米。应门在“五门”中规制最高，是瓦窑头宫区的正门，又可称为“朝门”。《尔雅·释宫》：“正门谓之应门。”《诗经·大雅·绵》郑笺：“朝门曰应门。”由于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皋门、库门、雉门均遵守了“台门之制”，因而可以推断，作为秦宫殿正门的应门也当为“台门”，即台上起屋的样式。

　　路门是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第五道门，其复原宽度为8.5米。路门亦可称为“毕门”或“虎门”（《尚书· 顾命》《周礼·地官·师氏》）。秦国国君听政居息都在路门以内。而传承周制的秦宫殿建筑，其路门当与皋门、库门、雉门、应门一样，为台门之制。

　　秦国宫殿的三朝制度

　　秦国的宫殿体系中，除了宫门还有朝的存在。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朝制也承袭自周代。周制天子、诸侯宫室均有三朝。与此对应，春秋时期的秦人在瓦窑头修建的大型宫室建筑也有三朝，即外朝、治朝和燕朝。

　　外朝，又称“三询”之朝。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第一院落，就是秦宫殿的外朝所在。外朝在皋门之内、库门之外，是秦君向万民咨询国事以及处理狱讼的场所。秦宫殿建筑的外朝，设有大廷，即外朝之廷。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第一院落中有一处南北长21.2米、东西宽10.9米的平面呈不规则形状的踩踏面，或即大廷的所在。“大廷”亦称“大庭”，一般位于外朝中间的位置，是不设房屋建筑的。按照文献记载，秦君在外朝举行朝会活动之时，应当仿效周制，即三公、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群士、群吏以及州长众庶等都会在大廷按照职位身份，站立在不同的标识物（韩伟：《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如左九棘、右九棘和三槐等旁，以示等级秩序。正如《周礼·秋官·朝士》所说：“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

　　治朝，又称“正朝”。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第四院落，就是秦宫殿的治朝所在。治朝在应门内、路门外，是秦国国君与群臣日常处理政事的地方。秦宫殿建筑的治朝，设有中廷，即治朝之廷。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第四院落的中部，就是中廷的位置。根据《周礼·夏官·司士》和《尔雅·释宫》，每日清晨，秦公在秦宫殿的治朝处理政事之时，应是按照周制南向站在路门之外、屏树之内的“宁”位，而三公、孤卿大夫、王族、故士、虎士等则在“中廷”左右，依据职级高低站立在不同的位置。治朝朝事结束后，秦公进入路门以内的路寝，其他上朝的官员则退到“次舍”等官府治事处。又据《周礼·考工记·匠人》等记载，正朝的官府治事处，称之为“九室”，亦即“外九室”，如庐舍、朝堂等办公场所一般设置在正朝即治朝左右。参证瓦窑头第四院落东、西两侧对称分布的曲尺形墙基和南侧分布的殿式建筑，则可以推测当时的秦人在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修建的治朝也应设置“外九室”等官府治事场所。

　　燕朝，又称“内朝”或“路寝朝”。郑玄《周礼·夏官·大仆》注：“燕朝，朝于路寝之庭。王图宗人之嘉事，则燕朝。”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第五院落，就是秦宫殿燕朝的所在。燕朝位于宫室建筑的路门内，是秦君举行嘉事朝会之地。燕朝设有路寝庭，秦雍城马家庄三号建筑群第五院落和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第五院落的中部就是路寝庭。根据《逸周书·酆保解》等，路寝庭又称“中庭”或“少庭”，是燕朝的朝位所在。路寝庭是秦国国君接见皇族人员，举行冠礼、婚礼等嘉礼的场所。从文献资料来看，秦国国君在燕朝与公族、群臣讨论皇族事务以及处理嘉礼等政事时，应是按照周制南向站在路寝堂前的“两阶”之间（《礼记· 杂记》《尔雅· 释宫》《周礼·夏官·太仆》），而公族宗人和卿大夫、故士等臣子则依据同姓、异姓和年齿的差异，分别站在路寝庭东、西方的不同位置（《礼记·文王世子》《仪礼·燕礼》《周礼·夏官·太仆》）。

　　路寝庭以北有三寝。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群第五院落中部偏北的三座寝殿，就是秦宫殿的“三寝”，乃秦人按照周代诸侯礼制修建。其中，秦宫殿建筑第五院落正中偏北的寝殿为路寝，亦称“正寝”。《诗经·閟宫》云：“松桷有舄，路寝孔朔。”秦国国君退朝后，一般会在路寝继续听政理事。除了政事活动，路寝作为正寝，还会承担居住、宴飨、殡宫等功用。《礼记·丧大记》载：“君、夫人卒于路寝。”《仪礼·燕礼》载：“燕，朝服于寝。”《周礼·春官·丧祝》亦云：“及朝，御柩，乃奠。”

　　根据《礼记·内则》，秦宫殿建筑第五院落中部东西侧的寝殿为“小寝”，又称“燕寝”或“外寝”。《礼记·内则》称：“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郑玄注：“侧室谓之夹之室，次燕寝也。”故侧室非谓小寝。秦国国君平时在路寝处理完政事后，一般会到小寝退去朝服、换上“玄端”进行燕养居息，此即《礼记·玉藻》所谓“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燕养的内容包括朝夕食、四时之珍和汤沐等。国君夫人和群妃也会在小寝居住。小寝内侧有侧室，是妇人生产和爵秩卑微的嫔御所居之处。《大戴礼记》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此为妇人生产的夹室，也就是侧室。《礼记· 内则》云：“人君见世子于路寝也，见妾子就侧室。”此为爵秩较卑的国君侍妾居住的地方。关于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燕朝的设置，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其还仿照周制设有“九嫔”治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妇学之事的“九室”，又称“内九室”。它们分布在路寝或路寝庭的东西两侧，如其“九嫔九室以外朝之法准之，九室亦当左三右六，居后正寝之两旁”（郑玄《周礼·考工记》注），“外九室在正朝左右，内九室当在后朝左右”（陈奂《诗毛氏传疏·硕人》）云云。受勘探所限以及宫殿遗址地貌环境受到破坏等影响，目前在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第五院落中并未发现“内九室”的遗迹。但根据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第四院落治朝东西两侧发现的房屋基址可以推测，秦人如果在路门外仿效周制设置“外九室”等官府治事场所，那么其最有可能在路寝内朝也同样设置了相应的内宫办事处。

秦雍城遗址出土的陶联珠云纹瓦当 资料图片

　　秦国“五门三朝”制度的仿效与僭越

　　秦雍城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五门三朝”布局，作为秦国统治阶层政治中枢空间，展示了秦国承继周代宫殿建筑制度的实质。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建筑布局制度从宫城规划建设开始，就和秦国的统治密切结合在一起。考古工作所揭示的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尽管宫殿建筑布局中显示出的诸侯礼制因素，如“内屏”“三寝”等，均指向了其身份仍是周天子治下的诸侯国，但以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五门为框架，形成外朝、正朝和燕朝三朝区域格局，是秦国对周天子宫殿制度的仿效与僭越。象魏设置在库门，内九室与外九室的设置等，也体现出秦国对周天子礼制的效仿。实乃已构建了“饮马于河”（《史记·秦本纪》）的战略目标，以此形成和实现秦人国家统治的实质空间与载体。

　　此外，秦国宫殿的考古工作已持续了80余年。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如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雍城中部偏西发现的修建于春秋中晚期的马家庄朝寝建筑，也由五个院落和五个门庭组成（《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马家庄朝寝建筑的五个院落、五个门庭，是最早发现的关于秦国宫殿“五门三朝”制度的实物证据。新世纪雍城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发现，进一步补充了秦国宫殿的考古实物资料，为我们全面认识秦国宫殿“五门三朝”建筑布局制度提供了重要基础。尤其近年对雍城宫区营建过程认识的廓清，确认了瓦窑头一带系雍城最早建设的宫室建筑，之后是位于其西北方向的马家庄宫区，最后则是位于最北端的铁丰—高王寺宫区（田亚岐：《秦都雍城布局研究》，《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这说明在春秋时期，即秦人迁都雍城之初，就已经仿效僭越了周天子制度，在瓦窑头宫殿区设置了“五门三朝”。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秦国营建的马家庄朝寝建筑，实际上承继了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布局制度。“五门三朝”制度是周秦时期都城宫室规划的重要内容，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作为春秋时期秦人营建的宫殿，其布局形制与前人依据文献研究对周代宫室建筑群的复原研究较为契合。它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秦国和周代建筑的深入认识，而且也证明古代文献的记载是有实际根据的。这一发现对先秦宫室制度及相关礼学文献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作为三代考古中较为少见的高等级建筑，与稍后在雍城中部偏西修建的马家庄三号建筑群有诸多相似之处，可以视为秦宫室建筑制度的发端。作为雍城城址区最早建设的宫殿建筑，其建筑特点除了主要承继自周原地区的宫殿建筑外，也有部分来自中原地区商代宫殿的建筑因素。以往有学者从陶器、墓葬制度证明西周时期和春秋初期秦文化的主流因素是周文化。现在从宫室建筑制度上则可以证明，周文化是秦文化的主流，而商文化亦是秦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7日总第A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