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键词：咸阳成任东汉晚期墓，青铜佛像，十六国时期，年代分析为何对咸阳出土两尊青铜佛像的年代存在严重分歧？笔者仔细考察各家讨论后，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对其年代判断缺少可靠的时代特征依据；其二、对其细节分析和对比不够；其三、对于金铜佛从被盗墓中出土原因存在截然不同的主观推断。一、咸阳青铜立佛年代特征分析咸阳立佛的造型 ...

摘要：我国发现汉晋佛陀像超过130例，主要特征是：东汉佛像施无畏印，吴晋佛像施禅定印。咸阳青铜立佛左、右手均握衣角和袈裟形态与东汉佛像图像志特征不符，其肉髻有孔、细长眼、右撇式袈裟衣纹、莲座莲瓣扁平肥大均为十六国时期特征。咸阳青铜佛板二佛并坐的图像结构与释迦多宝佛相似，最早见于西晋竺法护所译《正法华经》，现存最早释迦多宝佛图像为十六国晚期。咸阳两尊十六国时期青铜佛像为后世混入东汉晚期M3015中。对于被盗后出土与墓葬时代特点不符的文物年代判断应当谨慎。

关键词：咸阳成任东汉晚期墓，青铜佛像，十六国时期，年代分析

2021年12月9日，陕西省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发掘领队李明公布了陕西咸阳成任东汉晚期墓出土两尊青铜佛像（编号分别为3015:9和3015:10），由于邻近3019号墓出土的朱书陶罐有“延熹元年”（158）纪年铭文，他指出这两件“铜佛像年代下限应为东汉晚期”，“系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果真如此的话，这将是一个重大考古发现！该信息迅速在各种媒体扩散，引起了激烈讨论，形成了东汉时期和十六国时期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为何对咸阳出土两尊青铜佛像的年代存在严重分歧？笔者仔细考察各家讨论后，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对其年代判断缺少可靠的时代特征依据；其二、对其细节分析和对比不够；其三、对于金铜佛从被盗墓中出土原因存在截然不同的主观推断。

本文拟通过详细考察咸阳这两尊出土青铜佛像细节特征，然后将其与东汉、吴晋和十六国时期佛像，进行细节分析和整体比较，考察M3015的年代与这两尊青铜佛像的关系，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咸阳青铜立佛年代特征分析

青铜立佛（3015:10），通高10.5厘米。肉髻顶部较平，中部凹陷，有孔，面相饱满，眉脊平缓，细长眼，鼻挺直，鼻翼稍大，大耳，神态安详；穿圆领通肩袈裟，从左肩向右撇，形成均匀、凸起的抛物线状衣纹；左手向内曲肘上举握衣角，右手位于腰际，握住下垂的袈裟衣角；袈裟下摆贴体，露出双腿轮廓，脚踏圆台形莲座，莲座直径4.7厘米。该像除肉髻为圆雕外，正面为高浮雕，背面凹陷，中空，仅背部中间铸一长方形榫头。（图1）

咸阳立佛的造型在早期金铜佛像中罕见。截至目前，找到与其相似的是日本私人收藏的一件小型年代定为十六国时期金铜立佛（以下简称“日藏立佛”），后者高9.3厘米，在高度、体量、袈裟衣纹、左、右手握袈裟衣角姿势、正面高浮雕、背面凹陷诸方面，都与咸阳立佛很相似！（图2）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发掘简报有关咸阳立佛“施无畏印（手部残）”的描述有误。该像手背弯曲光滑，系右手向下，握衣角，线绘图已清晰描绘出该特征。（图3）这个细节特征还与“日藏立佛”右手姿势相似：后者右手向下握衣角，正面大拇指清晰的表现出来，虎口清晰，露出袈裟衣角。因此，咸阳和“日藏立佛”是吸收犍陀罗袈裟，左手和右手分别握衣角的模本，面型和肉髻加以改造，采用了中土块范法铸造的青铜佛像。

咸阳和“日藏立佛”的造型存在一些细微差别：咸阳立佛肉髻较平、中空，面相饱满、圆润，眼睛细长，有莲座；而“日藏立佛”肉髻呈半球体，面型轮廓突出，眼眶较深，眼睛向下，作冥想状，下巴突出，无座。从面型特征看，“日藏立佛”深目高鼻的犍陀罗特征更为明显，咸阳立佛则在面部略加中土化改造而成。因此，“日藏立佛”年代略早于咸阳立佛。

不过，“日藏立佛”来源不明，尚属孤例。欲落实咸阳立佛的年代，需要进一步考证。通过细致观察，我们注意到，咸阳立佛肉髻顶部有孔、细长眼、袈裟呈现右撇式衣纹和莲座等特征，与现存西晋十六国金铜佛像相似。

1、肉髻顶部有孔。咸阳立佛肉髻上方有较浅的圆孔，（图4）与旧金山亚洲博物馆藏建武四年（338）坐佛、（图5、图6）哈佛大学弗格美术馆坐佛（图7）和东京国立博物馆坐佛（图8）等相似。梁《高僧传》“道安传”载：“有一外国铜像，形制古异，时众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称。’令弟子炉治其髻，既而光焰焕炳，耀满一堂。详视髻中，见一舍利，众咸愧服。安曰：‘像既灵异，不烦复治。’乃止。识者咸谓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众。”弗格美术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坐佛深目高鼻，上唇有八字胡，身着右撇式袈裟，具有鲜明的犍陀罗佛像特征，因此被时人看作是“外国铜像”。尤其是文献有关肉髻中有舍利的记载，暗示肉髻中空，与上述金铜佛像肉髻有孔的特征相符。

2、细长眼。咸阳立佛细长眼是十六国金铜佛像的特征，例如，建武四年（338）坐佛、西安黄良公社出土坐佛、上海私人收藏坐佛，眼睛均是细长。略微不同的是，咸阳立佛细长眼与建武四年（338）坐佛和上海私人收藏坐佛眼睛平视，呈水平状态，而黄良公社坐佛眼角上挑。（图9）

3、袈裟现在胸腹前呈右撇式衣纹。除了以上所举日本私藏立佛右撇式袈裟与咸阳立佛相同外，具有这种袈裟样式的还有弗格美术馆坐佛、东京国立博物馆坐佛、上海私人收藏坐佛、日本私人藏坐佛和原新田氏收藏坐佛。其中，以弗格美术馆坐佛袈裟样式最为写实，袈裟衣角从坐佛右肩上收紧下垂，逐渐在胸前自然散开，形成弧形领，然后逐渐变宽搭于左肩之后；胸腹前袈裟衣纹从左肩向右下方自然撇开，衣纹铸造呈阳线凸起，较为均匀、密集；手下衣纹也呈不规则的弧形自然下垂，袈裟衣角下摆末端呈菱形，以表现体积感。（图7）余下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四尊坐佛袈裟右撇式衣纹则采用阴线刻，较为均匀和程式化。相比之下，咸阳立佛右撇式衣纹与哈佛大学美术馆坐佛一样，铸造为阳线纹凸起，衣纹密集，较为自然。

4、咸阳立佛莲座上的莲瓣扁平、叶瓣肥大、有中脉的特征，与湖北老河口西晋“泰始九年”（273）铜洗莲瓣和甘肃泾川西秦窖藏出土十六国坐佛背屏屏莲瓣相似，尤其是与武威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376）《梁舒墓表》莲座上的莲瓣造型酷似。（图10）东汉莲花造型丰富，有四、五、六、八瓣莲花等多种类型，其中八瓣莲花与咸阳立佛莲座结构类似，但造型有较大的区别：例如，沂南北寨东汉晚期画像石墓前室西间藻井八瓣莲花，莲瓣后部细长，前部肥大，有些变形；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晚期墓出土的摇钱树枝叶八瓣莲花细长，为阳线纹；（图11）而咸阳立佛莲座饱满，为浮雕，与上述东汉莲瓣造型差异较大。

通过上文分析，咸阳立佛除了袈裟呈右撇式衣纹来源于犍陀罗造像之外，其余诸多因素与其不同，而与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因此，该像年代可订在十六国时期。

二、咸阳青铜佛板年代特征分析

青铜佛板（3015:9），通高15.8，宽6.4厘米，分三层，上层有一尊坐佛，中层和下层各有两尊并坐佛像，共计五尊坐佛。佛板底端中间有一插榫。由于铸造工艺较差（中、下层坐佛之间有三个不规则孔洞，应为铸造时铜水未达所致），五尊坐佛形象表现得不同程度的模糊，只见上层坐佛背屏边缘平行分布成密集的线状火焰纹较为清晰，中层左侧（从观者角度）坐佛两肘伸出的袈裟衣角和莲座较为清楚，中层右侧坐佛面相、两臂和躯干轮廓较为清楚。五尊坐佛造型一致，有背屏和身光，背屏边缘有线状火焰纹，坐佛头顶有肉髻，面相丰满，穿通肩袈裟，施禅定印，两臂和躯干光滑，轮廓较为清楚，无衣纹痕迹，唯表现较宽的袈裟衣角从两肘搭过，自然地覆腿，佛座有一层覆莲纹。发掘简报说：“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经过仔细观察，五尊坐佛莲座只有中层左侧依稀可辨：坐佛之下一排有四个莲瓣，莲瓣尖部均朝下，应为覆莲。（图12）  

1.袈裟贴体、搭肘覆膝是十六国时期金铜禅定佛像的重要特征。咸阳坐佛上身无明显的袈裟痕迹，只表现躯干和手臂轮廓特征，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十六国时期铜坐佛接近，后者穿通肩袈裟，躯干和手臂轮廓突出，只表现较浅阴线刻画袈裟衣纹。两者袈裟衣纹从两肘搭过、较宽且柔软的覆于腿上的具体特征非常相似。（图13）袈裟衣纹从两肘搭过、覆于腿上也是上述十六国时期金铜禅定坐佛常见特征，尤其与河北满城征集的十六国时期金铜坐佛袈裟衣纹相似。

2.线状火焰纹和二佛并坐是西晋十六国时期造像特征。咸阳坐佛背屏边缘平行分布的密集线状火焰纹较早见于西安雁塔区出土的北魏早期倒凹字形座金铜佛。（图14）并非偶然的是，该像背面下层中间有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与咸阳青铜佛板中层和下层均为二佛并坐布局相同。释迦多宝像最早来源于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该经卷六“七宝塔品”有载：“时多宝佛则以半座与释迦文佛。七宝寺中有声出曰，释迦文佛愿坐此床，释迦文佛辄如其言。时二如来共同一处，在于虚空，七宝交露坐师子床。”《出三藏记集》卷八“正法华经经记”记载了译经时间：“太康七年（286）八月十日，敦煌月氏菩萨沙门法护手持胡经，口宣《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九月二日讫。” 其后，后秦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卷四“见宝塔品”内容与《正法华经》“七宝塔品”大同小异：“尔时多宝佛，于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时释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结跏趺坐。尔时大众。见二如来在七宝塔中师子座上结跏趺坐。”慧观《法华宗要序》记载了该经翻译时间和地点：“秦弘始八年夏，（鸠摩罗什）于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斯经，与众详究。什自手执胡经，口译秦语，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可知，后秦弘始八年（406年），鸠摩罗什在长安大寺召集僧人再译《法华经》，名曰《妙法莲华经》。

释迦多宝图像较早在长安出现。1974年，西安市莲湖区桃源村出土北魏永兴三年（411）石造像碑，背面造像布局与上举雁塔区出土北魏早期倒凹字形座金铜佛背面完全相同，其中心刻圆拱龛，龛内部雕刻二佛并坐，皆有背屏，施禅定印，同坐于台座之上，是为释迦多宝佛。（图15）释迦多宝佛像题材在石窟中最早出现在炳灵寺169窟西秦建弘元年（420）左壁的壁画上，11号和13号壁画的二佛并坐图像之间出现了“释迦牟尼佛/多宝佛”铭文。 

该造像碑雕刻的释迦多宝佛像距离鸠摩罗什翻译《妙法莲华经》不过五年，因此，它有可能是此类题材最早者之一。看来，释迦多宝像造像碑最早在长安出现并非偶然。咸阳青铜佛像板的二佛并坐像分为两层同样造型，可能是二佛并坐像的早期形态。现存释迦多宝金铜纪年像最早者为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延兴二年（473）造像。咸阳青铜佛像板的二佛并坐像年代当早于此时。

三、咸阳两尊青铜佛像无东汉佛像特征

发掘简报等推断咸阳两件金铜佛像年代为东汉晚期，却没有将其与东汉时期佛像进行图像志比较，令人遗憾。其实，截止2017年，我国各地已经发现汉晋佛陀像130例，其中，东汉至蜀汉前期佛陀像41例，吴晋时期佛陀像89例，其主要特征是：东汉佛像右手施无畏印，吴晋佛像施禅定印。了解汉晋佛像上述图像志的时代特征，有利于帮助判断咸阳两尊青铜佛像的年代。

1、东汉佛像主要特征是施无畏印。在全国范围内，长江上游地区发现东汉摇钱树、陶座和石刻佛陀像37例，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中佛像4例。其中，在32例摇钱树上有102尊佛像，在东汉佛像中数量最多，具有典型意义。2001年，重庆丰都槽房沟东汉“延光四年”（125）砖室墓发现迄今最早的摇钱树佛像，也成为摇钱树佛像的重要的年代标尺，再通过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尤其是伴出钱币的时代特征，可以把摇钱树佛像分为东汉中期、晚期、末期和蜀汉前期（约125-约240），流行100余年。摇钱树佛像主要铸造在摇钱树干上，少量铸造在枝叶上，高度在4-6.5厘米，体型较小，但佛像的图像志清晰：头后有项光，头顶上有大肉髻，上唇有口髭（即八字胡），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袈裟呈现U形衣纹特征，结跏趺坐。（图16）此外，在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中，X2、X61、X71为立佛像，（图17）X76为坐佛。除了X71胸至腰部有一斜长裂口，手势不明外，其余三尊佛像均施无畏印。施无畏印不仅是东汉佛像的特点，还影响到东汉时期其他佛像仪轨不够完整的人像上面，例如，如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石刻施无畏印坐像，四川绵阳、邛崃东汉墓出土铜镜羽人施无畏印，彭山东汉崖墓摇钱树座持节方士施无畏印，（图18）以及乐山西湖塘东汉施无畏印俑。由此可见，右手施无畏印是东汉佛像的典型特征之一，而咸阳立佛没有这一特征。

东汉摇钱树及其佛像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地区，并向周边地区扩散，陕西南部的汉中、城固就出土过东汉摇钱树佛像，2018年，宝鸡市高新区郭家崖15号东汉中晚期砖室墓出土了青铜摇钱树，摇钱树5节树干各有一尊佛像，高肉髻，圆脸，睁眼，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两侧有戴尖顶帽胡人；另外，顶部树枝中间也有佛像，坐于璧上。据观察，宝鸡郭家崖摇钱树佛像与四川安县出土东汉中期摇钱树干和枝叶佛像组合与造型都很相似。（图19）尤其是，类似的摇钱树枝叶佛像在邻近的城固县东汉墓也出土过。宝鸡位于秦岭以北，这里发现的东汉摇钱树佛像显然是来自四川和陕南地区的影响。宝鸡与咸阳均位于关中平原，相距不远，宗教文化交流频繁，宝鸡出土东汉时期摇钱树佛像的事实说明，咸阳如果发现东汉佛像，势必与宝鸡东汉佛像的图像志相似。但是，咸阳成任东汉晚期墓3015出土两尊青铜佛像出土金铜佛像并不具备以上东汉佛像特征。

2、吴晋佛像主要特征是施禅定印。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吴晋时期魂瓶佛像、佛像镜、釉陶坐佛像等89例，其基本特点是头后有项光，头顶上有肉髻或者螺髻，双手施禅定印，袈裟呈现重叠的U形或者圆弧形衣纹特征，莲花座或者附狮头。魂瓶和佛像镜佛像体量较小，高2.2-5.3厘米。（图20）其中，湖北鄂州塘角头4号墓出土釉陶佛像（M4:3）体量较大，高20.6，宽13厘米，该像为高浮雕，头顶有肉髻，圆脸，睁眼，身穿尖领通肩袈裟，袈裟在胸腹前形成重叠的U形衣纹，施禅定印，袈裟衣角从两肘伸出，覆于腿上，手下有圆弧形衣纹。（图21）与塘角头4号墓结构类似的同期2号墓出土“永安四年”（261）铭文砖，因此，塘角头釉陶佛像年代为东吴晚期。该像出土时两侧伴出较小的胡人俑，该像虽然体型较薄，尚需借助某种依托才能安置平稳。尽管如此，与摇钱树、魂瓶和佛像镜的佛像相比，塘角头釉陶佛像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独立佛像。与此造型相似的还有北京故宫收藏的青瓷坐佛，后者突出的特征是上唇有口髭（八字胡）。（图22）两相比较，咸阳青铜佛版坐佛袈裟衣纹从两肘搭过、覆于腿上的特点与塘角头釉陶佛像和故宫青瓷坐佛相似。但是，咸阳坐佛不具有吴晋时期佛像睁眼、上唇有口髭、胸腹前重叠的U形或者弧形衣纹的特点，年代显然要晚于吴晋时期。

梁《高僧传》记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设像行道”就是用佛像传播佛教。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有鎏金铜牌、陶瓷器、画像砖和金银戒指佛像，加上前三类佛像，共计有七种不同类型和载体佛像，有明确纪年的达18件，出现的最早纪年集中在东吴晚期至西晋初期（260-288）。康僧会到吴地的时间是“赤乌十年”（247），约当东吴中期。上述吴地七种载体佛像出现时间均在吴永安三年（260）之后，显然与其“设像行道”之举直接相关。

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大量汉晋时期佛陀像虽然大多数体量较小，但是佛像的仪轨特征非常清晰：长江上游地区东汉中期至蜀汉前期佛像以施无畏印坐佛为主，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东晚期摩崖造像3例佛像也施无畏印。而咸阳立佛左手和右手均握袈裟衣角，袈裟衣纹也与目前发现的东汉佛像图像志的特征不符。迄今尚未发现东汉时期的禅定坐佛。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的吴晋佛像，以禅定坐佛为主，咸阳坐佛虽然施禅定印，但其二佛并坐布局特征与释迦多宝佛相似，后者最早见于西晋竺法护所译《正法华经》，稍后见于前秦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现存最早有纪年的释迦多宝图像分别见于西安出土永兴三年（411）造像碑，以及炳灵寺169窟西秦建弘二年（420）壁画，咸阳青铜佛板年代与此接近。

四、M3015的年代与出土两尊青铜佛像关系

M3015等六座墓葬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北社街道成任村东南，呈现南北排列，属于家族墓葬。M3015为土洞墓结构，平面呈十字形，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南、北侧室组成。类似墓葬结构的还有M3016、M3017、M3019；除两尊青铜佛像之外，伴出陶器组合和器形均相似。邻近M3019号墓出土的朱书陶罐有“延熹元年”（158）纪年铭文，因此，包括M3015在内的六座墓葬年代推断为东汉晚期较为可信。

发掘简报没有介绍两尊青铜佛像的随葬情形，只在平面图中标出佛像的具体位置，简报“结语”补充说：“金铜佛像（M3015:9、M301510）出土于M3015主墓室西北角的地面，盗扰该墓的盗洞为早期盗洞，位于墓道西端，距金铜佛像出土位置3.4米。”然后说：“从相对位置和盗扰动机等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可以排除掉其自盗洞混入的可能性。”由此判断两尊金铜佛像的制作年代下限为东汉晚期，并进一步指出它们是“目前国内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相关论文也认为，盗墓者是为了盗取器物，不可能把金铜佛像带入墓中。但是，姚崇新指出，十六国时期的盗墓者把这两尊小型铜佛像作为“护身符”带在身边，遗落在东汉墓中。

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似乎都有些道理，但皆为主观推测，缺乏较为可靠的依据。他们的意见之所以存在分歧，是因为双方都没有对两尊青铜佛像与M3015的关系进行细致分析。必须指出，持咸阳出土的两尊青铜佛像年代是东汉论者，并没有提出这两尊青铜佛像为东汉佛像时代特征的论据，只是强调这两尊像出土于东汉墓中。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青铜佛像从被盗过的东汉墓葬中出土，其年代就一定是东汉时期吗？上面已经对咸阳出土的两尊青铜佛像缺少东汉佛像的特征作了分析，下面拟就这两尊像与M3015的关系进行考察。

M3015早期被盗，该墓图八线绘图显示，直径约80厘米的盗洞从该墓地第②层扰土层沿着墓门正前方垂至向下，直接打到墓门口，显然导致墓内随葬品盗扰。这就不能排除青铜佛像后世混入的可能性。具体而言，该墓陶器残损厉害、未见东汉金属器的现状就是遭遇疯狂盗墓所致。

M3015出土陶器14件，除两尊青铜佛像外，未发现其他铜器和铁器，只出土8枚五铢钱。而且，该墓出土器物残损厉害，陶罐、陶瓶、陶樽、陶案、陶壶均被损坏，仅少量陶器保存较好。这种现象表明，该墓盗掘彻底，且破坏严重。而毗邻的M3019和M3020盗掘不够彻底，随葬器物保存较好，尚存留东汉铜、铁器，例如，M3019出土陶罐、瓶、盆、案、樽、盘、耳杯、勺、井、灶、壶、釜、甑、狗、猪、鸡、鸭等陶器31件，还出土铜弩机、铜削、铁灯、铁刀、铁剑、铁削、铅人等。M3020出土铜镜2件。从保存现状分析，M3015与M3019和M3020属于同一家族，等级相同，因此，按照随葬制度，M3015最初下葬时也随葬了铜、铁器，只是由于该墓盗扰彻底，东汉金属器均被盗走，陶器在盗墓过程中也大多遭到破坏，只残存几枚体积甚小的钱币。这就使人不得不提出疑问：以寻找金属器等贵重物品为主要目的的盗墓行动，只盗走其他青铜器，为何要留下两件青铜佛像？真是匪夷所思！合理的解释是，青铜佛像是后世混入M3015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两尊青铜佛像以何种方式混入。由于留下盗墓遗迹甚少，无法进一步分析。

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混入东汉墓葬并非孤例。1955年夏季，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石家庄市东郊北宋村清理了两座东汉晚期砖室墓，其中，2号墓出土两尊金铜佛像。据发掘者报道，该墓由东、西两个砖室墓组成，两墓中间有隔墙互不相通。东墓分前、中、主三室，西墓在前、中、主三室的前面多出一个南室。发掘者介绍：“因为墓室塌陷，所以墓底上堆积着1-1.50米厚的乱砖及淤土。全墓出土陶器可能经过数次扰乱，已全成碎片，唯一完整的只有西墓南室出土的一件灰色小陶皿。”在西墓中室，“距地1米高的乱砖中出土鎏金佛及铜佛各一躯，佛座一、鎏金背光一，是否为墓中原物已难确定。”在西墓前室，“北门口距墓底1.50米高处乱砖处出鎏金铜华盖一，周围有垂饰。”在西墓南室，“南门口发现人骨架一具，头在甬道中，脚在南室内。头部附近有带木炭的大漆片数块，可能是棺木痕迹。”从发掘者描述的发掘现场来看，墓主人头骨、棺材、骨架和脚分别散落在甬道、南门口和南室各处的现象提示，该墓已经被盗。再从铜佛像和伞盖出土在墓内堆积“乱砖”的上端现象观察和分析，可知鎏金佛像及其配件因墓室垮塌落入墓中，因而堆积在上面。以至于发掘者已经意识到，金铜佛像及其配件“是否为墓中原物已难确定。” 其实，从以上现象可以判断，该墓被盗在先，金铜佛像混入在后。

北宋村两尊金铜佛像出土后，起初有人认为它们的年代是东汉晚期，但是，随着对早期金铜像研究的逐步深入，尤其是与其造型相似的甘肃泾川西秦时期金铜佛像窖藏和河北承德泰常五年（420）铭文金铜造像发现以后，学术界对北宋村东汉晚期砖室墓出土两尊金铜佛年代定为十六国晚期，已经形成共识。

综上所述，咸阳M3015出土的两尊佛像不具备东汉晚期佛像的图像志特征，而具有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时代特征。因此，笔者有理由怀疑，两尊十六国时期青铜佛像为后世混入M3015中。它提示我们，对于被盗后出土与墓葬时代特点不符文物的年代判断须当谨慎。

（附记：本文定稿后，李文平提供陕西南郑龙岗寺4号东汉晚期砖室发掘简报信息，该墓出土一件小型唐代金铜菩萨立像，伴出唐代莲花瓦当。值得注意的是，简报指出金铜菩萨立像出土于“墓内底部”，可见，虽然发掘者等把咸阳两尊金铜佛像出土于墓葬底部作为东汉说的重要理由，但仍然不能排除后世混入的可能性。详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南郑龙岗寺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6期。在此，特向李文平致谢！）

（2022年5月完成初稿，2023年6月17日修订后在山东大学“中古.近古之变”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2023年6月30日定稿）

（附记，朱浒、姜懿和顾浩敏提供了部分图片资料，谨表感谢！）

原文发表于《中原文物》2023年第6期，第122-131页。

作者：何志国，南通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此文转自“兰台挥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