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装饰”视为辅助图像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北朝墓葬而言，仅使用“图像”并无法充分认识所有的视觉材料，必须兼采装饰的概念。借由“装饰”有助于分析北朝墓葬中游牧部族文化的特质。

装饰一词的原义是指衣着的打扮、修饰。例如《后汉书》卷83《梁鸿传》:“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 此处“装饰”指新妇的服饰。北魏关于装饰一词的用法可见《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永宁寺条》:“拱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庄严焕炳，世所未闻。......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其中“饰”“加”为装饰、加饰之意。“庄严”为梵文“vyūha”的汉译，原意为“布列”，引申为以各类珍宝、华蔓等来装饰佛菩萨或寺院。引文最后以“装饰”来概括前文中的各类加饰、庄严，吸收佛教“庄严”的概念，其意义已扩及于服饰之外，为广义用法；可知在北魏，图像 与装饰均被赋予佛教的新义。因此，学者考察北魏的墓葬图像与装饰之际，也应该具备佛教美术的眼光。

值得注意的是，“饰”一词在丧礼中尚有另一层涵义，具有文饰、显示等意，较“装饰”为广泛。据《荀子·礼论篇第十九》:“丧礼之凡，变而饰，动而远，久而平。故死之为道也，不饰则恶，恶则不哀。”其中“变而饰”是指在丧礼进行过程中对于死者的文饰。又言：“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死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而认为丧礼是以生人之道来文饰死者，尽量仿效其生时以送死者。丧礼中有关“饰”的用法最近于“装饰”者为“饰棺”。又例如《礼记·丧大记第二十二》：“饰棺：君龙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锦褚，加伪荒......鱼跃拂池。”郑玄注：“饰棺者，以华道路及圹中，不欲众恶其亲也。”郑玄根据荀子的见解，由“不饰则恶”的角度来看待饰棺的丧葬功能。北魏“金饰棺”中关于“饰”的用法，即源自于此。

装饰一词早已见于史籍，不过美术史的现代用法则是源自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日本翻译，作为对应于 ornament 与 decoration 的译语。滕固论及云冈石窟时所说“装饰意境的显露”，即依循现代用法。

过去南北朝墓葬的研究中并非未论及装饰，例如学者经常将装饰视为断代或建立相关性的辅证。本书并不排斥这种做法，但是更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彰显装饰本身的价值与主体性，这就牵涉到该采用何种概念框架来考察装饰的问题。目前学界关于南北朝装饰的探讨，大致出自以下三种研究取径:

第一，考察纹饰的形态与系谱，为正统的装饰史研究手法。就北朝的材料而论，长广敏雄对于佛教纹饰的考察可作为初期代表。罗森(Jessica Rawson)以各类器物、墓志的纹饰为主体，勾勒北朝至唐代的装饰体系。附带一提的是，两位学者分别依据不同的装饰史研究典范。长广敏雄早年曾在滨田耕作(1881—1938)的引介下翻译里格尔(Alios Riegl，1858—1905)的《风格问题》，该书被宫布利希誉为西洋美术史中关于装饰美术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长广敏雄排比纹饰的做法无疑承继自里格尔。罗森对于中国装饰史的研究，除了里格尔之外主要受到宫布利希《秩序感》一书的启发。宫布利希由观者心理的角度来考察装饰，建立装饰史研究的新典范。

第二，以装饰来涵盖图像。例如町田章以“装饰墓”的概念来涵盖汉代画像至唐代的墓葬图像。此分类源自日本考古学的专用术语 “装饰古坟”，町田章取其广义，扩大运用至中国墓葬。此外，近年西方学界亦出现以装饰来涵盖图像的构想，虽然学术源流有异，但同样是以装饰作为分类的主体。

第三，重视图像与装饰之间的相关性与流动性。长广敏雄曾提到北魏孝子石棺具有“纹饰性”；卜苏珊(Susan Bush)留意装饰 对于这一时期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性。另外，罗樾(Max Loehr，1903—1988)则认为汉代之后装饰的形式提供图画表现(pictorial representation)不可或缺的表现模式。

在上述研究路径中，以第三种最重视图像与装饰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将以此为主要方向，但不以此为限，必要时兼采第一类的装饰史途径，并力求排除“装饰”或“装饰性”中的任何贬义。本书考察北朝墓葬图像时重视图像与装饰在形式与意义上的交互作用，并将此作用置于北朝历史的进程中来加以理解，尝试建立具有装饰史观的墓葬图像论。

本书将图像与装饰并举的另一用意，是为了凸显装饰在北朝墓葬 文化中的特殊重要性，出自以下考虑：第一，北魏平城时期佛教装饰如莲花纹、忍冬纹传入中原并广泛流行，开启中国装饰史的新阶段；第二，正如同其他北方游牧部族，拓跋鲜卑喜好金饰、织品，形成偏好装饰的品味；第三，装饰原为墓葬中的重要组成，可见于器物、墓志、墓门、葬具的边框等处，单由图像的概念并无法充分说明这类材料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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