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3期

齐胜利

2023年4月，余欣教授大作《西域文献与中古中国知识——信仰世界》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下文简称“《西域文献》”）。余欣教授现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等职。余教授在敦煌学领域深耕多年，成果丰硕，已出版著作有：《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作者在此书中提出了“民生宗教”这一重要概念，以此诠释唐宋之际敦煌民众的信仰世界。赵贞先生认为此书对“民生宗教”的理论思考及“民生宗教社会史”的初步构建对于学界认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拓宽宗教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有颇多启发。[2]《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作者自认为此书是其学术转型之作。游自勇先生称之为朝着博物学的方向推进，是《神道人心》的延展，并对陈尚君先生评价此书“足以代表中国当代学术的前沿水平”表示赞同。[3]《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赵贞先生评价此书为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的新开拓，具体而言是对敦煌写本的调查、辨伪、研读及学术史的研究，皆有方法论意义，堪称典范。[4]《敦煌的博物学世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则被纳入“敦煌讲座书系”。余先生著述丰富，创获颇多，因此在国际学界产生重要影响。日本大阪大学山本孝子认为“二书（《中古异相》《博望鸣沙》）的出版对于中古写本研究的发展或博物学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在敦煌学、中西交流史、社会史等多领域之影响更是自不待言”。[5]

《西域文献》系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编辑的“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之一，[6]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与民族语文数术文献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2＆ZD220）阶段性成果。《西域文献》分为上下编，上编“知识视域下的数术”，包括前四章：第一章“符应图书的知识谱系：敦煌文献与日本写本的综合考察”探讨汉唐灵瑞符应图书的知识社会史，重绘中古符应图书成立过程与知识—信仰—制度结构，并揭示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第二章“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在政治史与博物学视域下对归义军时期的祥瑞及周边资料进行诠释；第三章“知来物者：中古时代阴阳家之学与术”以隋萧吉著《五行大义》等为基础史料，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萧吉知识背景等问题，并结合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析论风角、九宫、禄命诸术的融合，论述阴阳五行在信仰生活及政治运作中的应用，探究汉唐阴阳五行“学与术”之知识社会史；第四章“探抽冥赜，参验人区：萧吉的知行世界”，在上一章的基础上，探研中古干支、星占同禄命的关系，分析其在命理信仰中的应用，复论阴阳五行之“学与术”的知识社会史。下编为“仪式场域中的器物”，包括后四章：第五章“从莫高窟到正仓院：佛教仪礼与艺术中的琉璃”利用佛典、史志诗文、敦煌文献、考古材料，重点对琉璃从佛教供养与作为法物的信仰实践阐释其宗教功用及象征意义；第六章“物质性·仪式性·艺术表现：经巾在中古佛道二教中的信仰实践”，通过敦煌文献、考古实物、域外收藏，对经巾通贯稽考，揭示经巾的渊源、功能、使用方式，并将其依据用途分为三类，特别是进行了超越物质性与文本性分析，提出拓展器物研究新面向的思考；第七章“冥币新考：新获吐鲁番考古资料的启示”以吐鲁番考古新获资料为支撑，佐以相关西域考古成果及其他地区出土汉唐冥币材料，对冥币的源流、性质、功能等方面展开研究，亦通过丧葬习俗与死后信仰世界阐发其深层蕴涵；第八章“圣域制造与守护：敦煌安伞仪式中幢伞的功能”，从幢伞于佛教仪轨中的使用着手，分析其内在理路，追溯其观念流变，阐释其文本语境表现，进而探究器物构建神圣空间的方式、过程与社会意义。由此可见，全书以具体问题为研究中心，要言不烦。书中大多章节曾发表于高水平的研讨会、学术期刊，如本书第五章“从莫高窟到正仓院：佛教仪礼与艺术中的琉璃”乃由其英文初稿“Glassin Buddhist Ritual and Art in MedievalChina”基础上改写而成，中文修订本曾以《莹澈心水：敦煌西域佛教仪礼与艺术中的琉璃》为题于2018年6月在复旦大学中古中国研究班和上海师范大学“古代史研究新视野”讲座上发表，之后又以《中古中国佛教仪礼与艺术中的琉璃》为题刊发于《复旦学报》，[7]其他章节大多亦经作者反复打磨雕琢，因此精彩纷呈。作者自言《西域文献》一书的研究旨趣是：

遍览此书，如入七宝之山，获益匪浅，故归纳其特点为：视野开阔，博考精微；视角独特，创获颇丰；拓展延伸，发人神思。

余欣教授师从黄征、荣新江等著名学者，又曾先后远赴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访问学习，他不仅熟稔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而且具备国际视野，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亦如数家珍。如其在第二章“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中不仅随手拈出与瑞应相关的谶纬研究成果，如杨权《谶纬研究述略》、张峰屹《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的辑佚问题——以〈孝经纬〉为例》；而且详细列出日本学界的瑞应研究成果，如役重文範《漢代瑞祥考——皇帝·政治との関係》、谷内祖道《宋書符瑞志の構成に関する一考察》及ThomasThilo著、池田温译《唐史における帝王符瑞の一例とその背景》等。正因为作者对国内外同行研究成果了然于胸，故能避免重复研究，发现符瑞研究存在缺失的维度，即地方政权与祥瑞的关系，藉此“不但能开拓中古史具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史学理论的本土化和自主创新，而且对于敦煌学研究方法论能有积极的贡献”[9]。与此同时，亦彰显出《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的编撰理念，即：

此前学界致力整理及研究西域文献者不乏其人，如郭纯富与王振芬曾合编《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李锦绣、余太山二先生合撰《〈通典〉西域文献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姚晓菲女士著有《明清笔记中的西域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2016年）等等。余欣教授则提出新的西域文献的概念，具体而言即“西域文献，取的是文献的本义，即文明一切过往之记录。不仅包括写本，还包括相关图像资料和信仰实践器物”[11]，这对于全面深入地进行西域研究必将大有裨益。作者以此理念重绘信仰世界图景、构建数术传统知识网络、呈现仪式场域中的器物象数、观照宗教文化诸相，从而在文明融摄的视域中为研讨民生宗教开疆拓土。此书在使用文献方面体现出博考精微[12]的特点。如作者在第七章“冥币新考：新获吐鲁番考古资料的启示”中为考镜冥币源流，详细罗列河南省淅川县龙山春秋楚10、11号墓，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墓等出土骨贝以及20世纪初斯坦因阿斯塔那收集品等资料，并引用清代著名学者赵翼《陔余丛考》的相关内容进行阐释。重要的是，作者注意到新疆吐鲁番市巴达木墓地出土的葫芦木刻冥币与木纳尔墓地出土的纸钱，其意义在于“吐鲁番新出土的考古资料，使得我们对于冥币演进的历史轨迹，尤其是其实际的制作和使用状况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对于其不同的使用方式在信仰世界中所表达的意义，能够给予更为清晰的描绘和合理的解释”[13]，使人们对冥币认知不再囿于传世文献所提供的只言片语。此外，作者对文献考订亦甚是精审，如曾将P.2838《转经文》三篇系于911年，并认为正月转经习俗隋初已然形成，唐代绍承。

《西域文献》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尤其是能继续从博物学与民生宗教的视角观照中古社会，探赜索隐，揭橥真相。兹分别举例论述如下：博物学与民生宗教是作者对如何实现敦煌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回答，“所谓博物学是关于物象（余注：外部事物）和人与物关系的整体认知、研究范式和心智体验的集合”，[14]其关切点是“镕铄天道、人事与物象，面向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和情感体验”[15]。如作者在第六章“物质性·仪式性·艺术表现：经巾在中古佛道二教中的信仰实践”中对经巾的研究，作者发现经巾的历史性登场是《晋王玉泉寺施物牒》。无独有偶，S.3565《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浔阳郡夫人等施供养具疏》中亦出现了经巾与“杂彩幡额”“银泥幡”等施入物品。随后，作者通过对P.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的精细解读，发现花罗表红绢里经巾、绯绢经巾、高丽锦经巾、细画布经巾四种典型经巾。余教授又于道教早期上清派经典《太上太霄琅书》卷七中找到关于经巾颜色、印染工艺、用途的记录，并通过对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敦煌藏经洞所出画幡MG17794《地藏菩萨十王图》等图像的观察，捕捉到经巾呈现出的“器物空间艺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凭借S.4536《施经巾发愿文》中的记载，认为经巾为转经仪式的焦点，极具装饰性、表演性并具有护佑亡魂、殄障消灾、荐拔幽灵、万佛云臻、罪灭福生的符号象征与信仰含义，又归纳出敦煌经巾施入供养程序、仪式场域、形制功能及与籍经具[16]的整体配合。

所谓民生宗教指关于个人、家庭乃至某一地域的民生福祉的信仰，尤其关注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及生命历程关联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包括思想和行为。其核心内涵包括神灵体系、仪式活动、象征结构三个层面。[17]作者通过经巾施入疏、配借幢伞经巾贴等文献对作为区域性政治实体的敦煌的政治结构、权力基础、确立政权的合法性手段皆有真切的把握。由作者对经巾的通贯稽考与多维观照，足见其视角新颖，创获颇丰。

《西域文献》不仅针对具体问题烛幽照微，还能发人神思，实为可持续研究的武库。如作者在第三章“知来物者：中古时代阴阳家之学与术”的论述中提及孙思邈“对密教仪轨颇有研究，在医方中频加应用”[18]，这提示我们可从孙思邈的医学与佛教间的关系，甚至古代医学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等展开研究。除提供具体的研究点外，更重要的是作者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例如在前文提及研究经巾的第六章中，作者提出了宗教器物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克服以往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物质性与文本性的依赖症，跳出物质文化史与艺术史研究的窠臼，考虑宗教器物的使用情况及其在原有图像学脉络中的本来面目，即“从知识—信仰—制度整体上思考器物在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在建立博物学进路上做一新的尝试”[19]。这一方法论为西域宗教，乃至整个古代宗教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在阅读此书过程中，笔者亦发现存在些许问题，余欣教授认为金山国诗《白雀歌》作者为张永进，[20]此处应为沿袭王重民先生的观点，项楚先生认为“作者名张永，‘进上’连读，犹云进献也”[21]，应从项说。余教授在析论金山国符瑞制造时，利用武梁祠画像石榜题、《周书》以及白马驮经的传说分析了白马祥瑞的产生。古代敦煌如陈垣先生所言“自汉以来，敦煌文化极盛，其地为西域与京洛出入必经之孔道，实为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22]，因此余氏关于外来文化影响此祥瑞产生的论据稍显不足，现补充几则材料：1.由圣普德伟伽亚（Sambhutavijaya）开创的印度耆那教白衣派，主张穿白衣。[23]2.《大唐西域记》之《印度总述》记载“衣裳服玩，无所裁制，贵鲜白，轻杂彩”；记载滥波国“多衣白氎，所服鲜饰”；乌仗那国“多衣白氎，少有余服”；迦湿弥罗国“服毛褐，衣白氎”。[24]3.《普曜经》卷四记载“车匿已被白马”[25]，由此推论悉达太子乘骑白马的传说应对敦煌白马祥瑞的产生发挥过影响。此外，王志鹏教授曾认为古印度婆罗门多服鲜白之衣，并引用《涅槃经·疏十四》记载的“西域俗尚穿白”作为论据，又推断“金山国尚白抑或源自西域”[26]。由此可见，王氏所论亦可补充《西域文献》关于金山国白色祥瑞的制造来源。笔者学识浅薄，粗陈管见，不当之处尚祈作者、读者诸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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