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代的丝绸之路有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西北是广大的草原,“流沙”“瀚海”连接着中亚、西亚;东南是辽阔的海洋,经年海运沟通着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上古神话体系中,已经显现中原人从这两个方向观察世界的文化迹象。草原与海洋是中原文化对外交流的主要交通走向。汤因比观察人类文明史曾经发现,草原与海洋是交通的天然媒介。汉帝国内部交通的两条干线“北边 ...

本文发表于《丝路文化研究》第六辑，第5-9页。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汉代丝路交通的西北方向和东南方向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汉代的丝绸之路有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西北是广大的草原,“流沙”“瀚海”连接着中亚、西亚;东南是辽阔的海洋,经年海运沟通着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上古神话体系中,已经显现中原人从这两个方向观察世界的文化迹象。草原与海洋是中原文化对外交流的主要交通走向。汤因比观察人类文明史曾经发现,草原与海洋是交通的天然媒介。汉帝国内部交通的两条干线“北边道”和“并海道”,策应了西北方向和东南方向的外域交通。汉代对西北和东南的经营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出现了“东南一尉,西北一候”之说。相关历史现象,形成了影响长远的文化记忆。

一、上古神话中西北与东南的联系

   先秦两汉神话体系有两个重心,对应着西方高原和东方大海:一个是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二者同处中原文明的边缘,对应中原文明观察世界的两个方面的视角。西方与东方两个神话系统,很有可能产生于中原人对于遥远的外在世界的神秘意识。司马迁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而黄河东流入海。当时中原社会对世界地理的认识中,昆仑发源之“三河去山入海各三万里”。昆仑和海洋在遥远的空间中生成了对应的关系。“汉使穷河源”的行为,后来与海洋文化相联系。《博物志》中记载有“居于海渚”者,“赍粮乘槎而去”,而后“奄至一处,有城郭,屋舍宛然。望室中,多见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在回来后被严君平告知“某月有客星犯斗牛”,原来他是浮海到了天河。以探索西北文化交流通道的张骞浮槎行天河的故事为底本,传统戏曲出现了《张骞泛浮槎》《博望访星》等剧目,本来在荒漠草原上艰辛探索的张骞,又成为“海渚”流传神话的主角,“浮槎”上行天河,还见到了牛郎织女。位在西北的昆仑神话系统和面向东南的蓬莱神话系统就这样通过这位汉帝国的使者被结合了起来。

   西北的地貌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往往被称作“瀚海”,以海水水文形态来摹拟草原、荒漠的状貌。元代已经有学者指出“瀚海”本指山脉。现代学者如岑仲勉、柴剑虹等通过语源学分析,指出“瀚海”其他译写方式还有“杭爱”“杭海”“沆海”等等,以为“瀚海”本义是指塞北、西域的高山。然而唐宋诗歌中多见“瀚海波” “瀚海沙”等语。如李白《塞上曲》“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顾野王《陇头水》“瀚海波将息,交河冰未坚”,明显就是以海水来比喻草原、荒漠。“瀚海”语义的复杂性,体现了古人意识中西北草原、荒漠与“海”的联系。

二、西北丝路的探索与开拓

   中原文明与西北远国的交流绝不始于汉代,文化的东西沟通很早就已经开始。《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见西王母的传说,草原民族墓葬中发现的战国时期的中原丝绸,都表明了西北草原地带的贸易之路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候。但是官方成规模的贸易始于张骞“凿空”之后。中原社会对“北边”的长久关注、这一方向的军事进取以及张骞探索西域的成功,使得中土居民对西北寄予人生事业的期望。湖北鄂城出土汉镜“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铭文,体现出这种社会心理倾向。

   汉王朝使团往往携带丝织品西行进行外交活动,以赏赐方式实现物资输出。匈奴也将来自中原的丝绸转向西方贸易。汉王朝边塞军人也通过“贳卖衣财物”的方式将东方生产的丝绸转售河西,可能又经由多种路径向西输出。《盐铁论·力耕》载:“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贸易,西方“奇畜” “骡驴馲驼”被引入,成为中原地方的运输动力和耕作动力;毛织品“罽”的传入,也丰富了中原物质生活。

   随着西北方向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胡商” “胡贾”有非常活跃的表现,西域大宛、康居、乌孙等国的“导译”在文化交流中也有重要的作用:汉帝国的使者张骞在“凿空”西域的时候,曾经得到了胡人堂邑父的协助;张骞“胡妻”的理解和支持,也有值得肯定的意义。

   林幹就匈奴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有所讨论。他认为匈奴人非常重视同汉民族、草原其他民族的商业交换,同时间接地通过西域与古希腊以及西方各民族发生商业交换。殷晴认为匈奴人通过垄断丝绸通道来牟取暴利。苏北海认为一些匈奴贵族从事丝绸贸易,可能存在一条匈奴贵族对西方的丝绸之路。这些论点,可能需要更具体的实证资料的支持。

三、东南丝路的探索与开拓

    在西北贸易商队络绎不绝的时候,汉帝国的目光也开始向东南方向聚焦:琅邪不其人王仲“浮海东奔乐浪山”的故事可能揭示了山东到辽东的航线在西汉早期就已开通;徐福东渡“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的所在,后人已经将其与日本列岛联系在一起;斯里兰卡半两钱的发现,也说明东南方向的海洋丝路通行甚早。汉武帝之后,与东南亚、南亚文明的交往已经有确定的航线,航程信息也得以记录: 《汉书·地理志下》详细记载了南洋航路的情况,说到沿途国家有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等等,中原文明的使者到达22月航程之远的已程不国,才“自此还矣”;一些国家如黄支国还对汉帝国有朝贡活动;“杂缯”的输出,说明这条海上通道被称作“海上丝绸之路”是合理的。

   与西北丝绸之路相同,汉民族以外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各民族,也在这一文化交流路径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汉志》中所谓“蛮夷商船,转送致之”,说明“蛮夷”出身的外族商人、船长、水手们对南洋丝绸航路的开通有重要的功绩。有些航海家与商业经营者甚至“苦逢风波溺死”。

   无论是西北方向还是东南方向的丝绸之路的畅通,都是多民族共同努力成就的事业。

四、汤因比的草原与海洋“交通的天然媒介” 说

   我们可以发现,汉代对外交流的这两种主体路径,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理念也相吻合。

   汤因比认为,海洋和草原都是文明之间彼此交通的天然媒介。航海的民族容易把语言传播到海洋四周的大陆、岛屿上去。如古希腊语曾经成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流行语言,太平洋诸岛上到处都在使用波利尼西亚语,统治了海洋的大英帝国把英语变成了当今世界的流行语言。草原亦然。“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布,在今天还有四种这样的语言:柏伯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印欧语。”“草原像‘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西北农耕区之外的荒漠地貌,与汤因比所说的“草原”也是一致的,便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通往来。

   古代中原文明的对外交流,主要通道正是以“草原”和“海洋”作为地理条件。

五、“北边道” 与“并海道”

    与西北草原、东南海洋这两条交通外域的主要路径有重要关系, “北边道”和“并海道”对于秦汉帝国的生存和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以往的研究因为过于强调以长安、洛阳为核心向外辐射的交通格局而忽视了这两条重要道路。“北边”是指中原农耕文明与塞北游牧文明的分野,“北边道”主要连通长城地带。长城主要用于军事防御,同时兼有“关市”功能。长城的营造和防守,以及沿线军事集结调动,都有交通条件的要求。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曾多次巡行“北边”,可见“北边道”具有相当完备的交通功能,可以实现很高的交通效率。“北边道”与丝绸之路草原通道许多路段相互兼合。

   秦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濒海之观必至”。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多次“并海”巡行的道路,就是“并海道”。“并”的意义是“傍”,《三国志》可见明确的“傍海道”之称。“并海道”将重要海港联系在一起,为航海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从西汉征服朝鲜、南越,东汉击交阯、九真等军事行动中往往海陆并进的军事战略可以得知,汉代“并海”交通线已经充分体现出交通效能。

   古罗马的交通建设就注意沿海道路的规划,如普布利乌斯·波皮利乌斯所造自卡普亚至西西里海峡的支线。汉代的“并海道”与此类似。《汉书·地理志下》记录南洋航道的文字中,除了高频率的“船行”一词外,也有“步行可十余日”的记载。可见,海陆结合的交通方式在汉代已比较通行,而且运用到了对外的贸易中。

六、“东南一尉” 与“西北一候”

   汉代扬雄在《解嘲》中谈到了对汉帝国的空间认识,并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立场。他写道: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其中,“左东海”“前番禺”即指东南方向,界点在“东南一尉”。颜师古对《汉书》的注解中引用孟康的观点,认为是会稽东部都尉。“右渠搜”“后陶涂”即指西北方向,界点在“西北一候”。颜师古引孟康说,认为“西北一候”是指“玉门关候”。清儒沈韩钦则认为是指“酒泉候”。

   西汉时期,“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已经体现出对汉王朝军事战略与外交政策必须观照的这两个重心的理解。这一观念后世依然继承。《后汉书·文苑传上》载录杜笃的《论都赋》,文中陈述汉武帝的武功,首先就是“立候隅北”,即在西北、塞外的军事成就,与“西北一候”相对应;而“部尉东南”,指对东南越人以及其他异族的征服,与“东南一尉”相对应。尽管经营西域是当时汉帝国对外开拓的重要战略,但是伴随南洋航道的繁荣、江南地区的开发,“部尉东南”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后世袭用“东南一尉,西北一候”语,以此作为歌颂盛世的文化符号。如唐代张彧《赵郡南石桥铭》、宋代吕祖谦《讲武殿记》、明代敖文祯《贺大中丞秦舜峰岑冈奏捷荣膺宠命叙》,在言及国家富强繁荣时都使用“东南一尉,西北一候”的说法。

   顾炎武认为“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并非始于汉代,可以追溯至秦。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备录·广东通志》“峒獠”条中写道:“秦并天下,略定扬越,置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开南海以谪徙民,故粤人遂避中县华风,西与巴渝、南与骆越相合。”这一说法是合理的。秦帝国在统一天下之后在临洮出现了“大人”的传说,之后“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又修建长城,西以临洮为界;对于东南,设置了南海三郡,将秦帝国的行政空间扩展到岭南海滨。而与临洮传说相近的“大人”传说,在东南海洋神话系统中也屡屡出现。如《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海”有“大人国”;《海内北经》说“大人之市在海中”; 《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大人之堂”。这些文化迹象,也许反映了中原与西方居民对东南海洋文化的神秘想象。相关情形,恰与我们讨论的丝绸之路的西北方向和东南方向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