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艺术史并非现存实物的历史，对于构建信史，实物固然重要，但文献也不可或缺。丝绸等工艺美术品是为人制作的，在封建时代，其兴衰时时根源于表现帝王好恶的时政。青海都兰和甘肃武威的吐谷浑大墓所出丝绸表明，边疆的工艺美术品虽常常与内地风貌相同，但制作时代却往往稍晚。关键词：唐代　吐谷浑　工艺美术　　　　丝绸　联珠纹联珠圈纹即以连续的 ...

摘　要：艺术史并非现存实物的历史，对于构建信史，实物固然重要，但文献也不可或缺。丝绸等工艺美术品是为人制作的，在封建时代，其兴衰时时根源于表现帝王好恶的时政。青海都兰和甘肃武威的吐谷浑大墓所出丝绸表明，边疆的工艺美术品虽常常与内地风貌相同，但制作时代却往往稍晚。

关键词：唐代　吐谷浑　工艺美术

　　　　丝绸　联珠纹

联珠圈纹即以连续的圆珠围成的团窠装饰，还常常以四个“回”形等，在团窠外缘的上下左右，间隔圆珠。作为装饰题材，联珠圈纹的主题在团窠之内。从6世纪中叶到7世纪后期，联珠圈纹是中国最重要的装饰纹样。因为重要，所以久为学人热议。不过，既有的成果大抵围绕着图案来源、装饰内涵与流行时代，对于其他，则关心不足。本文将对同联珠圈纹丝绸关联的三个话题略作申说，其主旨分别是实物与文献的互证互补、时政与造作的紧密关系、内地与边疆的同风异步。

一、实物与文献

这个话题以中国联珠圈纹丝绸的发祥为例，希望说明，若全然仰仗实物，往往无法引出真确的认识。

根据已知的资料，在吐鲁番阿斯塔那558年的169号墓中，获得了中国最早的联珠圈纹丝绸，常被学人说起的联珠狮象纹锦、联珠“胡王”锦、联珠对孔雀纹锦（图1），这个墓葬都有出土。

史籍曾经记录内地早期的联珠（连珠）孔雀罗，它们应当也是联珠圈纹丝绸：

文宣为并州刺史，署珽开府仓曹参军……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仓曹虽云州局，乃受山东课输，由此大有受纳，丰于财产。……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诸人尝就珽宿，出山东大纹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

图1　联珠对孔雀纹锦　吐鲁番阿斯塔那 169 号墓出土

以上引文里的“文宣”即北齐的文宣帝高洋，他任并州刺史在东魏武定元年十一月以前，武定元年即南梁大同九年，亦即公元543年：

（大同九年十一月乙巳）高澄启解侍中，东魏主以其弟并州刺史、太原公洋代之。（《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纪十四》）

据以可知，在543年冬高洋擢升侍中之前，连珠孔雀罗已经出现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城中。而其产地，显然在北齐境内，很可能为山东。

对于中国丝绸上的联珠圈纹起源于萨珊波斯，学界应当已无异议。既然纹样自西向东传来，那么在海运特别艰难的当年，它在中国西部的出现就应早于东部。然而，中国西陲出土的最早实物，却比内地的织造至少晚了15年。这样，中国联珠圈纹丝绸的初起，最晚也在文献记载的543年，而非考古资料显示的558年。

上面的梳理说明，艺术史是由实物和文献共同构建的。实物固然最为重要，但文献也不可或缺。如果不愿把艺术史“清减”为现存实物的历史，那么实物和文献的互证互补才是讨论的基础。尽管时代湮远，现存的实物和文献都有大量遗失，纤毫不失地还原古代历史已不可能。但以实物和文献的互证互补，建设在既有条件下可以凭信的艺术史，还是能够做到的。而对于文献，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占有原始资料是最重要的原则，若依赖当前风靡的电子检索，实在无法获取系统的知识。

二、时政与造作

这个话题以中国联珠圈纹丝绸的衰微和淡出为例，希望说明：时政常常制约造作，引发艺术的变迁。

依据阿斯塔那墓群的纪年资料，并串联其他考古成果，可以知晓：在7世纪的50年代至80年代，联珠圈纹丝绸极盛；而后，迅速转入衰微。这个变化十分突兀，倘若从时代的潮流、艺术的发展、图案的演进中寻求解说，实在无法圆满。究竟何以衰微？

或许同武则天长寿二年（693）的政令有关：

（长寿二年二月）乙亥，禁人间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锦，李昭德按之，杖杀于朝堂。（《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

武周革命，典章制度改易甚多，法令频颁，雷厉风行。锦，高官私蓄可杀，私织、私贩自然更加可杀。如果禁锦的法令持续若干年，兼以屡屡见诸史籍的服饰纹样变化，便足以令丝绸图案大大改观，联珠纹丝绸骤然衰微的主因理当在此。

在阿斯塔那的唐墓中，出土过一片联珠双龙纹绫（图2），其上的墨书题记为“景云元年（710）双流县折绸绫一匹”。这是已知唐朝内地织造的最晚的联珠圈纹丝绸，可以说明在8世纪初，联珠圈纹丝绸已经淡出了中国内地的织造。何以致此？应当又同时政相连。713年，赐死太平公主后，年轻的玄宗皇帝乾纲独断，在他一系列的新举措中，也包含着对锦绣的厉禁。714年，先是焚毁宫中的珠玉锦绣，而后又传旨天下，禁断锦绣等奢靡造作，其周密与严苛，史上罕见：

敕：“雕纹刻镂，衣纨履丝，习俗相夸，殊途竞爽，致伤风俗，为弊良深。珠玉锦绣，既令禁断。……妇人衣服，各随夫、子，其已有锦绣衣服，听染为皂，成段者，官为市取。天下更不得采取珠玉，刻镂器玩，造作锦绣珠绳，织成帖、縚、二色绮、绫、罗，作龙凤、禽兽等异文字及竖栏锦文者。违者决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悉停。”开元二年七月。（《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八《禁约上·禁奢侈服用敕》）

在时间上，无论联珠圈纹丝绸的骤然衰落，抑或已知其内地的最晚产品，竟皆与帝王的禁断锦绣如此接近，这显然并非巧合。丝绸是为人织造的，人的喜恶决定着丝绸及其装饰的面貌。在封建时代，帝王的意志具有无上的权威，他们对服用的喜恶，还常常表现为政令，直接干预造作。尽管资料逸失，令逐一指出造作与时政的关联已不可能，但是联珠圈纹丝绸在中国的衰微和淡出，却证明了这种关联的存在。当然，时政还在制约着许多工艺美术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消逝，但这些已超出了议题，本文不作说明。

图2　联珠双龙纹绫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

三、内地与边疆

这个话题以吐蕃等丝绸保留了内地更早的样式为例，希望说明：内地与边疆的造作常有同风异步的现象。

自7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内地，联珠圈纹丝绸已经极少织造，但在唐朝无力控制的吐蕃辖地，仍然一再出现。四十年来，青海都兰热水吐谷浑墓葬图3　联珠对虎纹锦　都兰热水1号大墓出土的考古格外令人瞩目，在所获丝绸之中，联珠圈纹锦屡见不鲜，如在著名的都兰热水1号大墓里，便数量甚多，近日又刊布了联珠对虎纹锦的纹样复原图（图3），其联珠圈直径约50厘米，十分引人瞩目。此墓的主人当为吐谷浑邦国的可汗坌达延墀松，他薨于694年。因为丝绸并不耐用，上层人士也不会以并无纪念意义的陈年旧物殉葬，故而墓中的丝绸应该织造在建墓之前不久。

图3　联珠对虎纹锦　都兰热水 1 号大墓出土

龙朔三年（663），吐谷浑被吐蕃攻灭。既然成为吐蕃的重要邦国，吐谷浑应当受赏不断。而在7世纪中叶，因为从大唐请来了蚕种，要到了工匠，吐蕃丝织业便应就此发端，开始了唐风丝绸的织造。赏赐吐谷浑上层的丝绸当即吐蕃的产品。它们之所以保留了较早的唐风联珠圈纹装饰，或因吐蕃统治者喜爱以前获取的唐朝丝绸图案，遂令工匠依样织造。都兰吐谷浑墓中的丝绸与内地风貌相同而时代较晚，即同风异步，原因当在于此。

663年，吐谷浑灭国以后，国王诺曷钵无奈率数千帐东迁附唐。在武威地区的吐谷浑王族墓葬里，也相继有丝绸出土，却未闻联珠圈纹丝绸，如收获丝绸不少的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他葬于691年。由于这一支吐谷浑归附唐朝，所得丝绸也应是内地的产品。因为联珠圈纹此时在内地已如明日黄花，故其王族墓里的丝绸也不见这种图案。

前述都兰、武威两墓的主人均为吐谷浑领袖，并且葬年十分接近，但是墓中的联珠圈纹丝绸却或有或无，其原因应该仅在丝绸的产地不同。不同的产地，装饰也会不同，这导致了两支吐谷浑上层随葬丝绸图案的差异。说到底，都兰吐谷浑墓中的联珠纹丝绸体现的是吐蕃的好尚，这也在证明吐蕃确曾织造丝绸，其面貌还会不同于当时的内地产品。

关于吐蕃人喜爱联珠圈纹，尚有时代更晚的例证。一个发现在都兰热水的2018血渭1号墓，墓中也有联珠圈纹丝绸。其主人初步推定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他当葬在8世纪中期。一个是敦煌莫高窟158窟佛枕上的彩绘联珠立鸟图案（图4），此窟的建成当在839年，10属敦煌陷蕃时期。而于敦煌陷蕃的8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在中国，联珠圈纹图案只流行于敦煌。

图4　彩绘联珠立鸟图案　敦煌莫高窟 158 窟佛枕上绘制

若仍以联珠圈纹丝绸为例，汉地与少数民族统治地区的同风异步，还有实证。唐以后，它又在辽代反复出现，不仅织为锦纹，还是刺绣的主题。刺绣之中，饶有意味的标本是联珠鹰猎纹刺绣经袱（图5），它获得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1049年）。说它饶有意味，在于联珠圈内骑士架鹰的装饰主题，它表现的是契丹人捕杀天鹅前的春水场景。在已知的辽代造作里，仅知庆州白塔经袱采用了这个题材。

图5　联珠鹰猎纹刺绣经袱　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出土

还该说明的是，以上内容曾宣讲于“黄文弼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其中，关于吐蕃织造丝绸的意见，引来了学者的商榷，其理据主要为当地的自然环境无法植桑养蚕。然而，其说实欠妥当。因为“桑树在12℃以上时萌芽生长，最适温度为25～30℃，20℃以下生长缓慢”。桑蚕“发育的温度范围……大致在7～40℃之间，能正常发育的温度范围为20～30℃”。吐蕃辖地并非尽皆苦寒，起码在今日的山南、林芝的不少地方，可以植桑。雅鲁藏布大峡谷中那棵树龄千余年的大桑树，应是当地能够植桑的证据；如今，它还被用来招徕游客。至于养蚕，要在蚕室里进行，蚕室之内，升温、保温自然不是问题。

商榷者还提出，都兰吐谷浑墓中的联珠纹等丝绸应当得自与内地的贸易。且不说唐朝屡颁法令，不准丝绸之类“将度西边、北边诸关”，而都兰、武威的丝绸图案缘何不同，显然也无法据以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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