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姚智辉、孙淑云：《巴蜀青铜兵器热镀锡工艺》，《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
b.谭德睿等：《东周铜兵器菱形纹饰技术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
c.郭梦等：《殷墟锡衣仿铜陶礼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20年第2期。
[2]文中的“科学研究”是指运用金相观察、扫描电镜能谱分析等技术手段而进行的研究。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铜斧的研究，参见杨根：《云南晋宁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3]a.峨眉地区文物管理所、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四川峨眉县战国青铜器的科学分析》，《考古》1986年第11期。
b.韩汝玢、埃玛·邦克：《表面富锡的鄂尔多斯青铜饰品的研究》，《文物》1993年第9期。
c.马清林、大卫·斯科特：《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青铜戈镀锡技术研究》，《文物》2014年第4期。
[4]孙淑云等：《中国青铜器表面镀锡技术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8年增刊。
[5]a.李晓岑等：《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金属器的分析和研究》，《文物》2004年第11期。
b.同[4]。
c.李晓岑等：《云南祥云县红土坡石棺墓出土铜器的再研究》，《大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9期。
d.崔剑锋等：《四川凉山州盐源县出土青铜器分析报告》，见《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6]崔剑锋等：《古滇国青铜器表面镀锡和鎏金银技术的分析》，见《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
[7]a.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21～61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b.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第31～91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c.杨根：《云南晋宁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d.同[5]a。
e.同[6]。
[8]a.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b.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32～139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c.李晓岑等：《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墓地出土金属器的分析和研究》，《考古》2008年第8期。
[9]a.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龙街石碑村古墓群发掘简报》，见《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b.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昆明呈贡石碑村古墓群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
c.何堂坤：《滇池地区几件青铜器的科学分析》，《文物》1985年第4期。
[10]茂县羌族博物馆等：《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第45页，彩版二七-3、4，文物出版社，2012年。该墓出土铜剑的工艺技术分析，参见此书第136～149页附录三。
[11]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12]四川省文管会、石棉县文管所：《四川石棉县永和乡战国土坑墓》，《考古》1996年第11期。
[13]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71页，彩版二一-5，文物出版社，2009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4]a.《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127页，彩版三〇-1、2。
b.崔剑锋等：《四川盐源出土的一件镀锡九节鱼纹鸡首杖》，见《文物科技研究》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c.除这2件外，盐源还有铜剑2件、臂甲2件、竿头饰1件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分析确认为镀锡铜器，但资料未发表。
[15]a.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33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b.赵凤杰等：《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铜器分析》，《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
[16]a.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麒麟区文物管理所：《曲靖市麒麟区潇湘平坡墓地发掘报告》，见《云南考古报告集》（之二），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
b.李晓岑等：《云南省曲靖市平坡墓地出土铜器的技术分析》，《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7]a.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云南祥云红土坡14号墓清理简报》，《文物》2011年第1期。
b.李晓岑等：《云南祥云红土坡古墓群出土金属器的初步分析》，《文物》2011年第1期。
c.同[5]c。
[18]李晓岑等：《云南洱源北山土坑墓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
[19]王昆林等：《云南楚雄出土春秋时期青铜戈的理化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0]同[5]a。
[2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132～134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22]同[8]a。
[2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227～232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4]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25]a.霍巍：《关于岷江上游牟托石棺墓几个问题的探讨》，《四川文物》1997年第5期。
b.谢辉、江章华：《岷江上游的石棺墓》，《四川文物》2002年第1期。
c.罗二虎：《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文化属性》，《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
d.施劲松：《关于四川牟托一号石棺墓及器物坑的两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
[26]何锟宇：《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分期与年代》，《四川文物》2009年第4期。
[27]a.同[24]。
b.高大伦：《四川茂县牟托石棺葬小议》，《四川文物》2011年第6期。
[28]a.同[25]a。
b.李先登、杨英：《四川茂县牟托石棺墓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
c.宋治民：《四川茂县牟托1号石棺墓若干问题的初步分析》，见《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29]a.同[11]。
b.同[12]。
[30]刘弘、胡婷婷：《青铜矿产资源与西南夷社会结构和多民族分布格局》，《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7期。
[31]《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186页。
[32]a.赵德云：《西南夷地区出土青铜竿头饰研究》，《考古学报》2018年第1期。
b.赵德云、杨建华：《西南夷青铜兵器上蹲踞式人形图像初探》，《文物》2020年第5期。
[33]同[16]a。
[3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185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5]a.蒋志龙：《试论石寨山文化的两个类型——石寨山类型和八塔台类型》，《云南文物》2000年第2期。
b.戴宗品：《论滇文化“八塔台-横大路类型”》，《云南文物》2003年第3期。
c.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第195～198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d.孙华：《西南考古的现状与问题——代〈南方文物〉“西南考古”专栏主持辞》，《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
e.孙华：《滇东黔西青铜文化初论——以云南昭通及贵州毕节地区的考古材料为中心》，《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f.张合荣：《夜郎文明的考古学观察——滇东黔西先秦至两汉时期遗存研究》第218～231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九）》，《考古》1992年第7期。
[37]同[17]b。
[38]a.米歇尔·皮拉左里著，吴臻臻译，莫润先校：《滇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b.同[35]c。
c.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考古》1999年第5期。
[39]段渝等：《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西南夷政治与文化的演进》第119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
[40]陈建立等：《西周时期周原地区的镀锡技术及文化意义》，《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41]同[40]。
[42]a.同[5]a。
b.同[6]。
c.同[4]。
[43]a.同[14]b。
b.员雅丽、李晓岑：《云南洱海地区出土青铜时代金属器的技术研究》第1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4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见《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12～281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45]a.曾中懋：《鎏锡——铜戈上圆斑纹的制作工艺》，《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
b.姚智辉等：《巴蜀青铜兵器表面“虎斑纹”的考察、分析与研究》，《文物》2007年第2期。
c.姚智辉：《晚期巴蜀青铜器技术研究及兵器斑纹工艺探讨》第49～8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46]a.杨小刚等：《重庆巫山地区出土鎏金和鎏银铜器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13年第3期。
b.同[6]。
[47]此处依据陈建立对竹瓦街窖藏镀锡铜器的研究，参见注[40]。
[4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黄河”地点墓葬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12），科学出版社，2014年。
[4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成都双元村东周船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3年第2期。
[50]同[45]c。
[5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成都双元村春秋墓M180、M185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3年第1期。
[5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97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53]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54]同[44]。
[55]同[11]。
[56]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第56页，天地出版社，2000年。
[57]茂县羌族博物馆等：《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第46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58]四川省博物馆、彭县文化馆：《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59]孙华：《巴蜀文化铜器初论》，见《青铜器与金文》（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60]《后汉书·西南夷传》第2858页，中华书局，1965年。
[61]a.陈剑：《大渡河中游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及相关问题》，《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b.王彦玉：《商周时期川南地区与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交流》，《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c.吴超明：《十二桥文化麻家山类型初论》，《江汉考古》2023年第5期。
[62]a.孙华：《蜀人南迁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b.石硕：《汉代西南夷中“巂”之族群内涵——兼论蜀人南迁以及与西南夷的融合》，《民族研究》2009年第6期。
[63]a.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b.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c.霍巍、黄伟：《试论无胡蜀式戈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3期。
d.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e.杨勇：《云贵高原出土汉代铜钟研究》，《考古》2022年第9期。
[64]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第1～5页“序”，科学出版社，2011年。
[65]a.刘弘：《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4期。
b.宋治民：《蜀文化》第269、270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