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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辉 | 东汉帝陵格局与陵墓建筑释名

摘要: 摘要：东汉陵墓由陵和园二部分组成。行马之内是“陵”，行马之外是“园”。行马之内有石殿、钟虡和罘罳。行马之外有寝殿、便殿、园寺吏舍、掖庭。考古发现的东汉陵园遗址一般有5组主要建筑遗址。根据文献记载对照遗址的特征，封土东侧当是石殿、钟虡，封土南侧是墓屛罘罳。石殿的东北是寝殿、便殿，寝殿、便殿的北部是掖庭。园寺吏舍目前尚难确定。石殿、 ...

摘要：东汉陵墓由陵和园二部分组成。行马之内是“陵”，行马之外是“园”。行马之内有石殿、钟虡和罘罳。行马之外有寝殿、便殿、园寺吏舍、掖庭。考古发现的东汉陵园遗址一般有5组主要建筑遗址。根据文献记载对照遗址的特征，封土东侧当是石殿、钟虡，封土南侧是墓屛罘罳。石殿的东北是寝殿、便殿，寝殿、便殿的北部是掖庭。园寺吏舍目前尚难确定。石殿、寝殿、便殿三处殿堂遗址，略同于宫城内的三组前殿建筑群。掖庭是守陵宫人的居地。

东汉帝陵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继承了秦、西汉的陵墓传统，同时受到了中原地区周文化和东周王陵的深刻影响，摒弃秦、西汉的“独立陵园制”，采用洛阳、南阳地区盛行的“聚族而葬”的布局形式和砖石结构的合葬葬制。中国古代陵墓制度至此为之一变，成就一支崭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由不同统治族群使用的陵墓文化。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走向，对后世陵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东汉帝陵的研究近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东汉帝陵的布局结构、陵墓遗址性质认定的研究是其中一个焦点。引发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对历史文献构筑的空间环境的深度、广度认知的不同，由此带来的对古人的陵墓建造理念理解的不同，同时对于考古遗址特征的把握也不尽相同。深感有必要以当时的陵墓称谓、陵墓观念为起点，详细深入地梳理和考证历史文献，同时注重历史环境对陵墓施加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些新的意见，祈望方家予以批评和指正。

一　两汉帝陵的整体结构

《水经注·渭水注》记载：“秦名天子冢为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1]将天子冢墓比拟成山陵始自秦汉。“陵”是天子冢，“陵”字前面加谥号、陵号则是单个陵墓的整体统称。当时还常俗称为“陵上”，如《古诗十九首》之《青青陵上柏》。陵墓所在的区间一般称为“园”，园内称“园中”。《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李贤注：“园谓茔域也，于中置寝”[2]。《汉书·外戚传》记载：“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园陵，薨，因葬园中”。秦、两汉兆域之内、陵墓近旁建有陵寝建筑，故此“园”往往借以指代帝王陵寝。天子冢的“陵”与陵寝建筑所在的“园”合在一起称“园陵”或“陵园”。“园陵”“陵园”是两汉帝陵最广泛的整体统称。《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赤眉焚西京宫室，发掘园陵。”李贤注：“园谓茔域，陵谓山坟。”古人的观念帝陵由二部分组成，一个是“陵”，一个是“园”。园是大概念，陵在园中，且单讲园时不含陵，讲单陵时不含园。今人概念“园陵”讲陵，“陵园”讲园，古今有别。

西汉称“园陵”。例如《史记·叔孙通传》记载：“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能习”；《汉书·鲍光传》记载：“丞相孔光以四时行园陵。”东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前期称关中地区的西汉帝陵和南阳章陵系统的陵墓亦为“园陵”，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五年七月，“幸沛，祠高原庙。诏修复西京园陵”。《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李贤注：“园陵谓长安诸陵园也。”[3]东汉自称“陵园”，而不称“园陵”。例如《后汉书·明德皇后纪》记载：“时当谒原陵，自引守备不慎，惭见陵园，遂不行。”泾渭分明，互不混淆。或许是史籍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是社会政治和习俗的原因，不能尽知。

冢墓之上营构建筑的传统开始很早，商周时期已有。早期建筑的性质目前尚难臻定。而秦、两汉陵上的建筑主体是“寝”，周制称寝，汉制称殿。“寝”是一种宫殿建筑形式的称谓，有宫寝、庙寝，建于陵墓的近旁则称陵寝、园寝。陵侧建“寝”始于秦始皇。东汉蔡邕《独断》记载：“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4]《后汉书·祭祀志》记载：“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5]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情况看，秦、西汉的“寝”的规模庞大且结构复杂，有一个空间的范畴，外围往往建有垣墙，文献称之为“寝园”。西汉惠帝之后陵上设陵庙，称为“园庙”，即陵上之寝庙。另外当时的文献尚有类似“庙寝园、园寝庙、寝庙园”之类的合称。加之陵上的掖庭、诸官寺、各类附属设施等，固定地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外围又构筑模仿都城制度的多重陵园垣墙，陵墓方向朝东，而陵墓建筑朝南，兆域广阔构筑庞杂。东汉的陵寝则较为简单，《后汉书·光武帝纪》：“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东汉只有“寝殿”，而无“寝园”之称谓，加之便殿、掖庭、园寺、各类附属设施，集成在陵墓的东北方，陵墓和陵墓建筑均朝南。没有多重陵园垣墙，不仅仅是一种简约的做法，还代表陵墓发展的阶段性和考古学陵墓文化的区域差异。

二　东汉帝陵的主体

东汉帝陵的陵墓格局，司马彪《续汉书》中刘昭注引的《古今注》无疑是一个框架性的文献。东汉伏侯的《古今注》记载了东汉质帝静陵以上东汉诸陵封土的规制丈尺、陵园的结构、兆域的占地顷亩。其最有价值部分是描述了东汉帝陵的布局结构和主要建筑的名称、位置。即便如此，《古今注》可能的疏漏和错误也是明显的，例如对光武帝原陵、汉安帝恭陵的记述[6]。仅仅依靠《古今注》一部史籍来认识东汉的帝陵，必然会有所偏差。除了《古今注》之外，范晔的《后汉书》、《续汉书》的八志、《后汉书》李贤引注《续汉书》都是具有同等史料价值的文献。以《古今注》为纲，相互参证贯通起来才更为合理。

根据《古今注》的记载，东汉帝陵有二种类型：一种成年皇帝的陵墓，如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一种未成年皇帝的陵墓，如殇帝康陵、冲帝怀陵、质帝静陵。多数帝陵的陵墓建筑是南北排列的，只有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是东西排列的，因此可以看成是上述二个类型的亚型。《古今注》这样记载东汉帝陵的最主要形式：“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7]《古今注》的文意讲了二个空间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行马之内的“陵”，一个是行马之外东侧的“园”（陵墓建筑）。这一点和我们对两汉陵墓称谓的分析是一致的。有学者仿照西汉帝陵将其表述为内、外陵园，或者陵园和寝园二部分。有合理性，但是这是现代人的语境，与古人的观念有差距。

陵，行马、司马门、石殿、钟虡和罘罳。“陵”的四面为行马（或周垣），四出司马门，行马内有石殿和钟虡。虽然《古今注》没有明言行马之内的墓冢，但这个范围显然是围绕着陵墓而设置的。有文献称其“方城”，《续汉书·礼仪志》注引“《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8]。地面之下何以开四门，所以地面之下是“方中”，而地面之上则为“方城”。这是两汉陵墓的最核心部分，是帝陵的瘗埋部分。“方城”平面形式两汉大体略同，整体为正方形，边长大约汉一里。兆域设施两汉的做法略不同。西汉多采用垣墙，而东汉则采用行马。陵冢居中，四面建有阙门，冢台之下是帝陵地宫的位置。

东汉帝陵的冢台是圆形的，直径130~150米，即周长“方山三百步”到“三百二十步”。地宫是砖石结构的单墓道的明券甲字形墓，盛行同穴合葬。邙山的东汉帝陵遗址多数没有经过发掘，只有朱仓陵园遗址经过发掘。我们根据勘探资料提供的环绕陵墓的暗渠遗迹复原了行马的范围。洛南东汉陵区的偃师白草坡陵园遗址发现了可能是行马的遗迹，可以进行类比。同时白草坡陵园遗址还发现了北阙门的夯土墩台、东门遗址，证明四面是有门的，和文献相符。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发现了围绕陵墓的一圈夯土基槽，可能是东汉陵城垣墙的孤例。西汉方城之内无建筑，东汉增加了石殿和钟虡，是上陵礼和亲陵的地方。帝陵封土的东侧一般都会有一处夯土台基，朱仓遗址的这处夯土台基经过了发掘，是北侧带回廊的殿堂遗址[9]，此即石殿遗址。石殿夯土筑造，附近一般多有石质建筑材料发现，应是石砌筑的台基。白草坡遗址在石殿的东南还发现了可能属于钟虡的遗址。石殿附近钟虡的出现，无疑表明石殿是一处举行大型礼仪活动的殿堂。文献记载洛阳城内北宫德阳前殿“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明帝时建造。旁边置钟，即“德阳殿西钟”，是宫中举行正旦朝会的地方。石殿构筑形式和用途与此有关联，此认识是确定该建筑性质的一个关键所在。（图一）

图一孟津大汉冢东汉陵园遗址调查勘探图

帝陵封土的南侧、墓道的前端发现有一处网柱结构的遗址，《古今注》无记。一般一行16个，共9排柱洞。柱网之下没有夯土基座，北侧有“凹”字形的夯土墙基，夯土墙的中部有缺口。类似的遗址在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前面也有发现，东汉帝陵附葬墓也有发现。这是什么性质的建筑，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过去我们认为这是一处临时性建筑遗址，墓冢建成之后，即行拆除。现在看有可能是墓屏遗址，即冢前的“罘罳”遗址。罘罳，又称浮思，是一种树屏。两汉使用、构筑的方法也不一样，西汉常用在阙、垣隅，也有用在陵园园门。《盐铁论·散不足》篇记载：“中者祠堂屏閤，垣阙罘罳。”[10]《汉书·王莽传》记载：“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11]东汉有用在殿堂前面，《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南宫内殿罘罳自坏。”[12]倘若东汉用在陵冢前是一个新现象。

三　东汉帝陵的陵寝建筑

园，寝殿、便殿、园省。陵墓建筑在“陵”的东面，是陵墓日常祭祀、供奉、管理、守陵宫人居住的部分。《古今注》记述这部分在行马之外，主体是寝殿园省，又有园寺吏舍在寝殿的北面（宪陵、怀陵在东面）。《古今注》无记便殿和守陵宫人居住的后庭（掖庭）。寝殿、便殿、园省是陵寝建筑。园寺吏舍、掖庭是奉陵建筑。

寝殿是陵上最重要的殿堂。《续汉书》礼仪志记载：“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最后亲陵，遣计吏，赐之带佩。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13]这是上陵礼的整个过程。《续汉书》祭祀志又记载：“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14]《礼仪志》和《祭祀志》都提到了寝殿，二个寝殿名称相同但功用却大不同。一个是举行重要的礼仪活动，一个是陈设帝王生前象生人之具。最要紧的是一处有钟靠近陵墓，一处则在园中，它们显然是二个不同的殿堂。对应《古今注》的记载当指行马内的附带钟虡的石殿和行马外园寝内的正殿寝殿。

除了寝殿之外，还有便殿。便殿是寝侧的别殿，位置跟寝殿平齐。《后汉书》帝纪第三李贤注引“《续汉书》曰：园中有寝，有便殿。寝者，陵上正殿。便殿，寝侧之别殿，即更衣也”[15]。（《东观汉记》卷五郊祀志注引略同）《续汉书》志第六礼仪下大丧记载：“司徒至便殿，并

骑皆从容车玉帐下。司徒跪曰‘请就幄’，导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于便殿。……凡下，用漏十刻。礼毕，司空将校复土。”[16]即是大丧提到了便殿，便殿必在陵上。便殿是一个重要的真实存在，其作用是存储遗物和便宜歇息的地方，东汉文献习称为“更衣”。另外，便殿还是重要的祭祀场所，汉代的陵祭“时祭于便殿”。若无便殿，何以四时祭祀？从位置上讲，东汉陵园遗址的石殿东侧行马之外，有二组相互并列的殿堂遗址即是寝殿和便殿。依据考古发现的情况看，朱仓东汉陵园遗址是二组夯土台基组成的殿堂院落遗址，其余的陵园遗址则为两组，一组前面是夯土基址、后面是回廊结构的遗址，一组是纯夯土墙与回廊组成的殿堂遗址。（图二，图三）

图二朱仓M722东汉陵园遗址平面图

图三朱仓M722、M707调查勘探遗迹分布图

《古今注》提到“园省”。汉代的宫城按照宫中、殿中、省中、禁中四级宿卫体系进行管理，最核心的部分是禁省。宫中殿中省中禁中是一种人为的对空间环境进行分割的命名。省，本禁中。省、禁略有区别，省中是宫城内帝王的居住地，同时也是处理政务、会见大臣的地方。而禁中在省内，是皇帝起居的寝宫。洛阳宫城内南北宫各有三座前殿（路寝）建筑群，即为“省”。依据文献它们是南宫的云台殿（南宫前殿）、嘉德前殿、玉堂前殿，北宫的德阳前殿、崇德前殿、章德前殿为主体的由前后殿组成的院落建筑。其中德阳前殿、玉堂前殿、云台殿殿前有钟。建筑群的前端称“前殿”，是汉代宫殿建筑最重要的正殿，是皇帝即位、太后临朝、立皇后、朝会、大丧、召见大臣等重大礼仪活动的地方，“周曰路寝，汉曰正殿”。两汉的禁省只允许特定的朝臣即中朝官，或者特定的宦官进入，例如，加侍中衔的外官、中常侍、中黄门、小黄门等。园省的存在，说明陵上建省。《续汉书·百官志》引《汉官》记载东汉每陵有“中黄门八人，从官二人。”[17]中黄门，皇帝近侍服务于禁中的阉人。派驻阉人进驻陵园，是和陵园建省相配套的，侧面印证了陵上省的存在。石殿、寝殿、便殿三处殿堂遗址，和洛阳城宫城内的南北宫的三处前殿（路寝）建筑群相呼应，是在刻意模仿帝王生前的生活环境。《三辅黄图校证》记载：“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侧，以象休息闲宴之处也。”[18]颜师古《汉书》注与此略同，虽然二者讲的是西汉高陵的情形，但是陵墓仿生的思想两汉是相通的，只是形式上有所差别。《古今注》所谓的“寝殿园省”，当解为一种合称，类似《汉书》中的“前殿路寝”，意为前殿即路寝，路寝即前殿。是一个特指，强调此地有省。园省是一个空间的称谓，不是某处建筑的名字。文献所及是陵上以寝殿为代表的院落建筑。

既是在模仿宫中的前殿建筑群，寝殿、石殿、便殿当与宫城内的三个前殿建筑群在制度上有相同的地方，即均为前、后殿组成的院落。孟津朱仓陵园遗址的三座殿堂遗址印证了这一点。只是在制度、规模上可能有所增减。洛阳宫城内的三组前殿建筑群布局上分前后，又分东西。所以文献称为“东省”“西省”“前后省”。目前考古发现陵上的三座主要殿堂布局也是错落的，即一组石殿靠南，在西侧；一组寝殿、便殿靠北，在东侧。这和宫中三座主要殿堂建筑布局也是契合的。东汉陵寝建筑的布局结构对于我们认识汉魏洛阳城中东汉宫城的主要建筑的形制、布局有着重大的启示作用。《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寝”，东汉何休注：“天子诸侯皆有三寝，一曰高寝，二曰路寝，三曰小寝。”[19]今文经学家何休所谓天子、诸侯三寝符合东汉时期的实际情况。《周礼·天官·宫人》“王之六寝”，东汉通儒郑玄的注可能和东汉的情形有所出入。今文经学派是东汉儒学的官方正统，按照今文经学派的思想来构筑宫殿、陵墓乃情理之中。“天子诸侯三寝”应是当时的主流，洛阳白马寺东汉墓园、孟津朱仓李密冢东汉墓园为诸侯王或者列侯级别的墓园，其墓园建筑均为三组庭院建筑，就是例证[20]。

四　陵园内的奉陵建筑

园寺吏舍、掖庭。《古今注》记述了陵园官吏办公和住宿的园寺吏舍。东汉陵园职官较为简单，主要是太常所属的园令、园丞、校长、食官令（食监）、监丞各一人，还有中黄门八人，从官二人。官秩在六百石到三百石，加上附属人员，总体人数并不会太多。以洛阳宫中建造官署的习惯，这些官吏办公的地方应该在主要殿堂的附近，即文献所谓“结庐”“周庐”。《古今注》记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的“园寺吏舍在殿东”，其余均在寝殿北。园寺吏舍不会占据太大的地方，不会单独形成比较大的独立空间，而建筑规模和级别应为最低的。目前除了已经发掘的朱仓陵园遗址有点线索之外[21]，其他陵墓的这个区间很难鉴别。

东汉陵园内人数最多的人群是守陵宫人。宫人奉陵制度起于西汉，两汉时期宫人奉陵现象极为普遍，最早可以上溯到高帝时期。《汉书》注引《黄图》记载：“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官寺，皆在中。”[22]“掖庭”是后宫嫔妃的居所。既是陵上设掖庭，则必有宫人奉陵。西汉昭、宣、元帝时期宫人守陵达到极盛。《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及诸陵园女亡子者，宜悉遣。独杜陵宫人数百，诚可哀怜也。”[23]可见园中守陵宫人的人数是非常庞大的。西汉后宫嫔妃十四等，除皇后之外无子妃嫔以及侍奉帝王、妃嫔的宫女均在守陵之列。《汉书·外戚传》记载：“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园陵，薨，因葬园中。”[24]《汉武故事》：“常所御，葬毕，悉居茂陵园。上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幸之如平生，而旁人弗见也。光闻之，更出宫人，增为五百，因是随绝”。

守陵制度在东汉时期得以延续，《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和帝葬后，宫人并归园”，“今当以旧典分归外园”[25]。东汉的后宫等级，皇后以下只有贵人、美人、宫人、采女四级，但是并不意味着守陵宫人数的简略。《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和熹邓皇后“又诏诸园贵人，其宫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园监实核上名，自御北宫增喜观阅问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26]。当邓皇后时东汉王朝只有光武明章和四座帝陵，却一次遣散守陵宫人五六百人，可见原有数目之大。东汉陵园内专门设置有“诸园贵人”，李贤注：“为宫人无子而守陵园者也”[27]。园贵人是守陵宫人中最高级别的宫人，统辖陵上宫人但是并不意味着守陵宫人只此一人，嫔妃辞世更迭，而陵园常设贵人不绝。

守陵嫔妃、宫人数目庞大，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陵园内势必设置相应的建筑进行安置，这恰恰是《古今注》所忽略的。东汉陵园寝殿、便殿的北部有一组大型院落建筑遗址，应称为掖庭（后庭）。以大汉冢勘探情况看，这组建筑四面双层垣墙环绕，只有南侧正面一处开门。西北有类似角楼的建筑，显然是为了加强防卫戒备，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整个建筑又分成东西两部分，每部各分割成4排，每排7组，共计56组合院建筑，每组合院建筑规模略有差别。外围有水系环绕，东南部外围加筑3组房屋，也应是管理防卫的设施[28]。以白草坡的发掘情况看，每一组房屋建筑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有正房、天井、左右廊，有水井、仓窖等完善的设施[29]，是明确无误的高端生活区。近期洛阳汉魏故城宫城遗址内发掘发现的北魏时期的永巷遗址，其建筑结构与此高度相似。陵上的掖庭（永巷）和石殿、寝殿、便殿组合一起，组成类似宫城中“前朝后庭”的格局。如果仅凭《古今注》所谓“园寺吏舍在（寝）殿北”一词，就将这处院落遗址认定为园寺吏舍，那么如何解释陵园掖庭和大量守陵宫人真实存在的史实？且有悖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试想以大汉冢为例，东西331.2米、南北150米的近5万平方米，56组合院建筑的遗址，超出寝殿、便殿遗址面积的数倍，仅仅为了十几个园吏及其附属人员居住、处理日常事务？既是园寺吏舍，何堪使用角楼、双重垣墙，南面仅开一门，建构层层合院？这种观点需要重新审视。

通过对各类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认识。古人的观念东汉帝陵由陵和园二部分组成。行马之内是“陵”，行马之外是“园”。行马围绕陵冢，行马四面建有阙门。行马之内有石殿、钟虡和罘罳，行马之外有寝殿、便殿、园寺吏舍、掖庭。石殿、寝殿、便殿是陵寝建筑，园寺吏舍、掖庭是奉陵建筑。考古发现的东汉陵园遗址一般都有5组主要建筑遗址，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的特征找到它们的对应关系。封土东侧的夯土基址当是石殿和钟虡，封土南侧网柱遗址是墓屏罘罳。石殿的东北二组殿堂院落建筑是寝殿、便殿。寝殿、便殿的北部院落建筑是掖庭。园寺吏舍目前尚难确定其位置。石殿、寝殿、便殿三处殿堂院落遗址，与宫城内的三组前殿建筑群在布局和建筑形式上有相似的地方，是按照“天子诸侯三寝”的理念仿照生前居住环境建造的。掖庭是守陵宫人的居地，略同于宫城内的后庭。考古发掘还发现了行马和阙门的遗址，调查勘探没有发现多重陵垣的迹象。这是目前能够了解的东汉帝陵的整体格局和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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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2]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范晔.后汉书·西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王云五主编.汉礼器制度及其他五种.独断[C]//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东汉）蔡邕.独断卷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14]范晔.后汉书·祭祀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严辉.再谈孟津大汉冢为东汉光武帝原陵[J].中原文物，2022(6).

[7][8][13][16]范晔.后汉书·礼仪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张鸿亮，卢青峰，严辉，史家珍.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J].文物，2011(9).

[10]西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新编诸子集成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2：353

[11]班固.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范晔.后汉书·灵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范晔.后汉书·孝章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范晔.后汉书·百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8]陈直.三辅黄图校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19]春秋公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0：2243.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J].考古学报，1993(3)；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洛阳市朱仓村M683东汉墓园[J].考古，2022(6).

[21]严辉，张鸿亮，卢青峰.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相关问题的思考[J].文物，2011(9).

[22]班固.汉书·高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3]班固.汉书·贡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4]班固.汉书·外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5][26]范晔.后汉书·皇后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7]范晔.后汉书·孝安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8]严辉，史家珍.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第一阶段工作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2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J].文物，2007(10).

作者：严辉（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 2024年第1期

责编：昭晣　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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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玉器释名
• 严辉：洛阳东汉帝陵地望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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